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紧日子”，怎么过

2019-05-24尤梓

华声 2019年3期

尤梓

这几年“紧日子”一直在提，但科级干部陈平切身感受到这一点还是去年七八月。

“县里融资平台被叫停后，所有公务员工资拖了一个月，全县除了开工在建的大项目，其他政府投资的项目全都停了。”

其实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是2018年下半年至今大部分人的认识。

其间，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多次刊文提醒各界：我们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外部环境很复杂，内部经济压力在加大。2019年，将是一个“过紧日子”的年份。1月28日，南航发布文件，要求全集团“过紧日子”甚至在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经济日报》用的标题就是——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压缩支出。

应该说，信号极其强烈。在陈平印象中，上一次如此大张旗鼓地提“紧日子”还是2008年。

“五虎争食”

2008年12月22日，武汉市政府第5次全体会议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时，时任武汉市市长阮成发要求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严格控制行政成本，2009年武汉市政府要严格执行“四个零增长”，即会议、接待、出国和公车四项费用零增长。

“零增长”这个力度当然不能和十八大后“三公消费”百分之十几下降相提并论，但梳理上一波政府过紧日子的举措，大致均是如此：在当年春节前召开的地方人代会上，许多省市都作出了过“紧日子”的承诺——北京市预计两年内不新购公务车；湖南提出省级公务购车经费压减30%；河南提出公务购车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待费用和出国出境经费等支出实行零增长……

当年有某省财政厅厅长在全国人代会上发言说，“人、车、会和网络、招待”这五个点，是造成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方面。除了必要支出外，从导致浪费的角度来看，这里的“人”是指“机构冗员过多，乱开销”；“车”是指“公车过多，车轮腐败”；“会”是指“会议过多、借开会乱花钱”；“网络”是指“网络资源重复建设，并不真正用于办公”等；“招待”是指“浪费严重的招待”。

对于“人、车、会和网络、招待”这五方面，当时曾有文章评论称其为“五虎争食”，导致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铺张浪费现象令人痛心。自然而然，政府过紧日子也基本都是从这些方面着手，严格控制“人、车、会和网络、招待”等支出增长，严格控制一股性开支，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

上海徐汇区政府业务经费预算被“一刀砍掉10%”，近2000万元，成为当时舆论热点。这2000万元中，会务费最多，占了50%。原来当地一些部门、街镇，每年有几次在外面开会，每次会议一般安排住一夜。而在2008年底的预算中要求2009年“住一夜”的开支被大部分砍掉，区长已原则要求“当天去，当天回。”

还有一些当地机关里的电脑使用原来5年就可报废更新，今后只要维护后能正常使用的电脑，将延长到8年报废更新。办公桌椅等，尽量调剂使用。

“紧日子”过得怎么样

从2008年至今十年间，“车、会、招待”方面的变化最大，尤其是十八大后。

陈平告诉笔者，以前当地每年接待的各类检查较多，接待上级动辄就到饭店吃喝。十八大后，从八项规定开始到后来的作风建设，对公款吃喝等管得越来越严，当地接待也很多转到了政府食堂里，相对以往而言，接待费用减少了不少。

在福建省连城县姑田镇，党委政府为节约开支“自加压力”，在嚴格执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食堂用餐实行“拼餐制”：如果一餐饭同时来了两三拨客人，要是人数不多就鼓励拼桌，这样又能省下一桌饭菜。

这让各地政府“三公”经费大幅度下降。在陕西省西安市郡邑区，2016年“三公”经费较2013年下降900余万元；在大连，2016年“三公”经费同比下降33%，堪称政府对自己“最抠门”的一年。

“人和网络”变化则不大。比如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上，随着大部制机构改革和党政机构改革推行，这些年党政机构总体上在减少，但在财政供养人员上并未有效减少。最近一名县委编办的工作人员就告诉笔者，当地到去年年底财政供养人员4750多人，其中公务员1110多人，工勤人员150多人，事业人员3480多人。“这个与2017年相比，财政供养人员只减少8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一些公务员称，八项规定下所谓的“紧日子”并不是真正的紧日子，“只能算是‘三公经费正常化，各地政府每年大量的预算外收入，政府使用时受到的约束更小，难说是紧日子。”

这就导致一些极端个例时不时出现，刺激公众的情绪。比如，2018年就曝出，贵州省毕节市一个乡镇居然花了20多万元修建了一个养鸡场接待观测点，安徽省阜阳颍州区扶贫办以60万元的预算采购“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