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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质量与影响因素研究

2019-05-22孙方方唐清泉

当代经济管理 2019年5期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

孙方方 唐清泉

摘 要借鉴已有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公众满意度视角,采用信息披露指数DI值法,通过2012~2016年的省级财政部门网上公开数据对我国政府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逐年上升,但是总体上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各地区间披露质量差别较大;从三个维度的披露评分来看,网页设计维度得分最高,特征维度得分次之,内容维度得分最低,政府部门对于财政信息内容的披露质量还有待提高;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会受到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政府效率、政府审计以及媒体关注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为如何改进我国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质量和公众满意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机制。

关键词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质量;信息不对称;公众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5-0032-09

一、引 言

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降低公众满意度,增加政府的治理成本。因此,高质量信息披露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是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和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难以解决的挑战性难题。我国2007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法规层面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职责和义务确定下来,而除了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披露,政府的信息披露还存在自愿性,以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公众满意度,更好地解脱其公共受托责任,实现政府治理的良性循环。因此,如何提升政府信息披露的自愿性,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由于政府的绝大部分决策与实施都需要使用公共资金,而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公共资金使用失效,出现闲置、浪费和腐败等现象,降低公众满意度,因此财政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政府部门预防腐败、实现民主政治的有效举措。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的财政信息披露。一方面,通过财政信息披露,能够显示政府作为受托人的业绩,使公众了解政府的工作要点和重点,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增强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财政信息披露能对政府部门起到监督作用,扩大监督的社会影响,促使政府规范财政监督体系,建立透明预决算制度,从而真正实现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效地遏制腐败,维护其形象和声誉,获取公众支持和认可(何玉和王开田,2012)[1]。研究表明,利用网络披露财政信息,是最便捷且最有效地改善政府透明度的途径(Styles和Tennyson,2007)[2],具有低成本、及时性和便捷性等优势。事实上,互联网已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在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公众满意度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政府部门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周星,2018)[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子政务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后,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在不断地加大网站网络建设的投入力度,网站内容越来越丰富,公众通过网络办事的效率越来越高,政府网站也越来越被公众所认知、依赖和利用。因此,本文选择政府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作为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选择为省级财政部门。因为财政部门是连接各级政府部门的纽带,是政府资源与公共资金的中心,其财政信息网络披露备受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是社会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能为政府部门如何提高网络信息披露质量提供理论和机制支持,也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参考。

基于此,本文主要以我国省级财政部门为例分析了政府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以2012~2016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

第一,拓展了我国政府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的研究范围。现有对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以我国中央部门(张琦和方恬,2014;张琦、郑瑶和宁书影,2016;张琦和郑瑶,2018)[4-6]或者我国大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何玉和唐清亮,2011;何玉和王开田,2012;谢柳芳和韩梅芳,2016;余应敏、陈文川和伍东璇,2017;张曾莲和王卓,2017)[1,7-10]为研究对象,而本文以我国省级财政部门为研究对象,拓展了现有研究的范围。此外,财政主要来源于税收,公众对于财政部门的财政信息披露会更感兴趣,因此选择财政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更具代表性,与公众满意度的联系更加紧密。

第二,站在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自愿性视角研究,更有利于探索理论解释和实践应用。现有文献研究主要分析政府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本文主要是基于政府部门角度,分析信息不对称、公众满意度和政府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为政府提升公众满意度而主动进行财政信息披露的动机提供了理论机制,为政府部门改进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三,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对于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建立评价体系探讨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现状,也有一些文章研究了影响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但对揭示公众满意度的内在机理还缺乏系统的分析,也不利于实践应用。本文依据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通过分析信息不对称、公众满意度与政府自愿性信息披露动机的关系,来研究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的动机以及对披露质量的影响,其研究结论有利于省级政财政部门理解从哪些视角来提高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提高满意度。同时,本文的研究从机制上揭示了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的动机,能为各级政府部门网站网络建设与信息披露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政府作为受托人应由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向以人为本的服务提供者转变,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应从属和服务于“顾客”(公众)满意度这一中心。而满意度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感知,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高质量信息披露是降低这种模糊性和不确性、增加满意度的有效手段。对此,各国政府为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越来越重视信息披露。比如,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信息数据,特别是网络来披露政府财政信息,以满足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息需求,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研究表明,社会满意度需求与政府信息披露是互动的。一方面,社会公众、政府债券持有者以及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等需要依据披露的财政信息对政府部门进行评价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需要通过财政信息披露来显示其受托责任履行状况(刘玉廷,2004; Styles和Tennyson,2007)[2,11]。在研究西方国家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的动机中,石英华(2006)认为:西方国家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会主动通过财政信息的披露,传达其在预算管理方面进行的新改革,以获取社会各方的理解与支持;面对政府规模扩张和效率低下导致整个社会稅收负担加重,西方政府通过公开财政信息来解脱其受托责任,获取民众理解和支持;面对政府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欺诈与腐败行为,政府部门会主动披露财政信息,以维护和改善政府形象及声誉[12]。

我国政府为提升社会公众满意度,也在利用网络的便捷性与及时性来披露政府财政信息,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研究表明,我国政府通过财政信息披露,能够增强财政透明度与政府公信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促进有效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何玉和唐清亮,2011;谢柳芳和罗宏,2015)[7,13];为更好地提升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汪代启、安广实和杨山鹰(2011)以及彭启发和武璟(2015)提出,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下,政府不仅要提供公众满意的网站网络与业绩服务,而且还需要主动披露财政信息,为社会公众与利益相关者的正确决策奠定可靠详实的信息支持,从而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获取社会公众认可[14-15]。从披露信息的成本看,政府部门利用网络披露政府财政信息的边际成本较低,甚至不需要额外成本,既能降低治理成本,也能提高治理效率。

综上,虽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管理体制、政府会计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提高社会满意度的角度看,有着相似或相同的动机。比如,为降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增强社会认同感,我国很早就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覆盖面、法规平等性、服务水平度、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务的可持续性(薄贵利,2012)[16]。然而,政府为提高公众满意度所做的这一切,公众却可能无法知晓,信息不对称降低了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因此,政府有动机通过信息披露来显示其受托责任的履行状况,以提升公众满意度。

另外,对于不同的社会公众来说,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同,解读政府所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即使政府及时、有效地将信息公开,也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信息的内涵,导致偏见。此时,政府希望具有专业性的媒体能发挥其信息的中介功能和声誉治理功能,利用其专业性和独立性能将政府信息更深刻地解读给公众,向公众传达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效率与效果,在满足公众信息的需求和认同度的同时,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也有利于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

基于上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与公众满意度需求,本文从四个方面,即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政府审计监督以及媒体关注度来研究公众满意度、信息不对称和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动机的关系,研究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一)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

经济稳定增长是政府职能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信息披露是政府受托责任履行状况最重要、最明显的表现与证明,政府会根据其经济状况决定是否进行财政信息披露以及披露的质量(Giroux,2003)[17]。若地方经济发展好,但缺乏对经济信息的披露,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组织和企业,均会缺乏对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经济职能履行状况的满意度,也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可能引发资金外流、政府筹资成本增加,不利于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政府为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更愿意去让社会个体、组织和企业知晓当地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动机去披露当地经济发展的正面信息。

首先,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税收能力越强,政府部门财政状况越好,这反映出地方政府管理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能力强,因而有动机通过网络向公众传递这些信号(Laswad,2005)[18]。其次,政府部门的财政状况越好,地方政府越有经济能力通过网站网络的建立来提供更便捷的政府服务与社会服务,不仅能向社会公众传递服务型政府的信号,也能通过网站网络的建设,使得民众办事对这些网站网络的依赖性增强,增加民众对这些网站网络的使用和感受,对民众满意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众参与政府管理与决策的意识更为强烈,也要求政府部门披露高质量的信息,这使得政府部门更有动机通过披露信息,来显示民众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的经济成果,以获取更高的公众满意度(唐大鹏和李怡,2015)[19]。相反,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好,很难显示出政府管理当地经济和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力,难以产生动机来主动披露和显示政府管理经济和服务经济能力的信号,因此不愿意利用网络披露财政信息,甚至它们可能会限制利益相关者获取财政信息的渠道。

另外,完善公平的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经济发展是政府财政税收的源泉。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越高,社会交易成本越低,可以促成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也使得政府能以更低成本获得所需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动机通过网站网络建设,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降低社会公众和企业组织的信息不对称,进而降低政府获得资源,包括财政税收资源的成本。比如,从2009年开始,我国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就更为急迫(常丽,2010)[20],政府需要进行网站网络信息披露传达其经济发展良好信号,满足债权人信息需求,获取债权人认可,降低债务成本(陆建桥,2004)[21]。因此,市场化水平越高,經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政府部门有动机通过网站网络建设,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披露的财政信息质量越高。

(二)地方政府效率

政府效率是指政府部门在单位时间内的运转速度以及办事的数量和质量,是政府部门整体功能水平的衡量指标。有学者认为政府效率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政府反腐败力度(Helliwell和Huang,2008)[22],这对个人、企业和组织尤其重要,关系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政府效率信息不对称会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受托责任履行状况和政府廉洁的置疑,增加社会抱怨声音,降低社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而建立廉洁政府和高效政府的基础就在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赵合云,2018)[23]。因此,效率较高的政府部门更有动机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更愿意主动披露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效率与实施效果的相关信息,传达政府部门廉洁的信号;而对政府效率低下的部门,为减少公众压力,则不愿意披露过多的信息(Giroux和McLelland,2003;Perez,2008)[17,24]。

现有研究也表明,政府作为受托人,效率越高,越具有动机显示其履行受托责任与业绩的相关信息(Styles和Tennyson,2007)[2]。为此,政府有动机强化网站网络的建设,为公众提供更加便捷和有效的渠道来获得政府披露和希望传递的信息,相应信息披露质量也得到提高(刘子怡、郝红霞,2015)[25]。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地方政府效率越高,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披露的财政信息质量越高。

(三)政府审计监督

从我国政府审计制度来看,《审计法》给予了政府审计行政强制措施权、申请权、建议权、处理处罚权等。法律给予政府审计的上述权力使其不仅能够监督和制约政府的经济权力分配,而且能通过处理处罚权等纠正政府的经济权力异化行为,促进政府责任的有效实施,预防和遏止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因此,政府审计发挥了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制约功能,能够增强政府可靠性。如果政府部门已被审计但是缺乏对于公众的披露,社会个体、组织和企业则会认为政府未受到有效的监督,政府可靠性降低,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也会降低。因此,经过审计的政府部门更有动机进行信息披露。

理论上,政府作为代理方,受到公民的委托,获得了公众赋予的责任与权利,也有义务管理好国家事务。委托方对代理方的督促作用体现在对政府的问责机制上,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的审计与信息披露。比如,民众最关心政府审计所发现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并且通过政府审计报告向社会各界公布审计结果,是传递政府治理是否有效的信号,起到了对政府问责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对此,政府部门有动机通过网站网络建设,利用网络的广泛传播性,向社会传递政府治理的信号。

另外,政府审计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对政府部门来说具有“认定”与“证明”的特征。如果地方政府部门的审计结果是正面的,表明地方政府的可靠性和治理能力较强,政府部门有动机通过网络披露这样的相关信息。即使审计过程中发现问题,也能够促使政府及时有效地改正其违法违规行为,因此经过审计的政府部门有动机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提升政府部门的信用(张琦、郑瑶和宁书影,2016)[5]。比如,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审计认定与改正,被审计政府部门更及时、详细地公开的相关信息;同样,对已完成审计政府部门的行政问责造成的责任认定与相关的行政处罚、整改过程等,也使得该部门获得了政府审计的“认定”与“证明”,获得了正面的信号。此外,审计报告先于部门决算报告公开,降低了被审计单位披露部门决算报告后发现问题的可能性,增强了政府向外部披露完整信息的信心,也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声誉。因此,相对于未被审计的政府部门而言,已经被审计政府部门更有动机通过网络披露出高质量的信息。研究也表明,政府审计与审计公开能更有效地降低社会监督成本、推进反腐倡廉、制约权力运行的不当行为(宋依佳,2008;刘家义,2008,杨肃昌和李敬道,2011)[26-28],可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责任政府建设和完善政府问责机制(宋依佳,2008;刘秋明,2006)[26,29],可以从多方面推进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与披露质量(谢柳芳,2015;谢柳芳和韓梅芳,2016;张琦和方恬,2014)[4,8,30]。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越强化政府审计,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披露的财政信息质量越高。

(四)媒体关注度水平

在舆情事件中,政府部门通常处于获取和接受信息的上端,掌握着比社会个人、组织和企业更加丰富、完整、真实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会促使二者对于舆情的认识、态度以及立场产生不同,加深二者的矛盾与误解,加深舆情危机深度(燕道成,2016)[31]。因此,对于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政府部门,更有动机去通过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和“声誉治理功能”来解决舆论信息不对称问题,消除舆论误解,获取公众认同(Zimmerman,1977)[32]。

媒体的独立性是传递信号的有效手段,由此产生一种“法律外制度”(郑志刚,2007)的治理机制[33],通过媒体进行治理会促进政府财政信息的披露(李常青和熊艳,2012)[34]。张琦和郑瑶等(2016,2018)[5-6]研究了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决算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媒体报道通过信息中介功能与声誉治理功能,对政府决算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一方面,媒体作为信息中介,不仅搭建起政府披露信息的桥梁,也搭建起公众接受披露信息的桥梁。因为很多情况下,社会公众不具备专业的知识,无法对相关事项信息做出解读,而媒体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能够将相关信息做出分析和评论,使得社会公众能以较低成本获取政府财政信息,这又会反向作用于政府部门,增加对政府部门信息披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有动机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获取公众的满意和认同。另一方面,媒体具有声誉治理功能(Dyck和Zingales,2008)[35]。政府部门披露积极正面的内部控制信息,提高披露质量,有利于政府部门树立正面形象,获取良好的社会公众信誉和信用(常丽、王清阔,2015)[36]。这表现为政府部门作为提供服务的一个机构,通过其网站网络披露高质量的信息,接受媒体的报道与宣传,是向社会传递服务型政府与服务形象信号的有效机制,媒体具有的独立性增强和维护了政府的社会声誉与信任。比如,当媒体报道政府部门管理控制的问题与失败的事件后,公民会更多地关注这些事件,为满足公民对这些事件的诉求和信息需要,驱使政府部门通过网站网络快速地披露信息,以做出及时反应,避免事态扩大和影响政府的声誉;当媒体报道财政状况的消极信息时,政府部门所受到的监管强度会加大,为满足监管需求,有动机公开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渠道,改进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社会满意度。当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使得政府部门的领导层第一时间认识到政府部门所存在的问题,但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渠道时,政府部门就有动机强化自身的网站网络建设,在传播积极的信号与信息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媒体的独立性,来更客观地报道相关的信息,以维护政府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社会满意度。

根据以上分析,可提出如下假设:

H4:媒体关注度越高,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披露的财政信息质量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评价指标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我国2012~2016年的相关数据,参考了张琦和方恬(2014)的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质量评分体系,通过各省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站以及网络搜索等方式,从三个维度(内容维度、披露特征维度和网页设计维度)对我国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进行评分,并以此来衡量政府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三个一级指标分别赋予的分值为6分,总分18分。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质量评分体系DI值的计算方式为:DI值=内容维度DI1+特征维度DI2+网页设计维度DI3。

(二)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是以省级财政部门2012~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以三个维度所得出的评分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其中DI为被解释变量,衡量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解释变量有五个:lnGDP、RMI、PLGEV、AUDIT、lnME,分别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政府效率、政府审计和媒体关注度。

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本文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用滞后一期的影响因素指标来解释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模型如下:

DIt=β0+β1lnGDPk,t-1+β2RMIk,t-1+β3PLGEVk,t-1+

β4AUDITk,t-1+β5lnMEk,t-1+∑βnControls+εk,t-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2012~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财政部门的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进行评分,按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中数据表明,2012~2016年间,我国省级财政部门的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逐年提高,得分呈现上升趋势,由2012年的4.61分(相当于百分制25.61分),上升至2016年的8.42分(相当于百分制46.78分),上升幅度较大,年均增长率达到16.3%。说明财政部门越来越重视财政信息网络公开,积极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及其披露质量。但从总体上看,披露质量较低,2016年得分仍不到总分的一半。从三个维度的披露评分来看,网页设计维度得分最高,特征维度得分次之,内容维度得分最低,说明财政部门有注意到其在网站网页设计方面的问题,如数据信息获取的便利性、部门联系方式的公布等,但是在财政信息公布内容上不够细致,比如只公布了“三公”经费预算与上一年度预算比较,而没有公布预算与上一年度决算比较等。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财政信息披露内容的重视度,从总收支、财政拨款支出、“三公”经费以及非财政信息内容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财政信息披露。另外,从标准差来看,各个地区财政部门财政信息披露质量存在较大差别。

(二)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我国省级地区2012~2016年数据,剔除无效数据和缺失数据,共得到144组观测值,运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为了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对模型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数据可看出,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DI)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市场化水平(RMI)和政府审计(AUDIT)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媒体关注度(lnME)的相关系数也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与政府效率(PLGEV)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此结果表明,主要的解释变量均与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可以进行多元回归来分析具体关系。

2.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对144组样本观测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中回归结果,做出如下分析:

第(1)列和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和市场化水平(RMI)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假设H1得到了验证。这个结果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机制和社会对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需求使得政府部门更有动机通过网络进行财政信息披露满足公众需求,披露的信息质量也越高。

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效率(PLGEV)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效率越高,省級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越高。验证了假设H3。

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审计变量(AUDIT)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审计有利于促成政府部门披露信息的动机,相比未被政府审计的部门,被审计的部门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即已被政府审计的财政部门,其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得分平均要高出1.093分,由此假设H4得到检验。

第(5)列回归结果显示,媒体关注度(lnME)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媒体关注度越高,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越高。验证了假设H5。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定性,选取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量评分体系中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的三级指标“财政年度预算信息”披露得分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与前述一致,支持了本文假设。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互联网已成为政府部门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公众满意度视角,采用信息披露指数DI值法,利用我国2012~2016年省级财政部门数据,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公众满意度对我国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披露动机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我国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逐年上升,但是总体上看还有很大的上升改善空间,而且各地区间披露质量差别较大;②从三个维度的披露评分来看,网页设计维度得分最高,特征维度得分次之,内容维度得分最低,政府部门对于财政信息内容的披露质量还有待提高;③省级财政部门财政信息网络披露质量会受到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政府效率、政府审计以及媒体关注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为如何改进我国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质量和公众满意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机制。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首先,增强财政信息披露内容的完整性。从总收支、财政拨款支出、“三公”经费等多方面全方位进行信息披露,比如,不仅要公布各项目预决算与上一年度预决算的比较,也要公布预算与上一年度决算的比较等内容。其次,应注重财政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可比性,同时注意公布的财政信息要便于公众理解。第三,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其网页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建设的经费投入,完善相应的信息宣传网站建设,比如网站多语言浏览设置、财政信息多语言浏览设置、数据操作格式多样化设置等。

(2)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真正提升政府效率,真正实现创新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而促进政府财政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改进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升社会满意度。比如,目前我国还未公布季度或者月度的预决算执行信息,并且由于各地方政府的管理与治理效率存在差异,在执行信息的公开时间上也有差异,因此政府部门应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对预决算信息进行动态披露,及时有效地反映政府经费使用情况,降低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

(3)建立健全政府审计监督机制,提高政府审计效率和质量。在审查内容上,不仅要关注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是否披露正确,还需着重关注披露内容是否完整、披露形式是否易被理解等,是否做到真正有效的信息披露,以发挥政府审计的发现功能和纠正功能。另外,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审计署每年只能对部分政府部门进行审计。因此,对于未被审计署审计的政府部门可实行聘任外部独立审计师制度,从而加大审计范围,提升政府部门财政信息披露质量。

(4)通过媒体多种途径进行信息披露(如报纸、杂志、电视、新媒体等),满足不同群体对信息的需求,充分发挥媒体的信息中介和声誉治理功能,从而提升政府部门通过网站网络披露财政信息的质量,降低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好地提高社会对政府部门管理与治理效率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 何玉,王开田.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评估模型与影响因素[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33(1):38-43.

[2] STYLES A K,TENNYSON M. The accessibil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of U.S. municipalities on the internet[J].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accounting &financial management,2007,19(1):56-92.

[3] 周星.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建设刻不容缓——以首都网络舆情为背景[J].今传媒,2018,26(4):6-9.

[4] 张琦,方恬.政府部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及影响因素研究[J].会计研究,2014(12):53-59,96.

[5] 张琦,郑瑶,宁书影.新闻的信息增量、审计监督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J].审计研究,2016(6):89-97.

[6] 张琦,郑瑶.媒体报道能影响政府决算披露质量吗?[J].会计研究,2018(1):39-45.

[7] 何玉,唐清亮.中国地方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影响因素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報(社会科学版),2011,28(5):38-49.

[8] 谢柳芳,韩梅芳.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在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路径研究[J].审计研究,2016(3):63-70.

[9] 余应敏,陈文川,伍东璇.政府部门网站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J].经济问题,2017(9):106-113.

[10] 张曾莲,王卓.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影响研究——基于2009年-2013年省级数据实证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17(7):80-88.

[11] 刘玉廷.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若干问题[J].会计研究,2004(9):3-6,97.

[12] 石英华.发达国家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J].财贸经济,2006(11):57-59,97.

[13] 谢柳芳,罗宏.政府信息披露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以“三公”经费披露为例[J].财会通讯,2015(21):124-129.

[14] 汪代启,安广实,杨山鹰.产权视角下服务型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1(30):18-20.

[15] 彭启发,武璟.服务型政府、电子政务与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J].财会通讯,2015(2):51-54.

[16] 薄贵利.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目标与重点[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3):40-46.

[17] GIROUX G,MCLELLAND A J.Governance structureand accounting at large municipaliti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3,22:203-230.

[18] LASWAD F,FISHER R,OYELERE P.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internet financial reporting by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5,24:101-121.

[19] 唐大鹏,李怡,周智朗,张丽.政府审计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共建国家治理体系[J].管理现代化,2015,35(3):123-126.

[20] 常丽.美、日政府资产负债信息披露全景图比较研究[J].财政研究,2010(8):36-41.

[21] 陆建桥.关于加强我国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2004(7):3-9,97.

[22] HELLIWELL J F,HUANG H F.How i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J].British journal of publican science,2008(3).

[23] 赵合云.财政透明度、媒体关注与政府治理效率[J].当代财经,2018(1):36-43.

[24] PEREZ C C,BOLIVAR M P R,HERNANDEZ A M L.E-government process and incentives for online public financial information[J].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08,32(3):379-400.

[25] 刘子怡,郝红霞.媒体压力、治理激励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10-18,158-159.

[26] 宋依佳.推行审计公开的战略思考——基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背景[J].审计研究,2008(3):33-37.

[27] 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3-9.

[28] 杨肃昌,李敬道.从政治学视角论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统”[J].审计研究,2011(6):3-8.

[29] 刘秋明. 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6.

[30] 谢柳芳.政府审计与政府信息披露——基于民主政治视角的分析[J].财会通讯,2015(6):10-13,17,129.

[31] 燕道成. 网络舆情新特点及应对策略[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2-04(003).

[32] ZIMMERMAN J. The municipal accounting maze: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incentiv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77,15(supplement):107-144.

[33] 郑志刚.法律外制度的公司治理角色——一个文献综述[J].管理世界,2007(9):136-147,159.

[34] 李常青,熊艳.媒体治理:角色、作用机理及效果——基于投资者保护框架的文献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9-16.

[35] DYCK A,VOLCHKOVA N,ZINGALES L.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evidence from Russia[J].Journal of finance,2008,63(3):1093-1163.

[36] 常丽,王清阔.媒体关注与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控制信息披露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5,29(2):40-49.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Network Disclosures

of the Provincial Financial Departments in China

Sun Fangfang1,Tang Qingquan2

(1.Scholl of Accounting, Xinhua Colleg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2.Business School,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Drawing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provincial financial departments in China.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dex (DI)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online public data announced by the provincial financial departments from 2012 to 2016.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quality of network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provincial financial department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but overall there is still a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disclosure varies widely among regions; From the grading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rankings from high to low are web design, features, and contents, which shows that the 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tent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government efficiency, government audit and media attention will 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network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provincial financial departments. These finding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chanisms for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and public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 words:government departments;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information asymmetry; public satisfaction

(責任编辑:李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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