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晨玥 张晨星

摘要：宋元时期宁波与高丽海上往来频繁，彼此了解也随之日益加深，但这种趋势至明清戛然而止。仅就清代而言，清朝和朝鲜贸易只限陆路，禁止海路，由此宁波与朝鲜基本处于隔断状态，双方印象多停留在宋元回忆或纸上认知状态。在此背景下，海难救助意外成为双方直接接触的一种途径。海难获救者，或凭口述，或以笔端，均在朝鲜文献中留下了对宁波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清代宁波的异域形象提供了研究素材。

关键词：宁波   朝鲜   海难   《乘槎录》

一、天然的海域联系

渤海、黄海、东海共同构成一个半封闭海区，该海区西依中国大陆，从北向南依次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的岸线为界，东临朝鲜半岛，东南方向为开阔洋域。从自然条件来看，该海区同属东亚温带季风区，夏季盛行东南风，冬季盛行西北风，这种地理条件历史上曾促成宁波与高丽海上贸易的繁盛局面，“两宋时期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促成明州港成为宋丽民间贸易的主要港口”。[1]元代采取海疆开放政策，宁波依托庆元港继续与高丽保持往来。可以说宋元时期宁波与高丽交往堪称古代中外交流的典范，它不仅连结了两国的经济贸易，而且还以其丰富的内容承载了政治、文化以及人员往来等各方面的交流，不过这种局面至明清戛然而止。

明清两朝皆实施海禁政策，虽有限开放海外贸易，但贸易对象并不包括朝鲜半岛。以清朝为例，其海上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东南亚国家，朝鲜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与其他国家往来较少。清朝和朝鲜之间一直以陆路的朝贡和边市為主，并不发展海洋贸易。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现象，清、鲜关系密切且稳定，朝鲜贡使络绎不绝，但活动范围仅限辽东到北京的驿路之上，没有机会接触江南地区，因此朝鲜对宁波的了解或停留在宋元记忆中，或仅限纸上认知状态。

清朝和朝鲜虽不开展海上贸易，但是天然的海域联系使双方船只很容易受洋流和季风影响而漂流至对方境内。1996、1997年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组织了两次中韩竹筏跨海漂流已证明了这一点。据此而言，清朝和朝鲜各自沿海航行的船只因海难漂流至对方海岸的机率也是比较高的。从现存史料来看，中国文献中关于清朝救助朝鲜海难人员的记载虽多但过于简略，相比之下，朝鲜文献更为详实，不仅存在若干漂海录，还保留了朝鲜官方对漂到的清朝人以及清朝送还的本国人的详细问讯记录。本文即选取其中与宁波有关的内容，尝试分析海难背景下朝鲜对清代宁波社会的认知程度。

二、崔斗灿《乘槎录》中的宁波

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1454-1504）因海难漂到台州，写下了《漂海录》，成为学界最为关注的海难文献之一，而另一位朝鲜人崔斗灿的海难日记尚未广泛流传。崔斗灿（1779-1821），字应七，号江海散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自济州别刀浦乘船前往罗州，遇风浪，漂流至今浙江普陀山获救，他亦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记为《江海乘槎录》。据日记显示，崔斗灿一行获救后被送至普陀山观音寺，驻留四日被定海县衙领去核实漂海之事。在定海期间，除了官府的正常接待，崔斗灿因其文人身份，曾到地方士绅家中坐客，笔谈酬唱。之后崔斗灿一行被送至杭州，沿运河被送往北京，[2]待礼部查点核验后按朝贡路线护送至凤凰城，转交朝鲜义州官员。

与崔溥作品不同的是，《漂海录》在当时就广为传播，而《乘槎录》则一直藏于乡间，直到近代才被发现。《漂海录》于江南江北笔墨相当，《乘槎录》则偏重江南，尤其是对漂到地定海县及杭州生活的描写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成为我们了解嘉庆年间江南社会生活的切入点。

崔溥和崔斗灿均漂到今浙东地区，都曾在宁波、绍兴停留，由于时代不同，遭遇迥异，他们对浙东的认知也有较大差别。

崔溥所处时代正值明朝沿海倭盗猖獗之际，他先是漂到宁波府界下山之地，遇贼被劫不得不截断碇橹，重新回到海上，漂泊十六日到达台州临海县，又为渔船所围，指为倭贼，导致在村舍躲雨时被乡人驱逐，在当时明朝沿海官兵被授予“若获倭则皆先斩后闻”权利的情况下，崔溥没有被杀害已算万幸。由于沿海官兵一直将他们作为倭寇“欲献馘图功”，这也使得崔溥等人“自登陆以来，道傍观者皆挥臂指颈，作斩头之状以示”，待至杭州审问清楚后，境况才得到彻底改善。[3]虽然崔溥在宁波遇到贼人而重新逃回海上，却也有感贼人“不甚暴恶”，“凡为劫盗者，杀越人于货，肆暴无忌。今江南人虽或被利心所使，为盗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盗不杀臣等，且有遗物;仙岩之人不隐所劫，竟还夺鞍，可以观风气柔弱，人心不甚暴恶之验也”。崔溥在浙东行程匆忙，护送官吏称“我大唐法令严整，少有迟缓必致罪责，今虽大雨不可复留”，所以崔溥对宁、绍之景皆走马观花，宁波“有佛宇，极华丽”，“凡城中所过大桥，亦不止十余处，高宫臣室，夹岸联络，紫石为柱者，殆居其半，奇观胜景不可殚录”。[3]

清朝东南海域虽有海盗出没，但危险性要远远低于倭寇时代，所以崔斗灿获救时并没有被遭到任何质疑，地方官确认身份过程也相对简单，因此他与浙江文人的酬唱成为了《乘槎录》的主要内容。崔斗灿在定海的十几天中，几乎每天都有人造访，遂感慨道：“余之流接此土已五六日矣，南土士夫日相经过，邀与俱去，风俗之淳厚，情礼之备至，尤可感也。”到达杭州后，他与江浙士人交往层面更宽广了，“时在浙既久，所与从游者，皆南士之有功名者也。或以笔语酬酢，或以诗文唱和，官隶市井不得与焉。以次传书，自僧楼至于诸方丈，操觚弄墨者不可胜数，墙砌间时见寸纸遗落者，则皆余与华人交语也”。而崔溥获救全程基本没有接触到地方士绅。

崔溥途经浙东时主要是浏览山川景色，旁观市井风情，而崔斗灿与浙东文人多有交流，其关注点更集中在人文方面。在定海期间，崔斗灿接触到的有名姓之学者就包括朱佩兰、吴申浦、乐秉彛、李巽占、陈福熙、金士奎、李嗣良、陈廷麓、林良骥、林渭壮、程光轮、周勋、李嗣良、何梦社等二十八人，与这些人交往酬唱，使他留下了当地科第蝉联甲第如云的深刻印象。崔斗灿还曾前往定海士人家中做客，得以近距离观察清朝士人生活，所见宅院乃“高门有闶，粉墙四围，升堂则多床桌，覆以红氍毹，场砌皆布以熟石，无一点土”，“及至正寝，则东西翼室罗列银瓶不知几百座，锦绣绫罗之属皆称此”，饮食则“茶罢煮饼，饼甚佳，又出火酒黄肉以馈之，肴核极水陆之美”，据此他得出结论，“定海乃中国之一下邑，而金银锦绣之富甲于南国，是以高楼杰阁，在在相望，无一茆竹之舍，居人非锦绣则不著焉，非鱼肉则不食焉”。

三、朝鲜官方海难文献中的宁波描述

清朝与朝鲜之间海难救助案例是比较多的，但海难人员大多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渔人或商人，并不能像崔斗灿那样将获救经历记述成文，常常只能用形胜奇绝、物色繁华来概括。朝鲜漂人的描述常常限于感观认识，准确性并不高，如朝隆六年（1741）四十九名朝鲜人海难漂到台州临海，获救送至兵营，其所见“前江左右船只无数，大如我国战船，而皆为丹青，插旗放炮，将帅在船号令……军卒皆着红衣，俨若我国水操之制”，“其处无非瓦屋，官舍皆层，层阁大如我国监兵营，男人头着个屹罗，身着青衣，足着黑履，或着彩水靴;女人头结于髻，身着长衣，足着分土，分土之状如锥嘴是白乎旀”;台州府官员“乘驾轿张红盖，项挂念珠，吹手罗将使令，具啰叭以军容行之”，临海县官员“亦驾轿张青盖，无念珠，常时出入之威仪，不及府使之行”。[4]上述对清兵服饰、妇女缠足的描述比较形象，但对官员等级差别则显得模糊不清。这种情况下，由宁波漂流至朝鲜的海难人员就成为朝鲜政府了解宁波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般情况下，朝鲜营救清朝海难船后，都会对获救人员进行问讯，问讯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漂人姓名、籍贯、航行目的、所载货物、社会状况以及朝鲜所关心与不解的各种问题。海难漂至朝鲜的宁波人，虽文化水平有限，但毕竟是其生长之地，面对朝鲜官员的诸多询问，他们所给出的回答更能反映出当地的社会状况。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一艘载有二十二人的商船漂到朝鲜，人员多来自宁波府鄞县，朝鲜官员与获救者问答如下：

问：你们佛像何以随身不离耶？

答：俺等商船崇养佛像，则自有許多默祐之故耳。

问：你们物件中荔枝以桂枝书之，何也？

答：俺等凡于文字间多有名同而书异者，故荔枝果以桂枝为书矣。

问：你们地方耕作比南京何如？

答：俺等地方则多水田少旱田，土宜五谷，而福建则十月无霜，故能再耕，而俺地方则风气稍异，不得再耕，而虽冬天，雪花落地即消。

问：浙江省去北京几里？

答：三千六百里。

问：你们虽是商人，亦系军总否？

答：军总则满人有八旗，而别处管于将军，俺等汉人不入八旗，而有材力善射者则入于绿旗，而总督提督主管也。

问：你们所居宁波府官员几人？

答：有提督、太守、守备等官。[4]

道光七年（1827），十六名宁波镇海、鄞县人前往天津、山东一带贸易，因海难漂至朝鲜，官方记录的问答如下：

问：你们所持佛像，宜在寺刹中，而缘何带来？

答：佛是神也，无论居家居外，随处敬奉，以冀默祐。

问：佛若有祐，你们何至此境？

答：我们无一淹没，幸得俱全，安知非佛佑耶！

问：自镇海县距鄞县多少远近？

答：水旱路各六十余里。

问：鄞县、镇海县到天津、山东，水旱路各几里？

答：山东二千里，天津三千里。

问：鄞县、镇海县，距北京水旱路几里？

答：俱为三千多里。

问：鄞县、镇海县各有几员官长？

答：一县中亦有文官，亦有武官，文官理民，武官掌兵，而牟利邨民，自来贸易，员数多少未能详知。

问：你们地方风俗，以何为业耶？

答：士则绩文好学，民则农商相半。

问：你们地方年成何如？

答：十分年成。[4]

上述两则“问情别单”展示了一些宁波地方社会生活面貌，如海船多供奉佛像，反映出浙江沿海地区佛教信仰的广泛性，“士则绩文好学，民则农商相半”则概括出了宁波社会职业构成。虽然这些商人对宁波的描述远不及文人那样形象，但商人常至各处经营，距离感强，见识较广，所以他们陈述的宁波至北京等地的里程数据更准确，对朝鲜问到的南京、福建也能略及一二。

四、结语

朝鲜人最为了解的即是鸭绿江东至北京驿路上的景象，对于“遥远”的宁波，朝鲜所知可能只是借助于源源不断东传的各类书籍而停留在文字的理性认知程度，基本上无直接的感观形象。即使像洪大容这种见多识广的学者，对浙江风俗亦不甚了解，他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跟随朝贡使团前往北京时，结交了三位浙江举人，曾问到“浙东与浙江异耶”？浙江举人解释称“中隔钱塘江，浙西之人文秀，浙东之人刚厉”，“弊省十一府，杭、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台州、处州。杭嘉湖谓之下三府，其地多秀民。宁绍等谓之上八府，其地多山，风俗椎鲁，今则宁绍亦多人物，而其余六府则人物少矣，今则谓之上六府云”。[5]造成这种认知障碍的根源就在于明清时期浙江与朝鲜海上交往的长期中断，由此不得不使偶尔发生的海难成为两地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

一般而言，无论是漂到宁波的朝鲜人，还是漂到朝鲜的宁波人，他们都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给我们留下了对清代浙东社会的记忆。在朝鲜人眼中，宁波地区司空见惯的风俗世情却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至于宁波漂海人的自述，对朝鲜来说，是有别于书籍记载的，这些来自当地普通百姓的、不经修饰加工的言语呈现了最朴素最真实的浙江乡土风情。总之，在海难背景下，这些漂海人，或凭口述，或以笔端，均在朝鲜文献中留下了对当时宁波社会的描述，加深了朝鲜对宁波的认识，也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宁波社会提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张伟.略论明州在宋丽民间贸易中的地位[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05）：13-16.

[2]范金民，罗晓翔.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J].史学集刊，2009，（03）：56-64.

[3]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2.

[4]（韩）韩国国史编篡委员会.备边司誊录[M].首尔：景仁文化社，1982.

[5]（韩）洪大容.湛轩书外集（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本）[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

（项目基金：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项目：海患海难背景下明清士人的朝鲜认知研究（16ZDDYZS08YB）;项目：2018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跨文化交流中浙江历史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