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义

【摘 要】成语精辟简短却又内涵丰富，蕴藏着历史的影子。其中“胡”字成语的演变也折射出了魏晋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从天之骄子之含义到“无根无据”“杂乱”的代名词，由“胡”作“乱”字义的演变充分反映了魏晋时期民族大融合过程的艰难以及产生的文化碰撞，分析研究这段时期的民族关系，这也对后世处理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魏晋；民族关系；胡汉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9-0230-02

成语是我国古代汉语中特有的固定词组，它经过历史锤炼而成，简短精辟却又内涵丰富，而有的成语亦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其中涉及“胡”字的成语或俗语可谓典型代表，如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一派胡言等，它来源于史书典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被赋予了其他意义，后人的主观性也添加其中，致使部分涉“胡”成语在流传中产生了含义变化，不再同于原典本义，而魏晋时期的胡汉关系也可从中进行探寻。

一、从天之骄子到杂乱象征

早在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胡”的记载，《周礼》“胡无弓车”①郑玄注为“今匈奴”。可见“胡”为古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自称，狭义指匈奴人，后泛指北方游牧民族。《汉书》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②说明“胡”在匈奴人心中是天之骄子的代称，是自豪的象征。而从“胡”字本义来看，许慎《说文解字》中释“胡”为“牛垂也。从肉古聲。戶孤切。”仅指兽颈下的垂肉。在《西北民族辞典》中，“胡”的解释如下。

胡，西汉前期对匈奴的称呼，此后逐渐扩大，用它来称呼北方和西域的民族和国家，古汉语中“胡”有“大”意，北方少数民族的形体要比中原人高大，所以中原人称之以“胡”。而“胡”的北方民族语音当为ghur，相当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中的gur，意为“联合”“团结”。匈奴为许多北方部族联合而成，因而自称为“胡”。③

由上可见，“胡”字本义多为褒义或中性词，并无贬义。而随着历史发展，有关“胡”的成语却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一派胡言”“胡言乱语”泛指人的语言不切实际；“胡作非为”“胡搅蛮缠”则指某人的行为不顾法纪或不讲道理，由此可见，曾经的“天之骄子”的代称“胡”，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语义上已基本成为贬义，它代表的已是随意乱来与不遵章法了。

二、“胡”进中原过程的融合与排斥

关于“胡”字字义的演变原因，应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并不缺乏交流，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有政治联姻，如殷纣王曾为笼络鬼方而联姻，根据吕思勉的考证，当时的鬼方即为羌；周襄王为了报答狄人之恩，不顾大臣谏阻，娶狄女隗氏为后；秦襄公将其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借此改善两族关系，等等。这种政治联姻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他们的子女往往具有两族或者多族的血缘关系，这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民族之间的交流方式还有贸易往来，如两汉时期，张骞、班超等人通西域，设都护，加强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对西域的管理。

当然，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难免会因为利益纷争而导致兵戎相见。早在秦汉时期，北方匈奴严重威胁着中原王朝的政权，北方人民深受其害，故秦长城筑起，汉朝组织反击，特别是汉武帝时派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一度出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④的局面，另外西北的车师、乌孙、大月氏，西南的南越、昆明夷、夜郎，东南的闽越等少数民族都与中原王朝产生过战争冲突。

但一般来说，这些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交流接触多集中于某一特定人群（如贵族阶层、士兵、商人）或者特定地区（如边塞地区），而通西域、设都护主要为一种由汉到胡的单方向交流。所以说，中原地区大部分的百姓很难直接接触到包括“胡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了解也非常有限，所以此时“胡”字也并未衍生出关于“乱”的含义。

但是到了魏晋时期，这种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形式以及规模得到了巨大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中国古代的一个乱世，大规模的动乱层出不穷，如董卓之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侯景之乱等。众多少数民族也趁机纷纷建立政权，大量少数民族内迁，到了十六国时期，统治者为了壮大自己力量，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人口争夺，战胜者把人口掠夺到自己统治区，严重打破了以往各族的隔离状态，形成了一种民族混居的局面。江统的《徙戎论》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描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这种大杂居的状态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前提，各民族在此时加强了联系。而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也认同华夏文明，自称华夏后裔，如前秦皇帝苻坚以及北魏孝文帝，他们在位期间都积极学习汉族文明，推行汉化政策与民族融合，这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而对于当时的漢人而言，他们并没有较好的心理状态来接受少数民族的突然到来。因为当时的汉人普遍受“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影响，以自己的礼仪教化为标准，崇尚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夏秩序，而且对自己的文明有着高度的自信。相比之下，内迁的少数民族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汉人眼中，周边少数民族不知礼仪，缺乏文明，见利忘义，皆为“蛮夷”，是蒙昧与野蛮的代表，对于他们建立的政权心理上并不认同。江统在《徙戎论》中也认为他们“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尤其是“五胡乱华”一事，使得汉人的“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空前强化。西晋八王之乱期间社会凋敝，经济衰退，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机建立政权与汉族政权相对峙，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使得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直接进行了全面接触。而此时汉族大世家“自以门阀素高”，处处流露着对胡人的不屑与蔑视，如侯景对高欢之子高澄称呼为“鲜卑小儿”，而寻常百姓面对胡人的骚扰更是对他们的到来充满了排斥性。

另外在文化上方面，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道教相继发展，诸子学说不同程度得以复兴，而不守章法的“胡人文化”的到来导致了一种文化的巨大碰撞。加之“五胡”是携带兵戈而来，战争的苦痛让汉人更是对胡人充满了痛恨，这种情节难免会遗留在文化之中，绵远流传。所以胡人的言语“胡说”，胡人的行为“胡闹”，随着历史推移逐渐落为贬义，逐渐约定俗成，直到今日。

从少数民族内迁的过程来看，虽然伴随着冲突与排斥，但是民族大融合无疑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这也是不可逆转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在积极探索民族融合的方式方法，在政治方面他们重用汉族人士，打击本族豪强权贵；在经济方面他们仿效魏晋屯田制度收取田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文化方面，他们更是对儒学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如匈奴贵族刘渊从小师事汉族士人崔游，研习儒家经典，前秦苻坚大力提倡儒学，兴修学宫。随着民族融合与汉化的推进，这种民族文化直接的排斥性也是日渐消弭，甚至在共同的斗争中各少数民族可以同仇敌忾，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元氏贵族元举墓志铭写着“洞兼释氏，备练五明，六书八体，画妙超神，章勾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情，尤右琴诗。”可见当时胡人也不再是跃马弯弓的莽撞武士，部分贵族阶层甚至开始“士大夫化”了。

三、带给当下的启示

从魏晋时期民族关系我们可以认识到，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它的途径与形式多种多样，这一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由于文化的差异、习俗的不同，民族交融过程很难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会出现民族歧视、民族排斥的现象，这些问题应当认真分析。研究魏晋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民族融合具有艰巨性。民族融合不是简单的混居，它是一个有关宗教信仰、价值判断、文化选择、生活习俗的长期磨合过程，可以说是一种艰难的前行发展。当然，无论是汉化还是胡化，被融合的一方民族属性不会立即消失，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淡化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融合并不等同于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本质应是自然与自愿的，而非被迫产生的结果，盲目的、强制性的民族同化往往适得其反。另外，民族融合也应该是主动的，往往是发展程度低的民族向发展程度高的民族进行主动学习与融合，这一特点在魏晋时期显得十分明显。

第二，要正确看待文化交融。民族的融合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服饰、言语、婚姻、习俗都伴随着不一样的价值判断。在传统夷夏观的背景下，华夏王朝往往自持虚骄心理，对蛮夷文化充满着深深不屑。但以当代民族观来看，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应充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正如当时的胡人言汉语，虽然受到了汉人的嘲笑，但实质上这是文化学习与文化融合的过程，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故不应以蔑视的眼光来对待。

另外，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特定习俗，其中积淀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一部分依旧会被保留下来，对于这类文化习俗，要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盲目鄙视与排斥只会激化民族矛盾。

第三，要维护好当今民族关系。当前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關系来之不易，是经过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需要珍惜维护。纵观历史也只有民族团结，国家才能昌盛富强。正如崔明德教授而言，民族问题无小事，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事关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⑤

注释：

①《周礼·考工记》。

②《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六十四上》第3780页，中华书局。

③《西北民族辞典》“胡”字条。

④贾谊《过秦论》。

⑤崔明德.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十点认识[J].烟台大学学报，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