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研究物质、意识实在的本质;研究意识的符号化规则、规律;研究意识的逻辑化规律;研究认识的本质和方法的人类智慧。

第一章  意识起源

意识的起源也就是人类的起源，也就是哺乳动物的起源，也就是爬行动物的起源，也就是动物的起源，也就是意识符号的起源。

1.1 人与动物的感知差异

动物有人类没有的感知能力。

美国动物科学教授坦普尔·葛兰汀、大脑和神经心理学博士凯瑟琳·约翰逊：

“动物身上有两个特点和其极端感知有关，一个是动物的感觉器官和人不同;另一个是其大脑处理感觉信息的过程和人类不同。”[[1]]

狗有比人类灵敏的嗅觉，并能够利用嗅觉发现毒品和爆炸物;海豚能够利用声呐判断方位和物体，锁定目标猎物;蝙蝠利用超声波定位，捕食猎物;蜣螂昆虫能够感知到月光的偏振现象;大象可以利用人类听不到的次声声波相互交流，能够听到4公里之外同伴的呼叫声，到了晚上，随着气温的逆增，这个距离可以增加到40公里以上，同时还会用脚跺地利用震波进行交流。

1.2 人与动物的情欲差异

动物和人类有共同的基本情感。动物情感的生理基础与人类一样都来自于大脑。

动物科学研究确认动物具有四种基本情感，在动物出生后不久就表现出来：愤怒，追捕猎物的冲动，恐惧，好奇心、兴趣和期望。

大多数动物具有四种基本的社会情感：性吸引力和性欲，分离焦虑，社会依恋，游戏盒大闹。

人类具有的大多数情感动物也有。澳大利亚的石龙子是但配偶，美國的雌性响尾蛇会像雌性哺乳动物那样，竭力保护自己的后代免受伤害。

“动物情感和人类情感的主要区别在于动物不像人那样有混合情感，它们想爱就爱，要恨就恨，无论是相互之间还是对于人类都不会爱恨交加。另外一个重大区别是动物的情感可能没有人类的情感那么复杂，它们不会感到羞愧和内疚，不会感到尴尬和贪欲，也不会像人类那样总希望超过自己的人栽跟头。以大脑为基础，简单情感指源于爬行脑和哺乳脑（古哺乳动物）的基本情感，如恐惧和愤怒。复杂情感又叫二级情感，也源于爬行脑和哺乳脑（古哺乳动物），但它们还和新皮质有关（即人脑的大脑皮层）。二级情感建立在基本情感的基础上，涉及更多的思维和分析。例如，羞愧、内疚和尴尬。”[[2]]

1.3 人与动物的手势和身体（语言）符号差异

人与动物的手势和身体符号表现在手势、表情、身体动作方面。声音本质上也是身体符号。

查尔斯·达尔文揭示了动物动作的起源、发展的三个原则：

“第一，有用联合性习惯原则。能够满足某种欲望或是对医治某种感觉疾病的一些有益的活动，如果经常地反复进行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自此以后，无论该活动当时是否有裨益，只要有这种欲望产生或是这种感觉出现，即使微乎其微，也会有如是动作发出。

第二，反对原则。在反对的冲动下有意识地施行反对运动的行为，经过一生的实行成为坚定不移的习惯。所以，在某种动作或精神状态下会根据第一原则做出规规矩矩的反应;则在与此相反的精神状态的兴奋刺激下，会产生与前正相反的动作，无论有用无用，必将有会对其行为产生强烈且不可控制的影响的倾向。

第三，神经系统构造直接作用原则。与意志独立无关，与习惯也大部分无关，只与兴奋的神经系统在身上的直接作用相关。”

“情绪激动者狂暴的举动以及无意义的动作，多半可以归因于神经力的无方向的传导，另一半可归之于习惯的影响。因为这些动作经常代表漠然地殴打的动作，所以这些动作或为第一原则中所包含的体态。”[[3]]

动物表情：动物痛苦和恐惧时发出声音;愤怒和恐怖情绪下皮肤附属物毛发、羽毛竖立;准备打斗和愤怒的表情耳朵向后耷拉;集中注意力时竖耳昂头。

人的特殊表情：痛苦和恐惧时哭泣;悲哀苦恼时眉毛倾斜、口角下压;喜悦时发出笑声，大笑时流泪;饥饿、苦痛、愤怒、嫉妒、恐怖等时眼睛周围的肌肉会强烈收缩，皱眉;激怒时嘴唇向后缩拉露出咬紧的牙齿，冷笑、轻侮时露出脸上一侧的犬牙;嘲弄和侮慢与反侮和冷笑一样，表现为稍微露一下面部一侧的犬牙，还表现为眼睑半闭，或两眼向别处看;弹指表示轻蔑，唾弃也是表示轻蔑或厌恶的普遍体态;高傲的表现是头部和身体保持直立，无力和无能为力时耸肩;惊恐时眉毛上扬，并且眼和嘴都大张;因羞耻、惭愧、谦逊导致他人对自己的贬议的一种敏感顾虑而赧颜。

1.4 人类祖先与动物的社会化生存方式

1.4.1 人类祖先与动物社会化生存方式的标志是固定巢穴的形成

生物学家研究发现，人类具有的高级社会行为的生物学起源与动物群体社会行为起源是相似的。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教授爱德华·O·威尔逊教授：

“通过对昆虫到哺乳动物的上千种动物物种的比较学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最复杂的社会是从真社会性（具有高度的社会化组织）动物中进化而来的，真社会性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境。根据定义，在完全社会性的群体中，成员之间互相合作养育后代，群体中的成熟个体可分为两个以上的世代。它们也存在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是通过许多繁殖能力低的个体自动放弃繁殖机会实现的，目的是给那些繁殖成功率高的个体更多机会去提高群体的繁殖率。”

“在过去40多亿年中，地球上进化出了成千上万个物种，在所有的进化历程中，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真社会性动物只有19种，分散在昆虫、海洋甲壳类动物和地下啮齿类动物中。如果将人类考虑在内，那么总数就是20。”

“在所有已知的真社会性动物中，真社会性形成之前的最后一步是构筑安全的巢穴。动物可以从巢穴中外出觅食，在巢穴中养育幼崽直至它们发育成熟。当进化初期的最后一步完成后，构成真社会性所需要的一切才能完备：供亲代和子代所栖息的巢穴和成员之间互相分工养育后代的生活方式。”

“大约在200万年前，在非洲生活的一种南方古猿（人类的祖先）筑起了营地，也就是巢穴。让专门的狩猎者外出狩猎，并带回捕获的肉食和其他人共享，这样做无疑更有效率。作为回报，狩猎者可以在营地中受到保护，他们的后代也可以居住在营地里安全长大。”[[4]]

1.4.2 真社会化生存方式的进化

在距今3.5亿年—2.5亿年的古生代，没有发现真社会性物种出现的古生物学证据。在距今2亿年—1.5亿年的中生代，发现白蚁和蚂蚁进化证据，才找到了真社会性物种出现的古生物学证据。在经历了大约1亿年灵长类动物进化历程后，人类的祖先在600万年前开始出现，灵长类动物都是真社会性物种。真社会性物种一旦形成，它所具有的社会组织行为就可以帮助物种在自然选择、自主催生上占据较大竞争优势。

真社会性物种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相对固定的巢穴或营地;种群个体成员有明确分工;种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符号化意识的沟通;

威尔逊和德国昆虫社会学家伯特·霍尔多布勒教授对真社会性物种昆虫显示了昆虫社会化生存方式的特征：

“昆虫群落真社会性标准：合作照顾发育不完全的个体，同一社会内至少包括两代成员，生殖成员和非生殖成员共存。”

“在每种处于进化上的先进的真社会性动物中，我们都观察了明显的生态学或至少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生殖阶层（王后）和非生殖阶层（劳动者）。劳动者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几个在形态学上独特的亚等级，如小工、中工和大工。在先进的真社会性社会中，劳动者展现出一种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于是任务和角色分配要么依据个体的年齡（年龄分工），要么依据生理学特征（身体分工），要么二者都会参考。依赖种特异性的社会组织和发育阶段，群落（社会）在劳动者的角色、任务分配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虽然如此，最常见的模式依然是年轻的劳动者主要在巢里忙碌，主要照顾王后和幼体;年长的劳动者更多的参与巢外有风险的行动，例如推垃圾、筑巢、觅食、保卫巢穴和领地。”

“劳动合作和分工的结合赋予社会性昆虫一种巨大优势。在任何特定时刻，一个独居的生物只能做几件事且只能待在一个地方，而通过部署其劳动力，一个昆虫社会能够同时进行多个活动，并保证群落成员同时处在不同位置。其结果是，社会性昆虫，尤其是蚂蚁和白蚁，在绝大多数陆生生态系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美洲切叶蚁属切叶蚁高度组织性的合作觅食有赖于其信息传输和社会通讯（符号化意识）信息传输有很多发生在它们收获、采集的路上。切叶蚁以其'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的觅食路线著称。早先的行为实验显示，觅食轨迹是蚂蚁用毒腺囊的分泌物标记的。这种踪迹信息素至少包含两种功能性成分：一种易于挥发，充当了征召信号;另一种挥发性小得多，作为持久的定向线索。”[[5]]

1.4.3 人类祖先社会化生存方式

人类祖先古猿社会化生存方式首先要解决的是充足的食物来源;其次要抵抗掠食者确保生存安全;再次就是要成功的繁衍后代，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创造技术和文化”。

人科古猿从森林走向草原生存，面对最危险的掠食者就是奔跑速度快、咬合力巨大，栖息过非洲大陆的剑齿虎、巨额虎、巨猎豹、美洲猎豹、狮子等猫科动物，这些猫科动物最大的捕食优势不在森林，而是在草原和灌木丛。这些猫科动物重要的掠食目标还不是人科古猿，而是比人科古猿体型要大、食源更丰的大型食草动物，如野牛、野马、角马、羚羊等。

人科古猿最大的安全威胁很可能不是动物掠食者，而是人科群落自身因食源竞争、繁衍“战争”带来的同类杀戮。

人科古猿从森林走向草原要在接近水源地的岩洞寻找新的营地栖息。

狩猎采集者大多以小群体生活，因此，在广阔的领土内他们的人口密度很低一般以25人左右（七八个左右家庭）的群体生活，居住在250—500平方公里范围内。

人科古猿社会化组织形态形式是以一个或多个一夫多妻制“类家庭”单元集合而成的人科群落，人科群落的最强雄性为群落首领，负责组织群落的采集食物、捕获猎物、抵抗同类杀戮和动物掠食者。

根据解剖生物学指标分析，纵观所有区分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灵长类解剖学指标，人类指标不偏不倚的恰好落在两者之间。

牛津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罗宾·顿巴（Robin Dunbar）教授研究认为：

“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人科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着和猿类相似的一夫多妻交配体系。如果说一夫一妻制确实得到了进化，那么大概也只能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即使如此，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一夫一妻制也不会是绝对纯粹的，而且也不会成为可以代表整个物种的特性。在人科物种中，两种性别（呈现明显的二态性）都表现出性关系取向的多态性，一夫一妻和滥交的两种表现形态大致均分。如果我们拿大猩猩和黑猩猩（加上红猩猩）之间的区别作为对偶结合和滥交之间不同点的基本参照，我们得到的数据将会显示，至少从古人开始（或许甚至从早期古人开始）就形成了某种类似大猩猩的伪单配偶形式，直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才有了在一定程度上更明确的对偶结合交配体系（当然和固性的一夫一妻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6]]

人类祖先生存方式经历了采集狩猎、狩猎采集阶段的发展，最后完全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生存方式。

采集方式阶段：

距今700万年—200万年前，人科古猿走出森林，居住在草原和林地夹杂的地带，由采集水果、叶草食物，增加到采集坚韧、质硬的块根、块茎、球茎和种子食物。250万年前，大脸巨齿的粗壮性南方古猿的牙齿功能可以证实采集食物的变化。

块根、块茎、球茎和种子含有比水果、草叶更丰富的蛋白质和营养成分，人科古猿使用有助于脑容量的增加和体质的增强，并且还可以减少采集食物的时间用于沟通交流。

狩猎采集阶段：

在约260万年前，人科古猿发现并掌握了火的使用，以及制造石器工具，具备了猿狩动物并食用肉食的前提条件。

古人类学家研究证实，人类祖先古猿以肉为食是在260万年前。

在此阶段，人科古猿因肉食的增加，大脑容量由800毫升增加到1200—1400毫升，完成了由人科古猿向现代人的进化，实现了熟练掌握运用手势和身体符号（语言）向熟练掌握运用口头语言符号的更高级的进化。

1.4.4 物种（动物）进化原理

物种（动物）进化不仅遵循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更重要的是遵循“自主催生原理”。

自然选择原理

“在变化着的生活条件下，生物构造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要表现个体差异，这是无可争论的;由于生物按几何级数增加，它们在某年龄、某季节或某年代，发生激烈的生存斗争，这也确是无可争论的;于是，考虑到一切生物相互之间及其与生活条件之间的无限复杂关系，会引起构造上、体质上及习性上发生对于它们有利的无线分歧，假如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有益于每一生物本身繁荣的变异，正如曾经发生的许多有益于人类的变异那样，将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但是，如果有益于任何生物的变异确曾发生，那么具有这种性状的诸个体肯定的在生活斗争中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保存自己;根据坚强的遗传原理，它们将会产生具有同样性状的后代。我把这种保存原理即最适者生存，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导致了生物根据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进;结果，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形里，就会引起体质的一种进步。然而，低等而简单的类型，如果能够很好的适应它们的简单生活条件，也能长久保持不变”[[7]]

“所谓'自然'，只是指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言，而法则则是我们所确定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8]]

自然选择是物种进化三种常见现象的结果：第一种是遗传;第二种是变异;第三种现象是繁殖成功率差异。

自主催生原理

物种（动物）因符号化意识誘导催生自身进化的规律称为自主催生原理。

关于人类进化的查尔斯达尔文疑问：

“如果能够证明一般概念的形成，自我意识等那样的某些高等心理能力绝对为人类所特有（这似乎是极其可疑的），那么，这等属性很可能仅仅是其它高度进步的智能的一些偶然附带结果;而智能的高度进步主要是一种完善语言连续使用的结果。新生的婴儿到什么年龄才会有抽象的能力和自我意识并且可以考虑到其本身的存在？我们还无法作出回答;关于上升到怎样的生物等级才能有上述心理能力，我们也同样无法做出回答。语言的半人为、半本能的状况仍然带有其逐渐进化的标志。”[[9]]

美国考古学会会长、怀俄明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L·凯利疑问：

“仅在少数基因突变的情况下，生活于树上的猿类才会依靠双脚穿越稀树大草原（乍看起来虚弱不堪，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适应性也有所提升）。但是，什么才会推进进化呢？”[[10]]

其他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都有同样的疑问。

人类祖先古猿为什么能双足直立行走？而人类祖先古猿的近亲属黑猩猩、大猩猩未能进化到双足直立行走？为什么进化到双足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只有一支进化出现代人类，其他古猿最终都灭绝？

物种（动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的本质差异上是脑的进化，脑意识的进化，脑的符号化意识的进化，物种（动物）是因符号化意识诱导催生自身进化，这种规律，称之为物种（动物）进化的自主催生原理。

物种（动物）进化不仅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自主催生的结果，自主催生使得同等物种（动物）在相同自然条件下实现“主动选择”成为最适者，最终得以存活。

物种从海洋鱼类进化到两栖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从爬行类进化到古哺乳类，从古哺乳类进化到人类的演变;物种从个体类进化到群体类，从群体类进化到真社会性类，从真社会性类进化到人类的演变;物种从海洋鱼类到到两栖类，从两栖类到爬行类，从爬行类到古哺乳类，从古哺乳类到人类大脑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大脑容量从几毫升到几十、几百毫升、再到一千多毫升的增加：从简单的刺激反应意识符号到感知行为和情欲意识符号，再到手势和身体（语言）意识符号，最后到口头语言意识符号进化发展的规律正是自主催生原理的客观表现。

1.5口头语言符号的产生

1.7.1直立行走

在距今5500万年新生代的早第三纪最早的灵长类物种生活在热带雨林，栖居书上。灵长类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自主催生物种，适应各种生存环境。3500万年—4000万年前，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分离，保留在旧非洲大陆的灵长类动物在2500万年前进化成猿，最终在700万年前的新生代的晚第三纪的中新世由猿进化出人类。通过DNA分析和化石证据得出，700万年前，人类祖先与同宗公祖的黑猩猩、矮猩猩分离开来，人猿分别期确定在700万年前。

2001年，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吕内、帕特里克·维格诺德等中非乍得乍腊沙漠（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地带）发现了已知最早的人科乍得沙赫人头盖骨，乍得沙赫人生活于700万年前，骨骼介于黑猩猩（脑容量小）和现代人（犬齿小）之间，头骨底部的枕骨显示乍得沙赫人是双足直立行走的。

200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布里吉特·赛努特和法国地质学家马丁·匹克福特在肯尼亚中部的图根山地区发现了约在距今620万年—600万年图根猿人化石。化石显示图根猿人犬齿巨大（早期灵长类动物特征），牙釉质较厚（与后来的人共享的特征），股骨表明是双足直立行走的。

澳大利亚生物学家雷蒙德·达特于1925年，在南非的汤恩遗址对“南方古猿”作出首次确认。达特描述了一种兼具人类和类猿特征的纤长的小型灵长动物“汤恩小孩”（距今300万年—200万年前），并将其发现命名为非洲南方古猿，就重量而言，它们与另一种南方古猿更轻，后者被命名为南方古猿粗壮种（距今200万年—150万年前），一种矮壮、结实、长有冠毛的灵长动物。

南方古猿包括地猿始祖（580万年前—430万年前）、拉密达地猿（440万年前）、南方古猿湖畔种（距今420万年—390万年前）、阿法南方古猿（距今390万年—300万年前）、南方古猿泉种（距今200万年—180万年前）、格里南方古猿（250万年前）、肯尼亚平脸人（距今350万年—320万年前）、南方古猿庞猪种（距今270万年—230万年前）、南方古猿鲍氏种（距今230万年—130万年前）、等，均有化石证据。

古人类学家大多认为，非洲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人类是由南方古猿的一支“南方古猿惊奇种”（260万年前）进化为“能人”（距今240万年—140万年前），再进化到“直立人”（距今190万年—20万年前），最后进化到“智人”（20万年前—现在）。[[11]]

人类祖先古猿直立行走需要头骨、脊椎下段、骨盆、股骨、胫骨、脚骨、膝盖等身体结构发生相应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漫长的。

人类祖先直立行走，双手不再承担身体的重量和行走的功能，“解放了”的双手主要承担意识的“手势符号化”表达功能，成为专门的意识“符号”工具，为自主催生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从此与人类近亲和其他所有的动物分道扬镳，开启了人类进化的新纪元。自此开始，人类祖先通过手势符号表达各种意识和意图，比如指示、沟通、合作、制作工具等。

1.7.2 工具制作

人类祖先在250万年前用石头碰撞制造出边缘锋利的“石器”，从而开启了人类创造和使用“技术”的新纪元。

考古人类学家玛丽·利基曾多年在奥杜威峡谷研究古猿打造的石器技术，这些石器除石片外，还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各種多边器等较大工具，多数是用熔岩卵石削成的，距今已有250万年历史。玛丽·利基将其命名为奥杜威石器工业。

印第安纳大学的尼古拉斯·托特花费多年亲自实验打造石器，掌握了从石头上打下石片所应用的力学原理。为了提高制造效率，制作者必须选择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头，从正确的角度进行击打，这个动作本身只有通过多次实践，才能将适当力度的力作用于正确的位置。托特研究结论：“很明显，早期制造工具的原始人对加工石头的基本法则有着较准的直觉。毫无疑问，早期工具制造者具备超出猿类的心智能力，制造工具需要靠运动能力和认知能力的相互协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古学家帕特·希普曼在研究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周边和奥杜威峡谷的考古遗址里出土的骸骨时发现了切割痕迹，表明：近200万年前，人类就会使用石片肢解尸体和剔肉。哈佛大学研究员格林·艾萨克在研究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周边考古遗址遗址时，发现那些被石锤砸碎的骨片可以拼合在一起，就能设想早期原始人取出并吃下骨髓的动作。证明人类把石器用于骨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祖先制造的不同功能和不同形状的石器，是人类祖先意识的符号表达。

1.7.3 火的发现使用

到目前为止，关于火的发现使用的直接证据相对较少。迄今发现最早痕迹是位于肯尼亚的库彼福勒和切苏旺加的用火遗迹，这两处遗址距今大约都有160万年。

考古学家在以色列一处考古遗址发现了火塘，测年为80万年前;在南非洞穴的一处考古遗址发现的火塘测年为10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火灰，测年在50万年前。

火的发现使用可以确定人类进化过程中饮食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和决定人类祖先的身体结构变化、体质增强和大脑的增大。

人类体质结构决定了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一样属于食草类动物，在火的发现使用之前以食草为主，偶尔食肉，包括食腐肉。

人类的牙齿在经过700万年进化后仍基本保持不变，它们不是肉食动物的牙齿。约翰·迈克杜格尔医生记录了两项关于人类牙齿的实际观察：“第一，人类不依靠他们的犬齿去撕咬或咀嚼肉食;第二，和其他食草动物一样，人类的压槽可轻易的前移、后移及侧移以咬食和磨碎植物，不像肉食动物通过固定下牙槽来增加啃咬时的稳定性和力量。”[[12]]

纽约城市大学索尼娅·雷吉尔、纽约大学医学中心马丁·罗森伯格、菲利普·蒂尔诺在研究报告《黑猩猩、狒狒和早期人类的肠道生态学和避免食腐性》认为：

“灵长类的消化设计是食物在胃中快速通过，然后延长其在回肠（一段小肠）和盲肠中的消化，这种组合增加了小肠被摄入的大量繁殖的细菌所占据的风险，会导致肠胃疾病。腐肉会迅速被大量细菌所污染，因为动物尸体的分解导致肉会暴露在来自捕食者唾液的细菌、来自昆虫消化道的细菌和来自死去动物自身肠道的细菌中。因此，非人类灵长类和人类在吃未煮熟的腐肉时，甚至在吃未煮熟的大量新鲜肉类时都很容易导致肠胃疾病。”[[13]]

火的自然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雷电导致森林树木的燃火;二是活火山带来的稳定火源。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北阿法尔州的尔塔阿雷、达洛尔活火山可以为南方古猿提供稳定的火源，只是目前缺少南方古猿如何使用火山火源的证据。从已经发现的人类祖先南方古猿主要骨骼化石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与尔塔阿雷、达洛尔火山距离来看，很有可能，阿法尔州的尔塔阿雷、达洛尔活火山能够提供的火源是人类进化中的“最为关键的一环”，火的发现使用是在260万年前。

1.7.4 发声器官的进化

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杰弗里·莱特曼、布朗大学语言学教授菲利普·利伯曼和耶鲁大学艾德蒙·克里林开创性研究结论：“咽腔扩大是使语言发音清晰的关键”。如果能够确定人类祖先各种群的喉部位置，就能判断出这一种群的发声和语言能力。它们研究了现存生物和人类化石的声道解剖结构，发现了它们的差异：在除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咽腔都位于喉咙上部，使动物能同时呼吸、饮水，但这种小的咽腔会限制声音的范围。除人之外的哺乳动物只能依靠口腔形状和嘴唇来改变喉部产生声音。而人类咽部虽然位置低，确使人类声音的范围更广，但这也意味着人类不能边呼吸边喝水，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婴儿出生时喉位于喉咙上部，与哺乳动物一样，因此婴儿吃奶同时可以呼吸，约18个月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咽喉下部移动，长到14岁时，喉长到成年人的位置。

1.7.5 头骨底部形状进化

人的头骨底部是拱形的，其它哺乳动物头骨的底部基本是平的。

杰弗里·莱特曼在对人类化石研究发现南方古猿颅底基本是平的，声音沟通能力受限。南方古猿发不出人类说话时特有的某些普通元音。莱特曼总结出：“化石记录显示，大约40万年到30万年，在远古智人中发现了充分弯曲的颅底。”

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已知最早的距今200万年直立人头骨可以看到其颅底形状的变化，根据这个直立人颅底形状判断，这个直立人具有发出个别元音的能力。莱特曼估计，早期直立人的喉位相当于现在6岁的小孩。

1.7.6 脑结构的进化

构成语言基础的脑结构非常复杂，人脑结构中分布着许多与语言相关的区域，如果在人类祖先的大脑中能够鉴别出这样的区域，会有助于解决语言的产生问题。人类脑结构进化的表征是收缩了凸出的脸型成为球状的外形，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布洛卡氏区。能够在大脑表面看到与语言和使用工具有关的布洛卡氏区，位于大脑太阳穴附近凸起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大学人类学家拉尔夫·霍洛韦研究了于1972年在图尔卡纳湖东岸发现的200万年前的能人化石头盖骨内侧布洛卡氏区，而且发现左右脑不对称，这表明能人的发声范围比黑猩猩广，黑猩猩只能用喘息声、不满声和哼哼声交流。他在发表于《人类神经生物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不可能弄清语言的起源时间和开始方式，但其起源可能要到“追溯的古生物学”。霍洛韦提出语言从南方古猿已经开始进化。[[14]]

第二、左右脑大小不同。大多数人的左脑大于右脑，部分原因是左脑与语言有关，而这种不对称也与人类惯用右手有关。

第三、脸部形状。现代人类脸型变小，几乎完全位于前脑的下方，人类祖先古猿脸型硕大，突出在脑颅前方。人类脸部短平结构带来人脑结构改变，眉弓变小;导致人类鼻腔更小、更短;颧骨变得更小;眼眶更短、更方;口腔也更短，舌头短而圆，使得喉部在颈部的位置比其它任何哺乳动物都低得多，因此人类声道的垂直管道和水平管道一样长;这种结果不同于所有其它哺乳动物，黑猩猩声道的水平部分至少比垂直部分长一倍。

菲利普·利伯曼指出，与大多数都会发生的哺乳动物相比，人类的特别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人类大脑极其擅长迅速准确地控制舌頭和其他结构的运动来改变声道形状;二是现代人类独特的短而平坦的面部使我们的声道有着独一无二的构造，具有有效的声学特征。

1.7.7 人类脑容量增大

科学研究表明，从人类祖先古猿直立行走开始大脑容量逐步增大，从南方古猿进化到人属，脑部突增50%，之后不再有大幅增加，大脑容量与语言能力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是决定性的，脑量的增加表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在逐步发展。

距今700万年—600万年前，乍得沙赫人、图根原人大脑容量350毫升;

距今600万年—200万年前，南方古猿大脑容量350毫升—550毫升;

距今240万年—140万年前，能人成年大脑重量800毫升;

距今190万年—20万年前，直立人大脑重量1000毫升;

距今20万年前—现在，智人大脑重量1200—1400毫升;

大脑容量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大脑新皮层上，即构成脑部最大部分的那些脑叶。大脑的外层新皮质在古人类和现代人类中都变得特别大。大脑新皮层分为颞叶、顶叶、额叶和枕叶，这些脑叶表面卷曲折叠，这种解剖特征部分在人类祖先化石中得到保存。

现代人类和古人类大脑新皮层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差异是智人的颞叶大了约20%，这对脑叶藏在太阳穴深处，负责执行许多使用和组织记忆的功能。颞叶的一部分负责感知和解释声音，颞叶深处的海马结构可以学习和存储信息。

大脑新皮层另一个相对较大的部分是顶叶。这对脑叶在解释和整合来自身体不同部位感官信息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顶叶负责处理文字等符号、理解如何操作工具、进行抽象推理。

颞叶和顶叶部位增大促使人类的头部变得更接近球形，因为颞叶和顶叶正好位于颅底中部一个铰链状结构的上方，随着出生后大脑迅速增长，这个铰链的弯曲度在现代人类中比古代人类中大了约15%，这使得大脑及其周围的颅骨变得更圆，同时使脸部经过旋转到了前脑下方。[[15]]

脑结构在人类进化发生变化过程中，人类额叶部分比猿类增大了6%，额叶结构更加复杂，链接更广泛。额叶是人类的合作、策略行动的指挥中心。额叶的额下回的布洛卡氏区（额叶左侧）不仅具有生成、理解语言的功能，还具有操控物体、搜寻、数学和音乐的功能。

儿童成长的过程也是大脑容量的一种增长过程。“3—6岁间大脑额区的神经元链接有很大的发展，这与儿童用符号思维的快速进步是一致的;7—15岁时，突触的发展高峰转移到颞叶和顶叶区了，在此期间，儿童可熟练地使用语言，这是颞叶的特殊功能;在十几岁时，大脑主动地破坏不需要的连接，尤其是额区的连接，这种突触修剪使大脑对抽象思维更加敏捷。”[[16]]

牛津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罗宾·顿巴（Robin Dunbar）教授通过对人类祖先的大脑与心里的研究，测量古生物头骨种属，估算出不同古人类脑前叶的灰色神经组织的规模，预测了“意图层级”数量：早期智人（约10万年前）和尼安德特人大约为四个层级，直立人只有三个层级，能人和南方古猿有两个层级，按此分析，直立人可能就有文化的能力了。

1.7.8 口头语言符号的产生本质上是人类手势和身体（语言）符号向口头语言符号的形式转化，体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

人类手势和身体（语言）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祖先自双足直立行走后，人类专有的手势（语言）符号即告产生，与身体（语言）符号构成了一个意识表示的自身符号整体。人类祖先古猿社会性生存方式面对如何共同制造工具、抵御掠食者、防御侵略者、共同采集、共同捕获猎物、共同分享食物等，必然形成组织、指挥、协调、合作等社会化意图，这些社会意图的表达方式在口头语言符号产生之前，主要是由人类手势（语言）符号承担，辅之以其他身体（语言）符号。

美国學者迈克尔·托马塞洛研究认为，人类祖先沟通行为最基础的手势，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手指物;另一种是图像手势。以手指物即引导注意力或直示的手势，把接收者注意力以姿势引导到某物上;另外还需要其他的认知工作，才能推断出其社会意图何在：为什么对方要有这样的指涉行为，这个沟通者到底想要接收者怎么做。图像式手势，或所谓的比划手势（也称描绘式、形象式、特征式、表象式或象征式手势）。使用图像手势时，沟通者用他的手或肢体（可能是静态地描绘某个物品）引发某种动作，目的在于引导接收者想象某个当下不在场的物件（或状况），也许是沟通者希望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或希望他去拿某个东西。也可以说比手势者把他想指涉的情况，替接收者象征出来，在此，接收讯息的人一旦知道了指涉物是什么，也需要完成其他的认知工作，才能推断出对方的社会意图。[[17]]

口头语言是在手势（语言）产生后，经过距今700万年—200万年前的差不多500万年的漫长演化过程才得以产生，在这500万年间，手势（语言）功不可没，和其它身体（语言）共同催生了口头语言的物理学基础：大脑皮层的形成，尤其是额叶的额下回的布洛卡氏区的形成;脑结构的进化使得人类喉位下移、口腔缩短、舌头变圆，具备了必要的发音器官和声道。所以可以认为口头语言是人类手势和身体（语言）发展的产物，是手势和身体（语言）的一种形式转化。

手势（语言）符号和口头语言符号都要依赖身体本身才能展现和表达，也可以认为它们是身体（语言）符号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与其它身体（语言）符号行为和表情相比更加“专能化”。从符号学意义上分析，人类进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说是人类符号的自主催生发展规律，即由身体（语言）符号自主催生了手势（语言）符号;由手势（语言）自主催生了口头语言符号;由口头语言符号自主催生了文字语言符号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章  意识符号化

意识的语言符号化是人类与动物的分野。

人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规律表现在人类符号化产生和演变的规律上。

符号是意识的表达，一种是传递式表达;一种是本能反应式表达，符号是意识的记号。语言符号是意识概念化基础。

2.1 口头语言的发展

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家迪安·福尔克人脑进化研究表明语言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发展了：“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并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会用其不断变大的脑部来做什么。”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通过研究现代人脑而不是脑部化石得出了相同结论。他在1989年发表于《人类进化》上的文章中强调道：“语言能力在大脑和语言相互作用的自然选择中进化，已经至少持续了漫长的200万年。”[[18]]随着人类祖先“直立人”的出现而产生;随着“智人”出现发音功能相对成熟。

口头语言在200万年前产生，直到文字语言产生，进化发展了200万年。

2.2 文字语言的产生

2.2.1文字的创建

文字的创建是人的主动意识行为。

十八世纪，格劳塞斯特的主教威廉·沃伯顿在1738年出版的《摩西圣使》中首次提出了文字的演化理论。他考察了埃及古文字、汉子、阿芝台克语的文字之后认为，所有的文字均起源于叙述性的图画，图画变得越来越简化，最终发展成抽象的文字符号。

沃伯顿的象形文字理论200多年来一直是文字起源的主导理论，但是，到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在考古证据的基础上对象形文字起源理论发起了挑战，提出了新的理论。譬如，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研究认为文字起源于计数：“楔形文字的直系前身是陶筹系统。这些小的、由黏土制成的物体形状各异——圆锥体、球体、盘状物、圆柱体等——它们是史前近东地区的算筹，可追溯至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它们是为了迎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了记录农产品的数量，在城邦时期扩展到记录手工作坊里的产品数量。陶筹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兴起有一定联系，它们与等级制同时产生，在城邦形成时期达到顶峰。文字既是新的行政管理需要的结果，也是源于抽象计数。”[[19]]

汉子是典型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系统。中国学者唐汉研究认为汉子的创建符合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如无必要，无增实体”的思维经济原则，汉字创建经过汉字象形系统、汉字形声系统两个阶段。汉字象形系统始于商代造字之初，结束于春秋时代（商代甲骨文、西周青铜铭只有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三种字类）;汉字形声系统始自战国时期，结束于清代。“汉字象形系统由象形造字法、指事造字法、会意造字法三个子系统有机构成。作为汉字象形系统有机构成物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共同遵循着以形表意原则、共性生活经验原则和人本主义原则。汉字象形系统的构件要素也有三个，即字根、字缀和字素，它们是汉字象形系统的'质'的规定。汉字形声系统由转注造字法、形声造字法、假借造字法为其系统构成。汉字形声系统则遵循以形表意兼表音、共性文化经验、人本主义三项基本原则。”[[20]]

文字从表达语言的方法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字来记录语言里的词或词素的表意文字系统;另一种是用字来记词的音节或音素的表音文字系统。

文字是再现具体口说话语的书写标记。文字再现语言。汉语中汉字书写符号和汉语的语素对应。词的语音和语义对应，语句的构词与语音对应。

2.2.2 文字语言的形成

文字的产生不等于语言的形成。文字是在语法基础上形成语言。

语言符号结构原理决定着语法。语法更多的是由约定俗成规则组成。乔姆斯基说到：地球上所有的人所说的其实是同一种语言（语法的本质相同性），只不过是在词语上互不相同而已。

普遍语法包括普遍语音学、普遍语义学和普遍句法学。

诺姆·乔姆斯基研究揭示了诸多隐藏在特定语言中“普遍语法”，认为：“在探讨人类这种高级生物的个性发展、行为模式及认知结构时，我们的研究思路却截然不同。人们通常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社会环境起着主导作用。心智结构的发展进程是随意的、偶然的，根本就没有脱离特定的历史产物而独立存在的'人性'（human nature）。但是，如果细加勘察，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认知系统是如此的复杂精密、不可思议，一点儿也不逊于随着生命演化而自然形成的生理结构，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研究某些复杂的身体器官一样去探讨诸如语言之类的认知结构的习得问题呢？

乍看之下，这个提议显得十分荒谬，人类的语言种类繁多且千差万别，仅凭这一点，似乎就足以否定这个想法。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究的话，这些疑虑就会烟消云散，即便对语言普遍性的本质所知甚少，我们也能肯定一个事实：语言变化的可能性是及其有限的┅┅我们每个人所习得的语言是一个丰富、复杂的结构，而这一结构根本无法用人们（幼儿时期）所接收的零散的语言片断来加以支撑┅┅然而，生活于同一语言社区的所有个体使用的基本都是相同的语言。因此，只有假设这些个体采取了某种具有高度限制性的原则，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解释。”[[21]]

笛卡尔认为人类语言的本质是创造性。威廉·洪堡特称语言是“活动”或“创造”;而不是“产品”或“僵死的制成品”，他创造性的把语言形式定性为一种“有限域的无限应用”，即“生成语法”，或“生成原则”。乔姆斯基声称他提出的“普遍语法”得益于笛卡尔和洪堡特，他认为，洪堡特提出的“生成原则”是固定不变的，为无限的、正常的个人语言运用行为规定范围和提供手段，或者说，用有限的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运用可能;这种生成原则又是普遍的，他构成所有民族和个人的语言的共同基础。乔姆斯基进一步写到：“人的语言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知道某种语言的人都掌握了一套规则系统，这套规则系统以确定的方式为无数种可能的句子指派声音和意义。因此，每种语言，（某种程度上）都是由无数成对的声音和意义组成。当然，知道语言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已经掌握了这些规则或正在使用这些规则，也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语言规则的这种知识能够被带入意识中。通过内省，人们会慢慢积累起语音—意义关系的很多证据，这种关系是由他所掌握的这种语言的规则决定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他可以远远地超出这些语料的表面层次，以至于可以通过内省发现决定语音与意义的这种对应关系的底层规则和原则。准确的说，发现这些规则和原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问题。我们收集了各种语言中语音—意义（即语言表达式的形式和解释）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语料。我们力图为各种语言确立解释这些语料的规则系统。我们还想更深入地为各种人类语言建立起支配形成这些规则系统的原则。详细说明所给定语言中的音义关系的规则系统，可以称为这种语言的'语法'，或许还可以用一个更专业的名称'生成语法'。”[[22]]

语言符号学开创者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构成的，“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23]]索绪尔指出了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功能性特征以及语言的“符号任意性”特征。

语言符号的的能指是指语言的普遍性和形式性，不含特定主体、不含特定对象;所指是指特定主体、特定对象的时空化和跨时空化。

2.2.3 文字语言的共性和差异

哈佛大学史蒂芬·平克教授研究结论，地球上存在4000—6000种语言，无论是和英语进行比较，还是相互之间进行比较，它们看起来都是如此不同。对比英语，说明语言之间几个最为明显的差异：“英语是一个'孤立语'，它是通过改变单词的排列次序来构建句子的，而单词本身缺少形式变化，而其他一些语言则通过名词的格变化，或者动词的词缀变化来表示'谁对谁做了什么';英语是一种'词序固定'的语言，每个短语都有固定的位置，而'词序自由'的语言则允许改变短语的顺序;英语是一个'宾格'語言;英语是一种'主语突出'的语言，所有句子都必须拥有一个主语，即便这个主语没有任何意义;英语是一种'主动宾'语言，它的句子结构是'主语——动词——宾语';在英语中，名词可以表示任意形式、数量的物体。”[[24]]

然而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也发现语言异常显著的共性。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对分布于五大洲的相隔遥远的30种语言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塞尔维亚语、意大利语、巴斯克语、芬兰语、斯瓦希里语、柏柏尔语、土耳其语、马萨语、希伯来语、印度语、日语、缅甸语、马来语、毛里语、玛雅语、盖丘亚语，他第一次比对的重点是单词和语素的排列顺序，结果发现了至少45个共同点。

语言学家开展了许多类似的研究，涉及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语言，由此发现了几百个共同点。其中一些共性是绝对的：主语都在宾语的前面，而动词往往和它的宾语连在一起;绝大多数语言都是“主动宾”或“主宾动”结构，少数语言是“动主宾”结构，“动宾主”和“宾动主”语言极为稀少（小于1%），而“宾主动”结构几乎是不存在的。

乔姆斯基表示，从火星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上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这样说的原因是他发现世界上的语言使用的都是一套相同的符号处理系统，没有任何另外。语言学家很早都知道，所有的语言都拥有一些基本的设计特征。

所有语言具有相同特征的原因：一是，语言要表达的意识内容基本相同，即人类相同的狩猎采集、农耕生存和生活方式;二是文字语言是在手势和身体语言、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创造的，或者说“设计的”，是语言符号结构原理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决定语言结构的“普遍语法”。

2.3 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的关系

口头语言、文字语言组成成分都是单个的词（概念），口头语言大都是与手势和身体语言同步合作使用，口头语言具有碎片化特点，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祖先会说话后经过了200万年才产生了文字。

口头语言是声音语言，借助于人的发声予以表达;文字语言是语法化了声音语言，同时也是书面化了的视觉语言。口头语言一个词加一个动作即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识，但文字语言如果仅仅书写一个词就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识，口头语言是即刻表达的语言;文字语言是跨时空表达的语言;口头语言是个体经验语言;文字语言是集体累积经验语言。口头语言与文字语言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需要对词“语法化”才能构成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句子。口头语言是蕴含主体、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语言实在;而文字语言完全可以只是一个“语言形式”，具有“能指”，不含主体、时间和空间意识要素。

文字语言不完全等同于口头语言，文字语言是手势和身体（语言）、口头语言的合并转化。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

“我已经指出语言的本质就在于把习惯的、自觉发出的声音（或是声音的等价物）分派到各种经验成分上去。'房子'这个词，如果所指的只是组成它的辅音和元音，按着一定的次序说出来，而在耳朵产生音响效果，那不是语言;发出这个词的运动过程和触觉也不是语言;听者对这发音动作的视觉也不是语言;对写在或印在纸上的'房子'这个词的视觉也不是语言;书写这个词的运动过程和触觉也不是语言;对这些经验的任何一种或全部的记忆也不是语言。只有当这些，可能还有其它的，联合的经验自动地和一个房子的印象联合起来时，才具有一个符号，一个词或一个语言成分的性质。换句话说，'房子'这个语言成分主要不是单个知觉的符号，甚至也不是对某一事物的意念的符号，而是一个'概念'的符号。如果说语言的单个有意义的成分是概念的符号，那么实际上联串的言语就可以认为是把这些概念安排起来，在他们中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记录。”[[25]]

口头语言实现了人类意识通过符号的跨空间传递;文字语言实现了人类意识通过符号跨时间的传递和保留，使得人类意识形成的知识得以传承和累积性的发展。

2.4 语言符号的本质

语言哲学的基础原理语言符号结构原理

时间和空间要素是语言结构的构成基础，即碎片化的词语通过时空基本要素才能构成有意义的语言，时空要素决定着语法的本质结构，这种规律性称为语言符号结构原理。一般性形式化语言是泛时空化结构表现，这种语言适合任意时空结构要素。

2.5意识符号类别

符号类别：按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为手势和身体（语言）符号、口头语言符号、文字语言符号。

手势和身体（语言）加上口头语言构成的“意义完整的句子”等于一句文字语言。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语言哲学创始人、剑桥大学教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如果我要指点某人路该怎么走，我会用手比着他应该看的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人类天生就能理解比着东西的手指用意何在。所以人的手势语言，从心里的层面上来说是最主要的。”“我们所谓的意义，一定与原始的手势语言有关。”[[26]]

意识符号也可以分为非物质类如图像、图画符号、音乐符号;物质化符号，所有的人造物质，比如石器、铁器、铜器、玉器、建筑等。

2.6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

雅克·德里达：“尽管符号学事实上比语言学更具有普遍性和完整性，它仍然被确定为语言学的重点分支之一，语言学符号仍是符号学的范畴，它作为示范符号和生产样品，即'模型'支配着符号学”[[27]]

索绪尔：“人们可以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它东西更能实现符号学追求的理想。惟其如此，语言这种所有表达系统中最复杂、最普遍的系统也是最具特色的系统，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语言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系统，语言学却可以成为所有符号学分支的一般模型。”[[28]]

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的对象都是“符号”，但哪一個学科更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说谁能包含谁？需要从符号类别、功能分析。语言符号更具有一般性和基础性。语言符号能构筑概念、推理体系，而其他任何符号没有这个功能。

2.7 意识概念化

意识的语言符号化意味着概念的形成。

威廉·冯·洪堡特认为：“当我们分析通过语言创造出来的东西时，同样不能证实这样一种看法，即语言似乎仅仅表示已被知觉到的对象。根据这种看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穷尽语言深刻和全面的内容的。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应该是“概念化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个外在的对象唯有借助概念才能获得完整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要知道，词正是从这种知觉行为中产生的。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像（应该是“符号”）的反映。”[[29]]

2.8 符号与思维的关系

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语言符号化认识，或思维。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只有如是，才能确定人的种差，才能开展在人面前的文明之路”[[30]]显然，这个定义没有完全揭示人的文化本质，应该定义为：“人是一个语言（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符号化的动物”。

符号是意识的表达，是意识的记号，是意识的载体;反过来，主体借助符号、记号、载体进行思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感受：“那些似乎可用来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实体，是一些能够'随意地'使之再现并且结合起来的符号和多少有点儿清晰的图像┅┅在创造性思维同词语或其他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流的符号的逻辑构造之间产生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结合活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对我来说，上述那些元素是视觉型的，也有一些是肌肉型的。只在第二阶段中，当上述联想活动充分建立起来并能随意再现的时候，才有必要费神地去寻求惯用的词或其他符号。”[[31]]

“是什么使得语言和思维之间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呢？是否存在不使用语言的思维，即不一定需要用词来表达的概念和概念组合中，是不是就没有思维？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而言，是否经历过'事物'间的关系已很明了，却还要斟酌用词的时刻？

倘若一个人不需要其所处环境的语言引导而形成或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概念，那我们会趋向于认为思维的活动是与语言完全无关的。但是，在此条件下长大的人，精神状态很可能非常贫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智力发展以及其形成概念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相同的语言意味着相同的精神状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和思维是连成一体的。”[[32]]

符号是思维的工具，参与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思维，或认识本身。符号好比垂钓的鱼竿，没有鱼竿无法垂钓;再好的鱼竿，没有垂钓经验者也钓不到鱼，钓到鱼了：是垂钓者的作用，还是鱼竿的作用？当然垂钓者才是认知，或思维的本身。

第三章 意识逻辑化

意识的逻辑化是人类文明与蒙昧的分野。

概念是意识表达元素;命题是意识意义表达单元;逻辑是意识结构的骨架。基础逻辑包括时空逻辑、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时空逻辑既是艺术语言的骨架;同样也是科学语言的骨架。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是科学语言的骨架。

3.1 概念的形成

从人类祖先创造工具时，就已经朦朦胧胧形成了“概念”，口头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每一个语言单元词就是一个概念，文字的创建使得概念书面化。

由词语组合而成的语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识表达单元，即意识的符号化表达单元。概念组成命题。

概念随着意识的逻辑化对对象本质的揭示更加确定化。

3.2命题（句子）的形成

命题，即判断，一个完整的陈述句即构成一个判断，人类祖先古猿已经具有对物质和事物的判断能力了，例如，古猿制造石器必需判断能力，甚至动物在防御和进攻时也需要本能化的判断。当然，具有逻辑功能的判断那是在能够厘清符号化概念，并能准确定义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命题意义上的判断句。

句子的形成标志着人的思维能力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越;逻辑能力的形成是人的思维的第二次质的飞越。

3.2.1 口头语言时期的“句子”

在口头语言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担当意识表达的“句子”也相应的丰富起来，在文字产生之前，意识表达“句子”有多种形式：有手势语言表达一个“句子”;有身体语言表达一个“句子”;有手势和身体语言结合表达一个“句子”;有口语单独表达一个“句子”;有口语加手势语言表达一个“句子”;有口语加身体语言表达一个“句子”;有口语加手势和身体语言共同表达一个“句子”。

实际上。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识（意思）表达仍然保留着这么多形式。

3.2.2 文字语言“句子”

文字创建之后，口语时期各种不同形式的“句子”逐渐转化成文字语言句子。

无论是口头语言时期的“句子”，还是文字语言句子都符合语言符号结构原理的规律。

3.3时空逻辑

按照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方位）序列对物质和事物的时序、位序的判断和确定即时空逻辑，也可分别称为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时空逻辑的论证遵循思维规律的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时空逻辑仅仅关涉物质和事物的时序、位序，不关涉物质和事物本身的性质;也不关涉时间、空间的本质。时空逻辑是最基本的逻辑，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基础。

3.4形式逻辑

亚里士多德创建了独立完整的形式逻辑学（来源于希腊语logos）。

逻辑学是关于正确认识，或者说是正确思维的形式和方法。逻辑学不是强迫人一定要思想什么，而是表明如果你要思想什么，必须如何思想才能获得正确结论。逻辑学关涉的是思想形式，不同于实体内容的科学。逻辑学包括概念、命题（判断）、推论三个有机要素。

概念。人的思维是在概念（符号）中发生的，正确的概念是判断、推理的前提。概念是通过“种差加属”的方式而定义（界定）的，定义既要揭示对象之间的共同特征，又要揭示对象之间相区别的特征。

判断（命题）。概念和判断相关联，每一个判断至少有两个概念彼此关联。判断是由主词加谓项组成。

推论。判断和推论也是紧密相连的。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推论居于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思维的目的就是得出結论，结论就是“从某种前提中得出新的判断的语词”。

推论方式有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种。演绎推理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大前提中蕴含着结论，是从一般结论推导出特殊规律，是运用知识，实际并未创造新的知识。

归纳法是从个别现象和特征推导出一般规律。也就是首先要个别观察、分析，然后对观察、分析结果进行分类、对比、归纳才能逐渐得出一般性结论。

推理过程也就是一个论证过程，必须遵循论证思维的四大规律：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的是矛盾律，其它三个思维规律在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提出来。

3.5数理逻辑

3.5.1 数理语言的形成和特点

早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计数，算数，量化对象了。

公元6世纪印度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阿耶波多创造性的用字母来代替未知数。数学语言和文字语言同步形成，并用文字语言予以表达。

16世纪之前，数学内容的表达仍然是用文字表述的。美国学者约瑟夫·马祖尔研究数学符号和数学语言总结到：“在数学里，一段文字表述的符号形式不只是便利的速记而已。首先，他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的语言，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都是用那些相同的记法，尽管书写形式各不相同。其次，且或许最重要的是，符号帮助思维超越那些以自然语言所写的文字伴随的模棱两可和误解。”[[33]]

理查德·费曼揭示了数学语言的特点：“数学不仅仅是另一种语言，数学是一种语言加上推理。数学是一种推理工具。事实上它是一些人的精心思考和推理的结果的一种庞大集合。通过数学就有可能把一条陈述同另一条陈述联系起来。例如，我可以说引力是指向太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就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行星在运行，那么如果我从太阳画一条线到那个行星，再在隔了某一段确定的时间，例如三个星期之后，行星所扫过的面积将会准确地等于下面三个星期、再下面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扫过的面积，并且在它环绕太阳运行的每一个位置上都是如此。我可以仔细地说明上面两种陈述，但我不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两种陈述说的是一回事。自然界表面上看起来的极大复杂性，以及它那每一条已经仔细地向你说明过的有趣的定律和规则，实际上都是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如果你不能够欣赏数学，你就不能够从那些五花八门的事实中看出允许你从一件事实联系到另一件事实的逻辑。”[[34]]

3.5.2 数理逻辑特征和功用

数学用概念来定义一个概念，用命题来推论一个命题。

1903年，伯特兰·罗素《数学的原理》出版，标志着数理逻辑主义学派产生，又经过十年的努力，罗素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共同出版了《数学原理》，在总结以前数理逻辑的成就基础上，创立了一套内容完整的逻辑公理系统，促进了数学的严格化，扩充了逻辑的研究范围，使得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推理大大超越了三段论式的推理。罗素陈述了数理逻辑演算的内容，进一步研究了事物的类、关系、基数、序数、级数，较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更加严密、精确和系统，数理逻辑解决的问题范围远远超越了形式逻辑。

罗素把数理逻辑的功用总结为四个方面：①容易处理最抽象的概念;②能够获得唯一有效的假设;③可以把握逻辑或科学体系中必需的最低限度材料;④深刻揭示对象的结构。

数理逻辑进一步延伸了人的思维，拓展了人类意识的视野，有效的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跨越式的发展。

第四章  意识本质

意识是时空化和跨时空化的实在，意识的本质是具有空间和时间要素的实在。物质（事物）是意识对象的实在。

4.1 意识的物质基础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认知和行为生物学教授克里斯托夫·科赫：“意识的物理基础是神经元和它的元件通过特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突现性质。”[[35]]

挪威奥斯陆大学大脑和神经系统教授卡娅·努尔英恩：“人类大脑是经爬行动物脑、古哺乳动物脑进化到最为发达的哺乳动物脑即人脑。”[[36]]

爬行动物脑（5亿年前）是由脑干和小脑构成，脑干中的神经细胞调节呼吸、心率和睡眠，它们永不休息;脑干背后的小脑调节运动。

古哺乳动物脑（2.5亿年）是在爬行动物脑的基础上进化增加了“边缘系统”，由杏仁核、海马体、和丘脑构成。杏仁核控制情绪和动力;海马体控制记忆和空间定位;两侧丘脑把所有感官传来的信息以信号形式发送到大脑皮层感官系统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人类和人类祖先在保留了爬行动物脑和边缘系统基础上，进化增加了大脑皮层。大脑皮层由顶叶、颞叶、枕叶、额叶构成。顶叶控制肤觉;颞叶控制记忆、嗅觉和听觉;枕叶控制视觉;额叶控制运动和声音。颞叶和顶叶之间控制人类的阅读和理解。

人类大脑平均有86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160亿个位于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是人的思想、语言、人格和问题解决能力所在。

4.2 时间本质

4.2.1时间的物质实在性

时间的物质实在性，即具有空间属性的物质所表现出的静止和运动持延状态。物质的持延性（变化过程）是时间的对象。

4.2.2时间的物质实在性决定了时间本质的相对性，时间是意识的要素。

哲学和科学对时间的认识变化过程，从“时间的不确定性”到“时间的绝对性”;再到“时间的相对性”;最后到“时间消失”。

哲学家圣·奥勒留·奥古斯丁：

“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的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問我，我到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37]]

第一个提出“时间是什么的？”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就是对变化的量度”物质或事物在不停的变化，我们以时间对这种变化的度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切都不改变，时间也不会流逝——因为时间是我们与事物变化相关联的方式，把我们与天数的计算联系在一起。”如果一切都不改变，时间就不存在。[[38]]

艾萨克·牛顿认为的时间本质：既是没有变化，也有时间在流逝，即“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

“我没有定义时间、空间、处所和运动，因为它们都是人所共知的。唯一必须说明的是，一般人除了通过可感知客体外无法想象这些量，并会由此产生误解。为了消除误解，可方便的把这些量分为绝对的与相对的，真实的与表象的，以及数学的与普通的（经验的）。”

“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由此特性决定自均匀的流逝，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它又被称为延续的时间;相对的、表象的和普通的（经验的）时间是可感知和外在的（不论是精确地或是不均匀的）对运动之延续的度量，它常被用以代替真实时间，如一小时、一天、一个月，一年。”[[39]]

爱因斯坦时间相对论：“电动力学和光学的发展证实了真空中光速不变原理，而迈克尔逊的著名实验用敏锐的方法证明了所有惯性系的平等地位（狭义相对论原理）;这首先使人们不得不意识到时间概念是相对的，每个惯性系都有自己特殊的时间。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人们至今没有充分精确地厘清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直接经验，另一个是坐标和时间。”“总体来说，相对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尽力更精确地厘清一般概念和经验事实的关系。这里的基本原则是：一个物理概念的正当性，完全在于它与经验事实的清晰、明确的关系。根据狭义相对论，空间坐标和时间在用静止的时钟和物体直接测量时，仍有一种绝对特征。但是，当坐标和时间取决于选定参考系的运动状态时，他们就是相对的。根据狭义相对论，由空间和时间的结合组成的四维连续统（闵可夫斯基）仍保持绝对特性。根据早期理论，这种绝对特性分别属于空间和时间。人们将坐标和时间解释为测量的产物，并从中推出了（相对坐标系的）运动对物体形状和时钟运行的影响，还推出了能量和惯性质量是等价的。”[[40]]

量子物理学理论中消失的“时间”变量，回归了时间的“变化”本质，用一种变化描述另一种变化。不包含时间变量的量子引力基本方程，是通过指出变量之间的可能关系来描述世界的。

美国物理学家布赖斯·德维特与约翰·惠勒1967年首次发现“量子引力方程”，不含时间变量，被称为惠勒—德维特方程。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提出了“圈量子引力方程”，是惠勒—德维特方程的现代表述，方程中也没有时间变量，但包含相对于彼此正在变化的变量，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时间是对变化的度量，可以选择不同的变量来度量这种变化，但没有一个变量具备我们所体验的时间的所有特点。可是这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世界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过程中。卡洛·罗韦利进一步解释到：“圈量子引力方程理论中各种变量描述了形成物质、光子、电子、原子的其它组成部分的各种场，以及引力场，它们都在同一个层次上。场以分立的形式显现：基本粒子、光子、引力子或其它'空间量子'。这些基本粒子并不存在于空间之内，而是形成空间。世界的空间由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组成。它们并不居于时间之中，而是彼此间不断相互作用，只有在相互作用时才存在。这种相互作用就是世界的现象，是时间最微小的基本形式，既没有方向性，也非线性。它也不具有爱因斯坦研究的平滑弯曲的几何结构。它是一种相互作用，量子在相互作用中与发生相互作用的事物相关联，并且显现自身。这些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是概率性的。某个事件发生或某样东西会出现的概率，原则上可以用这个理论的方程来计算。”[[41]]

4.2.3 时间度量

时间的自然度量。自然界已经把时间的度量方式展现给了人类。时间的度量是时间相对性的表现，度量本质是“用一种物质变化较度另一种物质变化”。

日出日落，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延续，即地球自转一周为一“日”度量单位;月盈月缺交替延续，即月球围绕地球公转一周为一“月”度量单位;春夏秋冬四季交替延续，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度量单位，用“日”度量“月”，用“月”度量“年”，用“日”度量“年”：用一种物质现象的自然延续“度量”另一种物质现象的自然延续，即用一种物质变化度量另一种物质变化，这就是时间度量。时间的最初度量依靠观察、记录的经验即可。

把一日用“小时”等分;一小时用“分”等分;一分用“秒”等分，通过逐步细分，时间度量更加“精确化”。

时间的人设度量。人类可以设计不同的延续机制度量时间，比如流沙、机械时钟、原子时钟等。

1960年国际计量大会决定采用以地球公转的运动为基础的历书时秒作为时间单位，即将1900年初，太阳的几何平黄经为279°41'8"04的瞬间作为1900年1月1日12时整，从该时刻起算的回归年的1/31 556 925.9747作为1秒。按此定义，秒的精确度提高到十亿分之一秒。

1967年，国际计量大会决定采用原子秒定义取代历书时秒定义。即将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相对应辐射的91 926 317 700个周期所持续的时间定义为1秒。按此定义，秒的精确度达到十万亿分之一。

4.3 空间本质

4.3.1 空间的物质实在性

空间是意识对象的实在，表现出物质性。

康德对空间的解释：“①空间不能被从经验中取走，因為空间是任何一种经验的基础。我感受为真实的事物，我在空中感受它。空间是条件，因此，他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对象。②空间是一种先验意义上的必然直观。人们永远不能想像不存在着空间;人们可以由此想像出一切事物。③空间部分在空间面前不是空间的组成部分，而空间不是由这些部分组成的，而是这些部分存在于空间之中。空间部分不是类概念空间的样品，而是唯一的空间包含在它内部的部分。”

4.3.2 空间本质特征

艾萨克·牛顿认为的空间本质：

“绝对空间，其自身特性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移动;相对空间是一些可以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结构，或是对绝对空间的量度，我们通过它与物体的相对位置感知它。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在形状和大小上相同，但在数值上并不总是相同。”[[42]]

闵可夫斯基的空间时间观：物理现象自然是思维的。每一个不同的物理现象由三个空间坐标x、y、z和一个时间坐标t来描述。

物质空间结构是三维度的，相互垂直的三维结构。

物质空间结构如果加上时间维度t的话则是四维结构，时间维度是物质的变化维度，可以是单向度的;也可能是多向度的。

物质的时间维度t与空间维度x、y、z是不等效的。

4.3.3 空间的度量

关于空间的几何学可以看作是数学化的空间物理学。

创立于古希腊的几何学是完整的形而上学演绎系统。

古希腊早期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创设提供了基础。此前，泰勒斯命题的证明;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和不可通约量，并研究发现了五种正多面体的存在;雅典智人学派提出三等分任意角、倍立方和化圆为方几何作图;安提丰和欧多克索斯提出并改进了穷竭法，欧多克索斯创立比例论;芝诺有关无穷的四个悖论;德谟克利特的椎体体积公式以及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创立使几何学建立水到渠成。欧几里得约在公元前300年按照逻辑系统把几何命题整理起来，用公理法建立起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的演绎体系，使几何成为一门独立的演绎科学。

随着解析几何、非欧几何、高维几何、仿射几何、射影几何等理论的建立，进一步拓展了对空间的理解和不同方式的量化。

赫尔曼·外尔评价到：“空间结构完全是理性的，这种结构表现为空间形体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对符合一定法则的相互依赖性。在研究现实对象时，我们必须不断地求助于感官知觉，才能发现其新的特性，而这些新的特性我们又只能以适用范围较模糊的概念来描述，空间结构则可以用很少几个确切的概念，用几个命题，即公理，来详尽的刻画，使得所有的几何概念都可以用那几个基本概念来定义，而每一个真的几何命题都可以作为公理的逻辑推论得出。这样，几何学就成了演绎科学的样板。”[[43]]

意识的空间要素与意识的时间要素统一后形成了意识的结构体，即意识体。意识体的实在和物质体的实在构成了世界的全部。

第五章 认识论

认识论即知识论，是对知识的性质、起源和方法的哲学研究。

5.1 知识的性质

意识的符号化、逻辑化、对象化和范畴化即知识。

人类知识是累积性演化增长的，符号担当着“部件”角色;逻辑担当着“骨架”角色。

时空和跨时空符号化和逻辑化，或者说概念化和推理化的普遍化、形式化知识体系，即形而上学。

全部知识必须符合时空逻辑，科学知识必须符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科学知识既要具有确定性、必然性;又要具有与物质和事物的符合性。

5.2知识的起源

知识的起源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知识源于经验，还是源于理性？长期以来，哲学家争论不休。

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四位理性主义哲学家对知识理性主义起源的肯定，并共同关注通过数学进行逻辑推论，获得数理逻辑作为“骨架”的确定性、必然性的知识。

柏拉图理念论，理念就是存在物的形状、类型和普遍性。但这个理念不是一般的纯粹概念，而是通过撇开事物的特殊性并从中归纳出其共同特征而获得的，它具有绝对的现实性，甚至可以说，它是唯一真实的形而上学的现实。个别事物会消亡，但理念作为事物永恒的原始意识而通过符号表达永驻。

“一种思想的意义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是永恒适用的，它的发现和根据它的内容得出的各种思想则是有时间性的。在这条绝对有效、不受时间限制的数学认识（泛时空性）之途径上，一种存在是作为现有的而不是流动着的存在来展开的。我们获得了普遍性和有效性。如果我们理解了它，我们就不可能摆脱它，我们从其中认识到一种坚定的确定性”“因为某物是一，它之所是被想像为恒久性的特征：那是马的概念，而不是单个的马。”“我们不是通过知觉来获悉那个我们将其认作永久的东西的，而是从关于它们的教科书中得知的：数学家解释看得见的形体时，他们思想的对象并不是这个有形体，而是它的影像——正方形本身，对角形本身。图形被当作画图，以便借助它（符号）来认识除了思维的方式把握外没有人能以别的方式进行认识的对象。”[[44]]

笛卡尔唯理论。

“算数、几何学和其它类似的科学，由于它们都处理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无需费心去确定它们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此包含某种确定性和不可置疑的因素。因为我们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正方形绝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像这样一些如此清楚明白的真理，似乎没有可能怀疑它们有任何错误（或不确定性）”[[45]]

斯宾诺莎实体论（意识与物质统一于一个实体）。

斯賓诺莎在《伦理学》中“用几何学方法加以证明”了自己的哲学。以欧几里得为榜样，从定义和公理开始，随后是命题及其证明，再后是附释，此外还有导论和附录。斯宾诺莎坚信自己的理性主义的确定性，他说：“如果不是数学给人们指出另一种真理规范，那么，这里对于人类来说就将永远是隐蔽的;对于数学来说，问题不在于目的，而是在于各种图形的本质和特性。”[[46]]

康德先验论。

康德在《论数学和神学的基本原理的清晰性》分析了数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数学的基本定义是综合性的，也就是说，解释是通过直观的运算来完成的。在数学里，基本定义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义反复。在这些同义反复中，指称的含义明晰起来。数学把已知的、清楚的、确定的数值概念联系起来，观察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形而上学则分析被混乱地给出的概念。数学很少有不可解的概念和不能证明的原理，哲学则有无数个。在数学中，我的客體的概念是通过解释产生的。在哲学中，我还没有物的清晰的概念，还必须寻找这一概念。一兆与一的关系可以很清晰地理解，然而，人们却至今无法从其简单和众所周知的那些概念出发来理解自由这一概念。这就是说，作为哲学的真正客体的质有无穷之多。数学使用符号，形而上学使用文字（文字也是符号，康德时期对文字的符号意义还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在形而上学知识中必须始终观察物本身。形而上学知识不能把关于物的表象和关于符号的更为清晰、容易的表象混淆起来，它只能抽象的考虑普遍性事物。数学符号是感性认识（应该是理性认识）手段，人们在使用它时可以具有一种确定性，即没有什么被忽视掉。相反，文字只是用来帮助回忆那些一般的概念，而人们必须无时无刻地直接记住它们的含义。”“澄清由于分析而变得混乱的认识（在哲学当中）比把通过综合而得出的简单认识联系起来并得到结论（在数学当中）要困难。”[[47]]

经验与理性有没有“边界”？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两种认识方法，也是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来源。

首先得承认经验与理性存在着“边界”，哲学家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各占一边，还有些哲学家既主张经验，也主张理性。绝大部分认知者也认为感性、理性有一个“边界”;也应该有一个“边界”！

经验与理性边界在哪里？

柏拉图“洞穴比喻”：从小孩时就被束缚在洞穴里的人，身后有一道隔墙，沿着墙后走入洞穴的人拿着各种器皿举过墙头，有人还边说着话。被束缚的洞穴人看不到光，只能看到光影（照到洞穴的阳光或洞穴人身后燃烧的火光）;看不到各种器皿，只能看到器皿的影子;看不到走入洞穴的人;只能看到人影;听到的回音，也认为是人影发出的声音。偶尔其中一位被解除桎梏，走出洞穴，看到了器皿，看到了阳光，与在洞穴里看到的器皿的影子和光影相比，哪个感觉更加“真实”呢？

柏拉图洞穴比喻隐喻，灵魂上升到“理念世界”类似于走出洞穴的人突然仰望天空，环顾四周。

进入“理念的”世界并非等于进入了“理性的”世界。

“关门比喻”：“理念的”世界划分为“经验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两个世界中间有一个“关闭的大门”阻隔着，从“理性的”世界进入“经验的”世界，无需钥匙即可打开;但从“经验的”世界进入“理性的”世界则需要用“怀疑的”钥匙才能打开。一旦跨入“理性的”世界，就可用概念（符号）的部件和逻辑（数理逻辑）的骨架筑建“理性”的大厦。当然也有不成功者，尼采成功地跨入“理性的”世界，但无功而返。

从“洞穴比喻”到“关门比喻”，从物质的世界到理念的世界，从经验的世界再到理性的世界揭示出：只有从洞穴走出的人，才能进入理念的世界;只有用怀疑的钥匙，才能打开进入理性的大门。

从主体的认识极限也可厘清经验与理性的边界：每一个认识主体的经验认识不会超越其生命极限，也就是说每一个认识个体跨时空的经验知识都是有限的;但认识主体不仅能对自己的经验，而且还能够对他人和前人的经验进行不受时空限制的理性化认识，或思维，从而获取理性知识。

人类对知识的创造是无限的;而任何个体对知识的创造确是有限的。

厘清经验与理性边界的意义是什么？

厘清经验与理性边界的意义是为了获取更加确定性、必然性的知识。

5.3 方法论

怎么才能获得知识？这就是方法论问题。

哲学上的方法论是哲学最活跃、最充满争议、最无定论的领域。

自主禁忌原理

认识的规律：认识主体在自由意志状态下用怀疑、批判、反思、辩证等方法摆脱宗教、偏见等羁绊，去追寻实在的本质和获取真理的过程。

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因认知能力、宗教等因素对认识自主限制的规律成为自主禁忌原理。

第六章 范畴论

依据认识对象和范畴可将知识分为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艺术哲学三大体系。

6.1 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对物质产生、变化、结构及其本质的符号化和逻辑化规律的科学。

公理体系是自然哲学的基础，包括解释自然规律的定理、定律、原理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形式逻辑化、数理逻辑化体系。

6.2 社会哲学

社会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产生、演变、本质及其符号化和逻辑化规律的科学。

社会哲学研究的一切问题几乎都可归结为社会组织形态的问题，即组织制度的问题。

社会哲学的公理体系表现为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制度有效因子”，是社会哲学的基础，包括原则、原理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形式逻辑化、数理逻辑化体系。社会哲学提出的任何原则、原理，如果无助于提升制度的有效性都不能归属于“制度有效因子”，更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和意义。

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制度有效性原理”，社会学科在此数理逻辑的基础上构建起全新的“社会科学大厦”。这才是社会哲学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制度有效性原理

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本质要素是其制度的有效性。社会哲学能否发展成为科学，取决于制度有效性是否能够量化，建立其数理逻辑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想复杂演化的过程，实质是其组织制度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变的过程，本质上是制度有效性逐渐提升的演变过程。

人类700万年的演变史，由狩猎采集群落到氏族、氏族部落、国家、宗教、社团、公司等组织形态，制度表现为文化观念、习俗、族规、民约、法律、政策、规章等形式。

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无论其制度表现为什么形式，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制度的有效性。

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度如果全部100%有效，即有效值为1;如果全部0%有效，即有效值0：那么这个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制度有效值必然在0—1之间。

社会组织形态的制度分为强制履行和自愿履行两种性质。

强制履行制度的有效性与自愿履行制度的有效性之积等于制度有效性常数，即这个社会组织制度的整体有效性，这个规律称为社会组织制度有效性原理，简称为制度有效性原理。

强制履行制度有效性与自愿履行制度有效性粘性融合，各自其中的一部分都需要转化才能实现其有效性：强制履行制度的一部分需要转化（如强制性法律）为自愿履行制度才能实现其有效性;自愿履行制度（如社会契约）一部分需要转化为强制履行制度才能实现其有效性。

强制履行制度的有效性与自愿履行制度的有效性单独量测不准。

强制履行制度的“有效因子”有政体、国体、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公共利益等原则、原理组成;自愿履行制度的“有效因子”有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幸福等原则、原理组成。可以通过分别对强制履行制度的“有效因子”、自愿履行制度的“有效因子”加权计算出强制履行制度有效性和自愿履行制度有效性，再依据制度有效性原理，就可以计算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组织制度有效性常数。

包括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等与“组织形态”有关的社会哲学，核心是对各种不同社会组织形态演变规律，不同组织制度的形成、演变、有效性规律的探讨和研究，实质上是对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强制履行制度的不同“有效因子”和自愿履行制度的不同“有效因子”的探讨和研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社会形态组织制度的有效性。

社会组织制度的总体有效性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有效性。[[48]]

6.3 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符号化和时空逻辑化，目的在于最大化的彰显人的情感和欲望。

[[1]] 普尔·葛兰汀、凯瑟琳·约翰逊《我们为什么不说话：动物的行为、情感、思维与非凡才能》马百亮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第58页。

[[2]] 普尔·葛兰汀、凯瑟琳·约翰逊《我们为什么不说话：动物的行为、情感、思维与非凡才能》马百亮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第86-89页。

[[3]] 查尔斯·达尔文《人与动物的情感》余人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317-318页。

[[4]] 爱德华·O·威尔逊《人类存在的意义：社会进化的源动力》钱静、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第14-17页。

[[5]] 爱德华·O·威尔逊、伯特·霍尔多布勒《蚂蚁的社会：创造超文明群体合作》刘国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第一版，第2-3、80页。

[[6]] 罗宾·顿巴《人类的演化》余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第348页。

[[7]]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6月第一版，第145页。

[[8]]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6月第一版，第96页。

[[9]]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第82页。

[[10]] 罗伯特·L·凯利《第五次开始：600萬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徐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第一版，第51页。

[[11]] 丹尼尔·利伯曼《人体的故事》蔡晓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第53、112页。

[[12]] 转引自唐娜·哈特、罗伯特·W·苏斯曼丹《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郑昊力、黄达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第278页。

[[13]] 转引自唐娜·哈特、罗伯特·W·苏斯曼丹《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郑昊力、黄达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第303页。

[[14]] 转引自里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符蕊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第176—186页。

[[15]] 丹尼尔·利伯曼《人体的故事》蔡晓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第146页。

[[16]] 库恩《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动的认识之路》郑钢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第4页。

[[17]] 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蔡雅菁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第一版，第46、49页。

[[18]] 转引自里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符蕊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第175页。

[[19]]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文字起源》王乐洋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一版，第12、13页。

[[20]] 唐汉《发现汉字》红旗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第310—311页之间。

[[21]] 转引自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第10页。

[[22]]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熊仲儒、张孝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110—111页。

[[23]]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第一版，第102页。

[[24]] 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第244页。

[[25]]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2月第二版，第7、10—12页。

[[26]]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涂纪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五卷第87页。

[[27]]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71页。

[[28]]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第一版，第102页。

[[29]]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一版，第71—72页。

[[30]] 恩斯特·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刘述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37页。

[[31]] 转引自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第63页。

[[32]]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方在庆编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1月第一版，第456页。

[[33]] 约瑟夫·马祖尔《人类符号简史》洪万生等译，接力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第7页。

[[34]] 理查德·费曼《物理定理的本性》关洪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第35页。

[[35]] 克里斯托夫·科赫《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顾凡及、侯晓迪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6月第一版，第13页。

[[36]] 卡娅·努尔英恩《大脑帝国》，余韬洁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第一版，第3-12页。

[[37]] 奥勒留·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2页。

[[38]]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第一版，第58页。

[[39]] 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王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4页。

[[4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方在庆编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1月第一版，第389、390页。

[[41]] 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杨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第90页。

[[42]] 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學的数学原理》王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4页。

[[43]] 赫尔曼·外尔《数学与自然科学之哲学》齐民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8月第一版，第3页。

[[44]] 转引自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239页。

[[45]]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一版，第35页。

[[46]] 别涅迪克特·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0月第一版，第21页。

[[47]] 转引自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第259页。

[[48]] 张恋华《政治经济学原理：制度分析》刊载《环球市场信息导报》张建学主编，2017年11月第43期，第23页;《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刊载《时代人物》张建学主编，2019年11月第30期，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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