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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记忆

2019-05-23唐博

财经国家周刊 2019年7期
关键词:孝感刘家新政

唐博

抗战期间,国学大师顾颉刚曾寓居四川。他发现,当地民间对“解手”这个词的来历众说纷纭。顾颉刚撰文一篇,进行了一番考证。在他看来,“解手”源于清初的强制移民,湖广填四川造就了“解手”。

那么,这场中国历史上浩浩荡荡的大移民行动,除了留下“解手”的典故之外,还留下了哪些历史记忆?它对今天的中国人口布局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政策红利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新官上任,从重庆溯江而上,前往泸州。一路上观风问俗,发现“舟行竟日,寂无人声”。对于即将治理的这个大省,张德地感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

人迹罕至,土地抛荒,意味着百业萧条,税收无着。长此以往,官府就得喝西北风。张德地焦虑万分,他已经顾不得抱怨眼前这一幕的诱因——明末清初四川境内的大规模战乱了,而是立刻奏请朝廷下令,要求各省督撫检查户籍,给发路条和盘缠,把流浪在各地的川人全部撵回四川。

其时,天下刚刚安定,各地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恢复重建。张德地的奏请,就是赤裸裸的“抢人”。哪个督抚会乖乖配合呢?尽管清廷给予支持,但三年过去,应者寥寥。

无奈之下,康熙帝对湖广(湖南、湖北)高层进行了密集人事调整,消除了“湖广填四川”的最大行政障碍。有湖广带头,各地督抚再不敢怠慢,只好忍痛割爱,放川人西行。

新政 康熙十年(1671年),清政府出台了“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和“准令五年起科”两项新政。

单纯的行政措施显然不够。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出台了“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和“准令五年起科”两项新政。前者的意思是,不管原籍是不是四川,只要入川,就可以根据文化程度和履历给予官职;而后者则是,入川定居的流民,一律免税五年。新政通过经济手段给新移民带来了实惠,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有清廷的两项新政引领,四川各州县也搞起了“自选动作”,比如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种植经济作物等惠农举措。官府的政策引导,对四川人口的迅速恢复和膨胀,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只有50万左右,远低于万历年间的300万。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到乾隆元年(1736年)基本恢复到了万历年间的水平。

政策虽然利好,但腿是长在老百姓身上的。做出大搬家、大移民的决策,对每位逃难到湖广等省的川人,以及其他后来入川的民众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筚路蓝缕

刘家大院,位于四川中江县西北的富兴镇。大门早已没了门板,一眼可以望到里面的正屋。有些屋子的顶瓦有掉落,显得破败萧索。然而,正是这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这个家族筚路蓝缕的隐约记忆。

刘家祖籍江西,明代迁到湖南。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刘廷寄离开湖南,成了刘家入川的第一代人。对他来说,告别故土,前路未卜。因此,他没有径自动身,而是派16岁的长子刘朝珪(字汉卿),先一年入川打前站,选定在中江县龙居里安家,这才举家迁来。

位于湖北麻城市区中心的麻城移民博物馆。很多川人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多数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

这是一次艰辛的旅程,全家人背井离乡,跋涉数千里。这是一片处女地,“人烟稀少,林密山深,鸟兽纵横,鬼物恣寄”。条件虽然艰苦,但总算活了下来。

事物总是辩证的。条件差或许也意味着机遇。当时官府规定,允许先入川者随意占垦。于是,先到者在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有的“跑马为界”,有的“插竹为界”,有的“削树皮为界”,把“圈地”的“姿势”发挥到了极致。刘家也不例外。等到雍正年间刘廷寄去世,长子刘朝珪当家时,刘家俨然已是中江县的大家族了。

到乾隆年间,入川的两湖人士越来越多,能占的地却越来越少,甚至无地开垦。后来者只能给地多的先来者当佃户,租种谋生。刘朝珪不仅把多余的耕地拿出来租佃出去,并用奖勤罚懒式的方法对待佃户。

刘家族谱里记载,刘朝珪对佃户“时有暇,省其禾麦。勤而善者,则减其租而拟奖之,惰而劣者,则升盒取盈而加责焉”。这样一来,佃户打的粮食多,不仅自己能吃饱饭,刘家的租粮收入也有了保证。就这样,刘家的底子越发雄厚。当地干脆也从“龙居里”改名“汉卿村”“刘家沟”。

在祖宗观念浓郁的清代前期,告别祖坟和宗祠,跨省另立门户,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然而,“树挪死,人挪活”,千千万万的“刘家”抓住了“湖广填四川”的时代契机和政策契机,改变了家族命运,也改变了自身命运。他们是敢于吃螃蟹的时代弄潮儿。

孝感现象

很多川人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多数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然而,从宋代到明代,麻城的县志里就找不到孝感乡这个词。而到清代,孝感乡虽然冒了出来,但没有大规模移民入川的记载。显然,孝感乡在“湖广填四川”的进程中,被人为地神化了。为什么川人会对孝感情有独钟呢?

“湖广填四川”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土客矛盾”异常尖锐。由于来川的湖广移民最多,相对强势,便自然推到了土客矛盾的突出位置。双方械斗不断,官府也无可奈何。为了占据优势,湖广人索性纷纷自认老家在孝感乡,从而靠祖籍地凝聚力量。有些移民干脆冒籍孝感乡,就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跟着大家有饭吃。甚至一些“贱籍”百姓,趁乱冒籍,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良民”,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不管孝感现象有多少猫腻,“湖广填四川”确实造福了四川。根据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垦田不足1.2万顷。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突破46万顷,百年间翻了40倍。番薯、玉米、甘蔗等农作物,以及陶瓷等工艺也大量引入四川,不仅搞活了当地经济,也增强了人口承载力。

“湖广填四川”也有历史局限性,比如零门槛“抢人”,造成乾隆后期四川人口膨胀,人均资源萎缩,滋生流民问题,激化土客矛盾,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等。不过,它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布局版图,为推进西部开发、开辟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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