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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编后的文艺兵何去何从

2019-05-24郑宇钧

华声 2019年3期
关键词:战旗文工团战区

郑宇钧

2019年1月,广东河源,南部战区陆军“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成员雷湘(中)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新兵演唱。

这是最后一次演出,原南部战区陆军战士文工团的演员们,一路巡演,上过小岛,跨过海峡,2019年1月22日,在海南谢幕时,这群老兵面对台下摆手的众人,潸然泪下。

岁尾年初的这两个月,南部战区“文艺轻骑兵”小分队走进广西、云南、广东、海南一处处军营,在一片沙漠迷彩中翩翩起舞。他们还单独为炊事班、观察哨演出,没舞台,就在灶台旁的空地演;没音响,手机外放就是喇叭;没伴奏,掌声就是节拍。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新编制落定后,很多人都得离开,但在最后时刻,得把这个挂了91年的金字招牌擦亮,封存好。”这支“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党总支书记魏远峰介绍,此行22人,既有技术六级的女歌唱家王邵玫、雷湘,也有曾获全国文华大奖的话剧演员张阿亮、白文显,但更多的是二十出头的舞蹈演员。

2018年12月,在广东深圳,战士红星艺术团受邀录制央视元旦节目。这个由民企景耀集团新成立的艺术团,有八十多位演员,以脱下军装的原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和原成都军区战旗杂技团为班底,原战士杂技团正连职干部张权为团长,在战士杂技团待了22年的李童,成为民企的摇钱树。

告别的时代

2018年12月10日,成都。刘怡来到原战旗文工团的大院,送别将北上兰州的战友们。刘怡年少出名,她领唱的《鲁冰花》、《世上只有妈妈好》曾传唱全国,2002年,她成为首批全日制本科生被招入战旗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回忆在文工团的那些年,刘怡更多的还是感激。转业后,刘怡接下一出话剧,这是她第一次演话剧,饰演钱学森夫人蒋英,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2015年,“九三”大阅兵仪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拉开“世纪军改”大幕。越来越多的文工团员意识到,军旅生涯面临分岔点。

2016年2月,原七大军区番号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五大战区。揭熙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在起变化。“早有心理准备,看着身边战友走了很多,走,成了大趋势。”

木已成舟,揭熙最终也上交了转业报告。2018年11月17日,他当选广州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这是北方曲艺表演家首次进入以粤曲表演、南派曲艺为主的市曲协主席团。

2015年,从西藏拍摄完电视剧《雪域雄鹰》回川后,正团职的李媛上交了转业报告。李媛在“战旗”提干,在“战旗”屡屡获奖,在“战旗”连续3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1997年央视春晚的舞蹈演员,全来自我们战旗歌舞团”。

面临改革,邓祥辉也思考起自己的出路。当时,战旗文工团副团长邓祥辉已被列为正团职后备干部。当时,战旗文工团有六位团领导,三位女同志选择退休,还有两位男同志转业安置到机关。班子成員里,只有邓祥辉下定决心离开体制。

“我和‘战旗十几年了,很有感情。我作为班子里唯一创业的人,有义务把传统传下去。”邓祥辉将培训机构命名为“战旗美艺”。在他看来,以“战旗”为名,是把血脉保下来,“不能让‘战旗就没了”。

“军改让很多战友自主择业。”李媛回忆,她当时联系邓祥辉,提出想把战友们的资源作整合,他们一拍即合,加上正团职的罗莹,三人组成创始团队,李媛任董事长、校长。

激情燃烧的时代

1994年,9岁的揭熙和表哥王磊一道,拜大舅杨子春为师学艺。杨子春是原战士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文职三级(正军级)。1995年,揭熙哥俩被吸收为战士话剧团“一团火”演出队的编外演员,“那时团里已经给我发津贴了,但身份还不是军人。”

这对小搭档很快崭露头角,屡屡获奖,不久被批准入伍。2013年到2015年,是揭熙印象里慰问演出最频密的年份。“每年一百二三十场,密集时一天要有4到5场演出,我每一场大概上2到3个节目,加主持。”

姜昆以及国内知名演出团体都曾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舍不得这身军装,舍不得广州”。

刚进文工团的头五年,刘怡自言属于“坐冷板凳”,五年一度的全军文艺汇演,是文工团最为重视的比赛之一,见证了她从舞台边缘到舞台中央。2004年,她全程只能做看客,2009年时,她上了五个节目,每一个都是领唱。

2013年4月5日,邓祥辉由原成都军区宣传部调往战旗文工团任副团长。上任时,他就强调加强为驻训部队演出。“在别人眼里,文工团一度只是‘唱唱跳跳的文艺单位。”于是,当时战旗给自己的定位是,“服务型文工团”。

为了减轻部队负担,战旗“去了就演,演了就走”。在西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他们天一亮开着演出车出发,到了驻训营地,车一停,背景板一亮,往车前平整出一块场地,铺一张帆布,一个简易的舞台就完成了,再挂上横幅“只给官兵送欢乐,不给部队添麻烦”,演出完不接受部队接待,当即返程。

走与留

“文工团撤编,对这帮老兵来说,除了情感上的割舍以外,其实对生活影响并不大,有些人的事业发展反而能更好。部队有部队的规矩,比如不能商演。转业后,没了束缚,又有自主择业费作为保底,可以去创收。”邓祥辉认为,“撤编,影响最大的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我们有基础了,至少生存问题不发愁。他们如果换岗,很可能得重新开始,这是比较残酷的。”

2018年12月,南部战区陆军“文艺轻骑兵”在云南广西等地,巡回慰问演出。11天辗转2省8县市,行程四千余公里,演出45场次。22人中,副领队姚林辉是唯一来自文工团的专业演员,她曾先后在二炮文工团、武警文工团、战士文工团工作过,如今,这个女高音在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在她熟悉的慰问演出场合。

如今,赵子晔(化名)随队在驻兰州的西部战区某文化队待命,而和她同批毕业的战友们,有的复员,有的回高校深造。当初,她是由战旗文工团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委培,5年学制结束后,她回到战旗,发现已物

。是人非,资深的前辈一个个打报告转业。赵子晔服役年限未满8年,不具备转业资格,如果要退出现役,就只有按战士复员处理,这意味着不得不放弃“国家干部”身份。

有些前辈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惋惜,“他们是这几届军艺毕业的孩子中素质最好的。留下的人,很可能是业余文艺队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支持,他们可能出不了作品。”

摘编自《南方周末》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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