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元

3月25日，爆红一周的“流浪大师”沈巍坐上一辆豪车，离开围堵了他多天的看客们。网上说，沈巍离开后，他原来落脚的地方终于归于宁静，围观他的网红、主播也如鸟兽散。

在此之前，他们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围着沈巍拍视频、做直播，一度拥堵到需要警察拉隔离线来维持秩序。

这一两天，“流浪大师”沈巍的“热度”似乎有所减退。随着“流量价值”的过度开发，围绕在他身边的粉丝可能会逐渐减少。而同时，这个热点新闻中蕴含的一些法律问题，却值得我们进行一些“冷思考”。比如3月26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报道，沈巍坚称自己精神正常，却被两度送进了精神病院。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一个人进行精神病鉴定和治疗，到底该由谁说了算？

这里想把精神病的鉴定和治疗分为两类：涉诉的和非涉诉的。关于涉诉的，我国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明确严格的规定。早在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就已实施，刑事诉讼法也对此进行了规定。2018年2月，最高检专门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旦这点精神出了严重问题，对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社会评价乃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都要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目前印有“流浪大师”肖像的文化衫已经在淘宝上售卖，沈巍若想维权，他到底有没有必要的民事行为能力，很可能就成了一个疑问。

就实际情况来看，非涉诉的精神病鉴定与治疗程序，无论在制度设置还是实际执行方面，与涉诉的相比，都还存在一些不尽严密细致之处。这也可以理解，精神病程度千差万别，一刀切很困难。但不可否认，这也给“沈巍们”留下了一定的隐患。

那么，如果一位成年公民能够清晰表达，他又不同意对自己进行精神病鉴定和治疗，这时候，谁有权利向医院提出鉴定和治疗申请？医院能否对其进行鉴定与治疗？据沈巍自己介绍，他从小跟外婆住，个人兴趣一度被父亲阻断，一直很压抑。从小家贫，有捡破烂的习惯，后来到了单位虽然不再捡破烂卖钱了，但节俭的习惯不变，仍会把很多东西捡起来，废物利用。

他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其实并没有垃圾，只是东西放错了地方而已。这样的一个沈巍，家人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很丢人，同事、领导们也这样认为，于是他就有了被疏离、被“病退”的经历。第一次是家人说他有精神病，把他“送进去关了3个月”，第二次是街道。对于当时的鉴定结论，沈巍至今认为是“一面之词”，“我捡垃圾不是生活所迫，只是一种生活理念。”

这就有点儿尴尬了。其实，我们从沈巍的遭遇和诉说来看，他显然并不愿意做一个流浪汉，而是因为被疏离、被丢弃，进了“流浪界”，那么他所谓的“纯粹”、“简单”、“干净”、“渊博”之类，显然也就有了被的成分。

健全非涉诉的精神病鉴定与治疗制度，首先应当确立一个原则——无病推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之前，如果他有准确表达的能力，他人不能随意剥夺其意志自由;同时，由于精神病人可能会做出一些危害他人和自身安全的事，我们既要保障真正的精神病人得到及时治疗，又要防范“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情况的出现。

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设置：在一个人确有治疗需要或存在现实危险时，可以由其近亲属、居委会等向有关机关申请对其进行鉴定和治疗，有关机关应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这样一来，既保證了办事效率，又多了一道关口。同时，当事人对于鉴定结论不服的，也应设立一道复议程序，以确保精神病鉴定与治疗的准确与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