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与青少年社会化风险规避

2019-05-25翟光勇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3期

翟光勇

关键词：网络社会;时空;青少年社会化

摘要：网络社会崛起加速了青少年社会化时空转型，并推动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社会化媒体勃兴，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健康社会化风险。身处网络社会时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榜样缺位、认同危机和人际区隔等风险越来越凸显。为了应对上述风险，当前除需要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再造青少年初级群体及其认同外，还应大力培育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与思辨能力。

中图分类号：C 913.5; G 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9）03011106

Abstract：The rise of Internet society accelerates the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of teenagers' social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enagers' socialization mode. The flourishing of social media further aggravates the risks of adolescent health socialization. In the time and space of network society， the risks in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teenagers， such as lack of role models， identity crisis and interpersonal separa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above risks， we should not only reconstruct the socialized time and space of teenagers， rebuild the primary groups of teenagers and their identity， but als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ir media liter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纵观人类传播技术发展史，传媒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曾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但美国未来学家保罗·萨弗（Paul Saffo）却认为人类存在明显“技术近视”。即人们往往过高估计一项新技术的短期潜在影响，而低估其长期影响。这必将导致“我们先是行动过火，然后又行动不足。”[1]9网络传播科技迅猛发展，似乎正在印证萨弗的判断：当我们热情拥抱新媒体时，似乎很容易忽视网络社會崛起对社会的潜移默化影响，以及这种结构性影响究竟如何发生。本文尝试基于时空社会学理论视域，探讨媒介环境变迁给青少年①社会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一、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与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

（一）网络社会时空转型及其“脱域”

当前，以社会化媒体勃兴为新标志的移动互联网早已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仅建构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也在建构着个体日常生活及其价值观念、社会认知、情感经验、行为方式及社会化过程。[2]以“信息时代三部曲”享誉全球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网络社会”崛起正在重组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3]469在卡斯特看来，网络（network）意指“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nodes）”，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指称一种日常现实空间中的社会形态。他认为，网络社会崛起必将带来以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时空转型”。[3]91

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大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前现代社会“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总是一致的”，“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发展不仅让各种“缺场”（absence）因素的作用日益彰显，也让社会活动越来越受到远距离因素的影响和控制。故此，伴随现代性的时空分离与重组，“脱域”（disembeding）现象的发生不可避免。“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5]“脱域”描绘的是现代社会关系如何摆脱传统社会时空“此时此地”的限制，呈现出的一种特征和状态。正因如此，主体的人逐渐从与其个人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地域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并逐渐蜕变成一种原子化的个人。吉登斯还援引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观点，认为主导型媒体引发的时空转型不仅会促使社会与个人日常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同样也会影响主要通过社会化来实现的“人类经验的传递”模式的变迁。[5]18-27

（二）网络社会的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

“人类经验的传递”有赖于个体的社会化，对青少年成长更是如此。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6]104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于个体生命始终的长期过程，青少年社会化阶段尤其关键。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的维持和发展，青少年个性人格的健全和完善，无不与青少年社会化的效果息息相关。

毋庸置疑，青少年社会化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中进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社会网络结构的变迁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利用不断发展的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对人类社会时空框架进行解构的过程。”[7]13由此可见，网络社会崛起及其引发的社会时空转型，自然都给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和结果带来结构性影响，即社会学家称之的青少年社会化模式变迁。这种社会化模式变迁又主要体现为：社会化主体泛化、社会化控制弱化和社会化进程压缩等。

“社会化主体”是指“那些影响我们自我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等生活取向的人和群体。”[8]79在传统社会中，青少年社会化最重要的主体多是家庭、邻里、伙伴群体等。中国式家长制的自上而下、长辈权威教化、晚辈被动服从的传统社会化模式以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网络社会的时空转型，这种传统型社会化模式正遭遇新型社会模式的挑战。如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化主体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发展导致传统权力（权威）越来越出现“非领土化”和“去中心化”趋势，过往以年龄、资历等传统权威为要素的话语权正在日益被消解。

网络社会青少年社会化主体泛化，又会带来传统社会化主体控制的弱化。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中，新型社会化主体可以是一个新闻网站、网络社区、社会化媒体平台等。新型的青少年社会化时空突破了传统时空“此时此地”的特定限制，传统熟人社会化环境逐渐让位于陌生社会化情境，这种崭新的社会化时空和范式变迁在给青少年社会化提供部分新的可能性同时，更多则是弱化了传统的青少年社会化过程控制，以及大大压缩了传统青少年社会的进程。

随着社会化媒体日益嵌入日常生活，传统社会化模式下的“实体流程”逐渐让渡“虚拟现实”过程，青少年社会化周期在网络社会“时空聚缩”中将被大大缩短。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电视媒介兴起将改变和压缩传统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由于人类生长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电视传播符号解码的简单性导致少年儿童和成人相当大程度地共享信息，让成人世界毫无保留地向儿童开放，导致少年儿童社会化应有的进程被压缩甚至打破，结果是“成人化的儿童”问题日益严重，最终会导致“童年的消逝”。[9]142约书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担心电子媒介让传统以年龄分期为地域边界的消解，最终导致成人化内容对儿童的侵害。他发出警告说：“儿童似乎在接受正式教育以前就知道了过去是禁忌的话题。”这将带来一系列“儿童问题”与潜在风险。[10]218

二、网络社会时空中青少年社会化的潜在风险

客观地说，青少年社会化模式的变迁会为其社会化带来新的机遇，如传统模式下青少年社会化内容倾向群体化特征，网络社会新型青少社会化模式使得社会化内容更具有个性化色彩。[11]但新型社会化模式下社会化主体泛化、社会化控制减弱、进程压缩等也会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潜在风险。

（一）网络社会的榜样模糊与消解

青少年社会化是一种外在教化与主体内化的双重过程。社会教化提供青少年社会化外在环境，主体内化凸显青少年社会化中的选择性和主动性。中国儒家传统提倡“教化”，通过上行而化成以下，向来重视外部环境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故此，晋代的傅玄说，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责方。澄之则渟而清，动之则流而浊。”[12]112荀子则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13]5

从社会学习理论看，青少年社会化过程是一个认知、接受、模仿、内化的渐进式过程。青少年社会化进程能否顺利，首先要确定其社会化被模仿和被学习的对象，或曰树立正确的“榜样”和行为“标准”。但当下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青少年社会化越来越受网络社会及其时空转型的影响。由此，“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中，多元分化的社会化主体、自主开放的社会化形式、个性张扬的社会化内容成为青少年新型社会化的重要特征。”[14]正如波兹曼所担心“童年的消逝”一样，网络社会中的感性连接、随意交际，注定了碎片化时空中社会化实践的稍纵即逝，并呈现随意、松散与不稳定的新型社会化特征。网络社会青少年外在教化日渐呈现出社会文化和价值标准的驳杂多元，导致其在主体内化过程中难免会眼花缭乱，难辨是非。就其本质，当前困境更多是传统标准误置和榜样错位。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社会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愈发让青少年社会化中的学习标准和榜样出现争议性和不稳定性，往往让青少年无所适从。换言之，网络社会青少年社会化风险似乎早已不是“有无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的问题。

（二）“后喻文化”时代的认同危机

青少年社会化是一种对既有社会传统价值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认同与内化过程。认同不仅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前提和基础，同样也是其社会化的目标与旨归。网络社会时空转型及其“脱域”，在给青少年带来更多自由和解放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使其逐渐丧失历史纵深感和地域认同感。卡斯特甚至有点悲观地认为：“网络社会的抵制认同，像曾经构成工业时代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瓦解时产生的个人主义方案一样，到处可见。”[15]409-411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中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是因榜样模糊和标准多元杂呈;另一方面则来自传统权威日渐消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社会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是现代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图景，网络社会“去中心化”更是加速了傳统权威的消解。如针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反哺”及其代际间认同危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早就有过精彩论述，她将人类社会按代际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1）过去：前喻文化和学富五车的长辈;（2）现在：并喻文化和亲密无间的同辈;（3）未来：后喻文化和前途未卜的晚辈。米德敏锐地预见：现代社会演进中传统权威的消解与子代对父辈的认同危机必将相伴相生。[16]7-1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对此也提出警告，她呼吁我们应更多关注网络科技对青少年身份认同和身份重塑造成的不良影响，“因为身份问题是青少年生活的核心”。[17]18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社会化媒体越来越深度嵌入青少年日常生活，赛博社会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时空消弭的赛博空间“族群分割或精英对立现象普遍，不同群体、不同立场、不同价值的声音杂陈其间”，使得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18]这些都容易激化“后喻文化”时代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认同危机甚至是身份焦虑。

（三） “群体性孤独”情境中的人际区隔

传统的青少年社会化通常是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环境中进行。在传统社会，家庭和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最主要场所。网络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却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全球化和信息化不仅削弱传统权威和人际关系纽带，流动的空间和压缩的时间同样让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趋向虚拟化和抽象化，进而诱发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人际区隔现象发生。有人甚至担心，“由于网络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虚化，以具体的时空和人际互动为基础社会性走向‘终结……如果长期沉迷于网络空间中，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存在感与疏离感并存便在所难免。”[19]

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是传统青少年社会化最直观、最常见方式和途径。网络社会崛起，尤其赛博社区越来越嵌入日常生活，青少年社会化的空间场所越来越从传统熟人社区转向社会化媒体时代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中的青少年社会化更多体现为交往方式的间接性和交往角色的虚拟性与匿名性。前者如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以互联网为中介、以文字为载体的非直接社会交往;后者如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沉迷或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等。

伴随现代传播科技突飞猛进，传统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方式正逐渐被技术化和中介化的交往方式所取代。类似的间接性、虚拟性交往方式如果长期发展，容易诱发青少年社会化中的现实疏离和人际区隔，导致青少年内心焦虑甚至是孤独。特克尔认为，网络社会中数字化的社交关系让我们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却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孤独。[17]1其结果，很容易诱发青少年社会化中的偏常行为或网络成瘾等，这显然都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社会化。

三、网络社会青少年健康社会化的风险应对

无论是上文针对青少年社会潜在风险分析，还是下文探寻应对之策，本文意不在全面分析青少年社会化的风险及其应对，而是希望聚焦于网络社会时空转型给青少年社会化带来的风险及其规避。故此，我们接下来重点谈谈网络社会转型中的青少年社会化风险规避之策。

（一）重塑青少年社会化的时空

青少年社会化是在特定的网络社会时空中进行，这种时代语境与社会文化情境归根结底是人类实践活动建构的产物，这也为我们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提供了逻辑依据。某种程度上说，网络社会时空“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网络社会时空同样具有一定的区隔性和地域性。就区隔性而论，网络社会不仅存在不同子系统的社会网络，也有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向度之分。因此，针对青少年群体社会化时空的重塑，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制度、规定、习俗等加以规范和引导。如在法律和制度层面，通过完善和贯彻执行青少年教育法规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等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这不仅可以有效改善青少年社会化时空虚化带来的冲击，也可以有效防范青少年社会化中出现人际区隔等风险。

信息传播科技与互联网迅猛发展，虚拟网络已成为青少年社会化重要的空间场所。在社会化媒体勃兴的当下，网络空间中多元价值观杂呈、信息泛滥且泥沙俱下、良莠不齐。青少年长期暴露在此类信息环境之中，难免会给其健康社会化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无论政府、社会，还是家庭、学校或大众传媒，都理应在青少年社会化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如通过法制法规建设、平台监管、内容规制或传媒自律、舆论导引等诸多手段，共同努力为青少年社会化创造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空间环境。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同样需要承担起青少年社会化引导者职责，积极创造更多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交往活动空间，逐渐引导青少年从线上走向线下，真正融入鲜活、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而在更为现实的时空维度中推进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

（二）再造初级群体及其身份认同

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认为“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是人性的养育所。初级群体是指由面对面互动所形成、具有亲密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家庭、邻里、青少年游戏群等。库利强调初级群体在个体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初级群体是个人的社会性获得和理想人格形成的基础和关键。[20]23-24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不断进步及网络社会迅速崛起，导致新型青少年社会化模式下初级群体的衰退已是不争事实。这种衰退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生活世界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造成青少年生活走向个体化，甚至趋向自我封闭和人际区隔。青少年初级群体的消解，也影响了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样会影响其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人格形成。故此，再造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初级群体及认同就显得尤为关键。

通常，家庭和学校在青少年社会化发展中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向来在青少年社会化中举足轻重，是建构青少年初级群体最重要的地域场所和主导力量。但随着现代转型社会的生存压力及应试教育“阴魂不散”，当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代际或师生间的生活化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中国式家庭教育中“缺失的父亲、焦虑的母亲和失控的孩子”成为常态。家庭理应“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其对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情感疏导，再塑其“自我认同”都至关重要。[21]因此，青少年父母理应充分意识到初级群体对青少年成长的价值和意义，懂得“漠视是一种最大伤害”的道理。不能因为所谓的生活压力，习惯性用物质给予来代替对青少年的情感陪护。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当下，父母和学校老师还应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不应仅仅将考试成績当作衡量青少年成功与否的单一标准。而应积极、主动地为青少年初级群体的构建和维系创造良好条件。在朋辈群体对于青少年影响正日渐突出的当下，社会和社区等也应努力为青少年创造适宜的游戏、活动和运动空间，进而为青少年初级群体的构建及其健康社会化做出贡献。

（三）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与思辨力

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再造初级群体及其身份认同等对青少年社会化自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的主体性。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行为的产生遵循三元交互决定论[E=f（B）]，即“行为、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实际上是作为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产生作用的。”其中人的主体性作用尤为关键。班杜拉提出，儿童的社会行为习得主要是通过观察、模仿现实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为来完成的。[22]1-6但网络社会时空转型中，现在青少年的效仿对象越来越摆脱传统的“此时此地”限制。大众传播媒介故此也就成了他们观看世界的“窗口”。因此，感知外部世界、判断或选择正确的榜样与价值标准，无不需要青少年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和独立思辨能力，这些也因此成为其健康社会化的重要保证。

青少年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他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信息时，表现出的认知、选择、理解、评估以及传播等能力与素质。青少年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提升，首先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和法规，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提供相对良好的现实环境;其次，相关学校教育机构还应增设媒介素养教育方面课程，加强对青少年媒介素养的训练和培育;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大众传媒更应强化其内容生产过程中的精品意识，通过传播正能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等来积极推动青少年健康社会化，这也是中国大众传媒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青少年辨识网络社会中纷繁芜杂、良莠不齐、海量甚至是泛滥的信息，更有利于青少年社会化中的榜样树立和价值观形成。但必须正视的是，网络社会崛起，尤其虚拟社区越来越嵌入到青少年日常生活，青少年群体的交往娱乐化、阅读碎片化和信息消费快餐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难免会导致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所言的“浅薄”现象普遍发生。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大力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另一方面还应强调对其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辨力的培养。这不仅需要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同样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学校和大众媒体等各方的协同合作。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上曾经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支持和帮助青少年成长成才，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故此，网络社会时空转型情境下，重塑青少年社会化时空，再造青少年初级群体及其认同，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及其理性思辨能力，不仅关系到网络社会转型中青少年社会化风险规避，同样也关系中国社会的未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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