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言

一个人，其生前或风云际会、或历尽悲苦，其身后一时备极哀荣、一时又背负污名，甚至一直备受争议，无论他的形象有几个侧面，又被人从几个侧面来评说，他的内心世界永远都有我们都无法彻底透视与完全理解的真实。

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有着不同寻常的真实，更因为他能够自我解剖、坦露这种真实。

如果1935年6月18日从容就义的那个凌晨之前的那一段最后的时光，他不曾写过那一篇文字，他的身后就自然地定格为文人、领袖、烈士。但是，他偏偏留下了《多余的话》，于是他的形象，在牺牲多年之后的一段特殊岁月里，竟一度成了“可耻的叛徒”。

这篇狱中绝笔，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因为熟悉他的同志如周恩来、丁玲，杀害他的敌人如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也是他曾经的学生宋希濂，都作了证明。问题是，能否依据《多余的话》就判他变节？

1964年，被看成“一个叛徒的自白书”“自首叛变的铁证”，瞿秋白被视为“叛徒”。1967年6月17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声讨叛徒瞿秋白大会”。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而且“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中，他被定为第二次路线斗争的反面代表人物。

拨乱反正中，人们又想起了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专案组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说“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同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科院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中宣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周扬讲话高度赞扬瞿秋白的一生。

1980年10月1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平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收入了《多余的话》。

云烟散尽，理性回归，再看秋白。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陈毅的《梅岭三章》等慷慨激昂、向敌人宣战不同，《多余的话》是向内拷问自己的灵魂的。他开宗明义，说这是自己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坦陈是“历史的误会”把自己推进了革命的洪流，担当了领袖，也犯了很多错误;明明即将就义，却要请同志们不要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的烈士”，因为自己始终不能克服“绅士意识”，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感到“万分的厌倦”，现在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而且“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只有像他这样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才能如此不加掩飾地剖白自己。在《多余的话》里，他以笔为刀，从理想到经历，从情感到灵魂，勇敢、彻底地“解剖”了自己。虽然字里行间有着难以释怀的悲观与疏离，但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背弃自己的信仰，可贵的是一直保持着他的真性情，不违背自己的本心。

追问生命的意义，衡量生命的价值，也只有像瞿秋白那样真实地面对自我，解剖自我，才能无愧于这个生命，才有改变和完善自我的可能。

真实的瞿秋白，已走进历史的深处。瞿秋白的真实，却于今天愈发显得那么难能可贵！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