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7点30分，你已沉沉睡去。蜷在床的半边（像一只猫咪），线帽和口罩也不摘下来。在你枕边是读到一半的《纳粹医生》（枣红封面上有刺眼的白色纳粹标志），一个用旧的亚马逊电子阅读器，页面显示的《精神分析引论》。刚才在饭桌上，我们曾探讨“平庸之恶”，耶路撒冷被告席上的艾希曼和奥斯维辛的维尔特医生谁更该上绞刑架？他们是如何在恪尽职守的普通职員和杀人犯之间，浑然不觉地完成了角色转换？如果时光退回到1909年深秋的寒冷下午，当希特勒与弗洛伊德擦肩而过，他们会在彼此的身上看到什么（显然，一切并非病理学意义上那么简单。你不能说换一身衣服，就能够将“日常自我”剥离下来锁进意识的阁楼，穿戴上另一个“情景自我”并嵌入那个巨大的有机体，成为其中一个触须、一个器官、一根惯性蠕动的绒毛），而人类能否自证清白？另一本《亲爱的日历》里是一首首美丽的爱情诗，这样的两本书放一起，着实不搭调。就像今天，上午我和你妈妈去超市购置年货，以及烟花、春联和红酒，却不得不以口罩遮脸，在不可描述的天气里，我们像两个沉着的地下工作者。下午我们坐在客厅的布艺沙发上，回忆你小时候的天真与可爱，等着你回来，与我们一起迎迓又一个春天来临。饭桌上的话题如此沉重，并不对应窗外偶尔照亮了夜空绚烂烟花和隐匿的星辰。去年烟花特别多，今年零星的几粒暗合了晦暗的时局，以及我内心的忧虑。现在，你睡着了，在平时属于我的位置，发出轻微的鼾声。床头灯的暖光照着你的脸庞，切近而遥远，如同此在的世界。再过4个小时，我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五十个春天。亲爱的女儿，有一首诗积在我心里不能说出，不能寄与春风，也不能写下来，而只能达于沉默。它是不可救赎的，并随同时光一起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