于恩锋

摘要：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同时作用于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研究表明这种双重作用在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消费差异辨识，城镇居民差异辨识度则较低，需要针对城乡差异采取不同措施。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性，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主体收入决定了消费中的主要方向和层次。

關键词：居民消费结构；城镇化；年龄结构；收入来源；灰色关联度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是当下甚至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四川省所面对的一种客观实际，也是相关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背景，在提高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研究二者与省内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认为城镇化与消费需求变化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一是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变化、集聚形成规模经济，提升居民就业和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按照经济学理论，收入提高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优化。二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能够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以及带动农村居民消费习惯向城镇居民靠拢，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理论认为攀比的心理会造成消费的“棘轮效应”。三是新增加的城镇化人口由于可以享有比之前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完善的保障制度，储蓄会降低，提升对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品的需求。

朱勤和魏涛远（2016）的研究表明，在消费者生命周期中，衣着、居住、交通通讯消费属于“年轻偏好”显著的消费支出，而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和服务属于“老年偏好”明显的消费支出。根据曾毅和李玲（2006）的研究，老年人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是成年人的3～5倍，人口老龄化会显著增加对医疗保障支出的需求。同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预防性需求也使储蓄率上升，对消费产生负面冲击。少年人口增加作为纯消费者增加了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消费水平上升，同时抚养支出集中于衣着、食品和教育。李余和詹懿（2013）的研究表明四川省人口老龄化加速对四川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李德山和唐喆（2015）对1982-2011年的实证表明四川省人口老龄化造成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下降，也影响了消费结构。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为重要的变量，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者的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持久消费是家庭长期计划中的正常消费。对消费者来讲，基本生存型支出就应该属于正常支出，其主要由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决定，发展和享受型支出在收入水平提升之后，才可能成为长期计划中的消费。财产性收入往往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一种补充，经常被用于享受型消费支出。张慧芳和朱雅玲（2017）对我国1992年至2015年的研究发现，在国家层面，收入结构确实对消费结构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工资和转移性收入主要影响生产型消费支出，对发展型消费支出影响其主要作用的是工资性收入，享受型消费主要由经营性和转移性收入决定，财产性收入对发展和享受型支出产生影响。

现有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研究借鉴，但存在如下诸多不足：第一，基于宏观较多，多集中于国家层面或省级层面，不能体现更为微观的区域差别；第二，现有研究没有将人口结构变动、城镇化与消费结构三者做统一研究，在我国现有的背景是，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同时进行，二者的并存将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叠加效应，对不同地区消费结构的影响将因二者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二、实证分析

1. 变量与数据处理

消费结构分别使用居民总消费中8类支出的比例表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中城镇化率使用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区总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人口年龄分成4组，采用乐山统计口径结构0～17岁、18～34岁、35～59岁和60岁及以上，四组年龄类别可以更为细致考察消费的年龄特征。收入来源按官方统计口径可以分成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四类。以上数据均采用2004年至2016年，因2010年人口年龄构成数据缺失，因此共12年数据。城镇化率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其他数据都来源于乐山统计年鉴。

鉴于微观区域的数据可获得性特点，缺乏支撑回归分析的长时期时间序列以及相关的截面数据，本文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以弥补数据的不足。灰色关联度可以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大小，可以直接反映系统中各因素对目标值的影响程度，关联度越高影响越大。因数值计算量较大，下文以农村居民食品支出与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为例展示具体的计算步骤和过程，后文再直接给出城镇与农村居民各种支出的关联度矩阵。

2. 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消费结构为参考序列，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来源结构为比较序列，建立一个原始序列矩阵x0。以乐山城镇居民食品支出为例，将其设置为参考序列，城镇化、各人口年龄组和各收入来源结构分别设为x1、x2、…x9作为比较序列，各序列在时间点的观测数据设为xi（k），本文中，i=0，1，2，…，9，k=1，2，…，12，因此xi组成一，10×12的原始矩阵X，之后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 关联系数

首先使用Δi=|xi（k）-x0（k）|计算各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绝对差值，其中i=1，2，…，9，得到一个新的矩阵，然后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每个对应元素的关联系数ζi（k），关联系数计算公式为：

ζi（k）=

其中|xi（k）-x0（k）|=0|xi（k）-x0（k）|=3.90。ρ为分辨系数，本文采用研究中的惯常取值0.5。

使用上述公式计算关联系数矩阵如下：

ζ=1 0.89 0.87 0.87 0.84 0.82 0.78 0.75 0.73 0.71 0.70 0.671 0.86 0.99 0.99 0.99 0.98 1 0.99 1 0.98 0.97 0.961 0.84 0.99 0.99 0.99 1 0.95 0.97 0.97 1 0.99 0.991 0.84 0.93 0.93 0.90 0.89 0.83 0.83 0.83 0.82 0.82 0.811 0.81 0.92 0.91 0.90 0.88 0.81 0.79 0.77 0.74 0.71 0.691 0.93 0.92 0.93 0.92 0.89 0.79 0.76 0.75 0.75 0.71 0.711 0.96 0.98 0.99 0.98 0.99 0.96 0.96 0.94 0.97 0.90 0.911 0.95 0.89 0.92 0.80 0.83 0.82 0.90 0.91 0.84 0.63 0.581 0.99 0.99 0.88 0.77 0.72 0.60 0.57 0.52 0.50 0.34 0.33

4. 关联度

通过上述关联系数矩阵可以测度每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之间的关联度ri，其测度公式为：ri=ζi（k），即取每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每个对应元素关联系数的均值，测算结构得出农村居民食品支出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序列为ri=（0.80，0.98，0.97，0.87，0.83，0.84，0.96，0.84，0.68）。

使用同樣的方法可以测算农村和城镇其他类型支出与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来源结构之间的关联度（如表1所示）。

5. 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城镇化对农村居民衣着类、生活用品类和文教娱乐类消费支出具有最大的影响程度，说明城镇化对农民支出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城镇居民的着装、家庭用品和闲暇休闲等外在生活质量的提升被农村居民所效仿和追随，“入乡随俗”使农村居民更为关注“邻里比较”。这与城镇化对全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一致。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居住、交通通讯支出变动的影响相对要小，原因可能在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差距有关。城镇化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居民在食品支出中无法发挥“示范效应”，城乡具有类似的食品结构。可以看出，城镇化对乐山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本与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一致，基本验证了假设1的成立。

在年龄结构中， 0～17岁以及18～34岁人口对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影响最大，35～59岁和60岁及以上人口对生活用品支出变动影响最大。与一般认识不同的是，60岁及以上人口对医疗保健支出变动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按关联度数值来看反而是最小的，关联度数值最大的是0～17岁人口，单纯从数值看，四类年龄人口对医疗保健支出变动的影响程度相差无几，对文教娱乐支出变动影响最大的却是60岁及以上人口，这明显与全国水平的研究不同。乐山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年龄结构的关联度表明其部分符合假设2。

在收入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对生活用品、衣着和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变动影响较大，关联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来源的收入，这与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从数据看，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2004年的人均995元上涨到2016年的6385元，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34%上升为50%，而同期曾经作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从61%下降为31%。经营净收入对食品支出变动影响最大，这与这一类型收入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历史地位有关，也反映出这仍是农村居民维持基本生活条件的最为重要保障。财产净收入对文教娱乐、生活用品等影响程度较高，转移净收入则对生活用品和衣着支出变动影响较大，但从关联度数值看，这两类收入来源对各类消费支出的重要性几乎处于同一层次。总体来看，在所有收入来源中，转移净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是最低的。本文的实证结论基本上与假设3一致。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从影响程度上看，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影响最大的是衣着和医疗保健，之后依次是食品、生活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类消费支出，最小的是居住支出的变动。但从关联度数值看，城镇化对各类消费支出变动的影响程度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都是非常高的，这种特征也表现在年龄结构关联度中。整体看，四组年龄人群都对八类消费支出变动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关联度数值都很高，最大差异也仅为0.04。收入来源结构中，除财产性收入之外，其他来源收入与八类消费支出变动的关联度也非常高，而且同一个因素之间的数值差异也非常小。财产净收入与八类消费支出变动的关联度显著地小于其他三类收入，关联度都在0.66左右，说明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程度也比较低，这与财产净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低比重有关，2016年乐山城镇居民的这一比重为7%。因此，从关联度整体上看，城镇化、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来源在影响乐山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中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

1. 消费结构的优化以可支配收入提高为前提。在低收入水平上，消费结构只能是低质量的重复没有改善的空间和条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满足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之外，才能谈得上提升质量和改善结构。收入增长对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性也凸显了经济增长对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决定性作用。

2. 在提高整体可支配收入的过程中注重提升分项收入。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将城镇化作为提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依托，切实提供多渠道的农村居民就业，增强技能培训效能。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稳定并逐步提升转移收入水平。提升居民财产收入途径，现期乐山市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很低，2016年人均仅有214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分别略低于四川省的269元和2.4%的水平，较低的财产性收入无法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带来太大的影响，提升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度，丰富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让农村居民更好地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从而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注重转移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适当增加转移净收入。

3. 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提升消费质量。城镇化是对乐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同时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向城镇居民靠近。为进一步发挥城镇化的作用，需要继续促进城乡融合，打破“二元”结构，尤其是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机制，例如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制度，消除抑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障碍，进一步打开消费空间和促进消费向更高层次发展。

4.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优化消费结构，尤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差异性较弱。有针对性的采取不同措施以满足不同年龄人口的消费需要，主要以满足老年人衣着、生活用品、文教娱乐需要为主，劳动人口的则以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为主，少儿则以食品和衣着为主。

参考文献：

[1]雷潇雨，龚六堂.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06）.

[2]朱勤，魏涛远.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J].人口研究，2016（06）.

[3]曾毅，李玲，林毅夫编.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余，詹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关系研究——以四川为例[J].统计与决策，2013（21）.

[5]李德山，唐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西部发展评论，2014（10）.

[6]张慧芳，朱雅玲.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演化的差异研究——基于AIDS扩展模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12）.

*基金项目：2018年乐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乐山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实证研究”，课题编号：SKL2018C22。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