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70后，媒体人，一心两用，亦文亦书，汉字的意蕴美和形态美，皆不忍割舍。读书愈多人愈惑，忙里偷闲偶露锋。

近日，有位家長看到女儿初二的语文课本，肺都气炸了，“无违夫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这样的句子要求学生反复诵读。注释和课后的练习题，也没有引导学生进行反思。他认为，这是宣扬“顺从丈夫是妻妾之本分”的落后思想，毒害当代青少年。

其实这位家长误解了。此话源自《孟子·滕文公》，在这篇对话录中，有人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孟子却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往上爬，没有仁义道德，因此，他们不过是小人，奉行的是“妾妇之道”，哪里谈得上是大丈夫呢？孟子意在批判一味顺从、在权和利面前毫无原则的嘴脸。

孟子极力批判的“妾妇之道”，却被历代专制王朝奉为圭臬，将其引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专制社会维系等级制的规则，维持皇权统治地位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历代王朝法律中关于抗旨、大逆、大不敬、犯上等条款，使一切下级望而生畏。臣子对皇权、下级对上级的敬畏、驯顺、服从，成为下属的最高道德信条和言行准则。正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所言，“这样的一片妾妇之道，汉以后有不少的太平宰相正靠着这种方术的实践而博得了安富尊荣”。

古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一些人在穷时尽顺从之态，达时却飞扬跋扈，杂文家柏杨称之为官场的“婆媳文化”现象——苦命“媳妇”熬成“婆”后，不但不优待苦命的“媳妇”，反而比原来的“恶婆”更凶暴地虐待“媳妇”，以从心理上进行补偿。这里的“媳妇”，其义与前面的“妾妇”相同。

隋朝幽州总管燕荣，性情严苛残暴，对左右官员常常鞭打，每次以一千鞭为单元。曾经在路旁见到荆棘，命人砍下制造刑杖，然后用人体作试验。挨杖者诉说无罪，燕荣说这次等于预支，以后有罪时可以抵消。那人想，反正可以免刑，不久真的犯了罪。燕荣说，没有罪还打，何况有罪？照样杖打。

元弘嗣调任幽州长史，成了燕荣的下属，他很害怕，坚决辞职。皇帝特下令给燕荣：元弘嗣如果犯的罪要责打十鞭以上的，要先奏报批准。皇上有明令，燕荣不敢违背，于是派元弘嗣监收仓库粟米，如果颗粒不够饱满，或扬起来仍有谷皮的，立刻处罚，虽然每次鞭打，都不满十下，但一天之中，甚至打三四次。双方怨恨日深，燕荣索性逮捕元弘嗣，囚禁监狱，不准家人给他送饭。皇帝实在看不下去，命燕荣自杀。

深受醋吏之苦的元弘嗣，按理说应该体恤下属和民众，等他熬到接任燕荣的官位后，却比燕荣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每次审讯囚犯，都要用醋灌入犯鼻中，或者摧残其下身。皇帝委派他负责监造战船。各州派去服役之人都备受他的折磨。他令官兵督役，使丁役们昼夜站立于水中劳作，劳工们“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无数。

燕荣、元弘嗣是极端例子，但“婆媳文化”在古代官场普通存在。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人人处于等级中的特定地位，除皇帝外，其他人每个人既是“主”又是“奴”——在上级面前是“奴”，在下级面前是“主”。历史学家刘泽华将其概括为“主奴综合性人格”。

“主奴综合性”既是人格特点，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定位。与其相匹配的是，自卑自贱、顺从驯服、阿谀奉承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与文化，遍布整个社会。其源头是权力崇拜和权力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