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2019博鳌亚洲论坛南海问题分论坛开门会现场。

每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与发展领域专家学者云集，都会举办专门讨论南海问题的分论坛。这个由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倡议创办的分论坛六年来坚持不懈，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重要传统、域内外各方学者共话南海和海洋合作的重要平台。

3月29日上午，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开门会在东屿岛大酒店召开，联合主办方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主持了会议。

“基于规则的秩序”

多年来，南海问题一直是横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21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半段发生的波动令人印象深刻。2018年初，随着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南海局势开始走向缓和，分论坛将主题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泛南海地区合作”。进入2019年，缓和势头得到保持，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加紧进行。但一些干扰因素仍在起作用，尤其是美国海军舰机进入南海进行“航行自由宣示”呈现高频次、常态化的趋势。所以，今年分论坛的主题定为“亚太海上安全：合作、秩序与规则”，呼应了南海问题多向度发展的特点，以及人们对有朝一日能超越分歧锁定合作、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呼唤。

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尤素夫·瓦南迪是中国外交官和南海问题研究者们的老熟人了，他积极评价了COC磋商对稳定南海局势的重要意义，并对磋商前景表达了乐观情绪。他说，只要各方能体现相互尊重的原则，就可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三年内达成COC的政治目标。在瓦南迪看来，“尊重”包括免受外部胁迫的权利。

“COC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南海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秩序。同时它的意义不限于此，东盟国家将有能力更好地应对、影响大国竞争，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得到反映”，瓦南迪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区域合法性”的问题。

瓦南迪相信，COC可以成为一个范例，指导各方如何通过最佳实践解决区域争端。他也认为，如能谈成COC，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得到提升，“对国际法及其它国家的立场表现出尊重，也有助于中国秉持的理念和原则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主张被其它国家接受”。

两个“南海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第二位发言的嘉宾。他更喜欢从中美关系角度对南海问题发展趋势做出解读。

正如很多学者看出的，南海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分裂”成两个：一个在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核心是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另一个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本质是战略利益摩擦。郑永年认为，中美关系已成为影响西太平洋海上形势的“最主要关键点”，他担心南海问题成为“下一场冷战”的“起源”，并且认为当中美两个大国关系好的时候，一点小冲突不成问题，但当总体关系不好时，小事件可以触发大对撞。

郑永年说，尽管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但美国认为中国在挑战它的霸权，“不要低估美国维持霸权的决心”。如果中美大国竞争不可避免，竞争局限在经济领域并不可怕，“天不会塌下来”，但军事竞争会给海上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中美在本地区还是有共同利益的，该斗就斗，当谈则谈，只是不要滑向全面的军事竞争。

隆梅尔·班乐义是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机构首席执行主任，早年曾作为公职人员亲历中菲外交交涉。他主张用积极的合作和新的规则创立来塑造亚太安全形态。班乐义说，本地区的海上合作点有很多，包括航行安全、海上搜救、自然灾害预防和应对、海洋环保、反海盗、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反恐等。未来亚太海上合作可突出三个重点，一是提高合作意识，积极开展信息交流和经验互鉴; 二是在双多边法律框架内推进建立信任措施;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各国海上执法机构开展合作。他也建议域内外国家就航行安全标准进行交流，制订区域性的海上相遇规则。

锁定合作积极面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侯秉东长期研究南海问题，他在发言中提醒大家关注中美在南海“以各自方式强力推进利益”的博弈所带来的直接冲突风险，并且说，一旦2001年的撞机事件重演，影响将是全域性的。侯秉东建议华盛顿与北京保持沟通，争取相互达成一些妥协，同时在低敏感度领域开展合作。南海周边国家也有必要更多关注和共同解决南海地区的环境、渔业问题，开展海上漂浮垃圾管理和海洋执法合作，这些挑战并非孤立存在，持续越久恢复生态的难度就越大，各方必须采取合作的实际行动来捍卫磋商谈判的成果，“我们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差异或分歧都能得到解决，但至少可能通过这样一种合作方式建立互信和尊重”。侯秉东认为，在低敏感领域和边缘利益上相互妥协并容许域外国家参与虽是“不完美的妥协”，但对于降低南海形势的不稳定度非常重要。

吴士存对锁定合作积极面有着特殊的执着，他主张南海沿岸国从低敏感、易起步的领域开始合作。一是渔业合作。中国不仅建立了伏季休渔制度，在渔业资源调查和信息共享、海水养殖、现代渔业技术示范交流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可与其它沿岸国分享，中菲之间的有关合作已起步。接下来应逐步建立由沿岸国组成的南海渔业治理合作机制，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相应的海洋功能区，采取共同的管理和养护措施。

二是海上执法。南海沿岸国可以借鉴中越北部湾执法合作、中菲海上执法合作经验，进行船舰互访、人员培训交流、能力建设等方面合作，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联合演练，逐步向多边过渡并提高层级，构建有效的区域沟通平台和协调机制。

三是抓住海南自贸区（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的契机，以“环南海邮轮旅游”和中国海南—东盟国家“三小时飞行圈”为切入点，把中国的泛珠三角地带和东盟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吴士存新近与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合作創立的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已经行动起来，撮合跨国智库合作，为推动区域海洋治理和规则制定提供智力支撑和创造社会舆论环境，已有六个东盟国家的智库加入，共同发起了中国—东盟海洋法律与治理研修班等项目，四年来培训了来自中国和东盟以及部分域外国家的130多名学员，其中来自东盟的有87人。

一个半小时的开门会不足以解答人们对南海局势的疑问，但足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南海问题的新发展。大家同意，随着大国竞争渐渐成为影响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地区安全合作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完善这里的秩序，如何更好地构建规则。就像傅莹在主持会议时说的，核心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秩序，是基于同盟关系的“排他性海洋安全秩序”，以他国安全为代价实现一国或部分国家的安全？还是实现基于规则和合作的共同安全？“应该说，谈判准则就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南海地区秩序，构建一种合作和普惠的安全架构。”

开门会后，特邀而来的一些中国、东盟国家和美国学者又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闭门研讨。据了解，他们就各自在南海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关切进行了初步“对表”，以期加深相互了解，找到更多可协调点和可合作点。这种努力，对于进一步稳定西太海上安全局势无疑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