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荭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图腾”一词属于外来词，是个舶来品，它来源于印第安的方言“totem”，意思是“亲属”或者“标记”。最早见于1791年英国约翰·朗格的《一个印第安议员兼商人的航海探险》。清代严复在1903年翻译英国甄克思《社会通诠》一书时，第一次把“totem”翻译成“图腾”。“图腾”是无形的“旗帜”，它是原始社会组织的标志和象征，初始只存在于先民的意识当中，具有血缘凝聚作用，是部落族群相互区别与认可的标记符号，具有指称、表义、显示、认识、交流和自律功能，先民往往以动物、植物为主要崇拜物，图腾也是动物居多。图腾崇拜仪式祭祀逐渐演变成祭祀祖先神，后来，混为一祭。现今贵族苗族图腾的崇拜多以日常生活常见动植物为主，藉以表达对生命的尊崇，体现为对“多子”符号性动植物的偏爱。

一、苗族图腾“多子”崇拜

先民以图腾为原型雕刻成各种艺术装饰品，又印在器皿之上，后又画在旗帜上面，无不寄托了对图腾的崇拜，以及祈求图腾作为保护神对部落家族的保佑。后世的图腾崇拜往往以祭祀的仪式严肃表达种族群体的敬畏之心和虔诚之意。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改造能力增强，人们对自身的关注与日俱增，“人的自觉”使图腾崇拜逐渐演化为对先民祖先的崇拜。如果说远古先民是以粮谷牺牲祭祀日月风电、江河湖海和龙蛇龟神，则后人逐渐将祭祀对象由自然神转为先祖神，或者说不再仅仅祭祀自然神，祖先也被纳入神的行列，甚至有时自然神与人类神同时祭祀，这反映了人类的自觉性与思想性。

按照“进化论”的思想，人类原始本身的崇拜是出于动物本能的自我保护，也就是说崇拜的目的是为了祈求生存、繁衍的延续，并不具有任何所谓的文化意义，神话原型式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是后世文明自觉之后，出于对祖先崇拜、感怀而人为生发，强制附加上去的文明符号。因而，图腾崇拜的初始意义在于先民的生殖崇拜，意在种族的繁衍生息，这是破除西方各种文明、文化思潮遮蔽下的中国先民独特自觉的有效路数。苗族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多居住在中原之外，文明进程缓慢，种族传承性强烈，保留了众多的悠久文明，是观瞻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的重要参照物，也是认识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历史化石。

苗族历史悠久，广布湘、鄂、黔、川、滇等省，总称“百苗”。其图腾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大致经历了原生图腾、次生图腾和再次生图腾三个阶段[1]。游尚功、周航《关于苗族来源问题》[2]一文认为苗族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夷族群的太昊氏族，而东夷氏族崇拜的图腾是“卵”。尽管湘西苗族以“盘瓠”为图腾，但这是卵图腾的变体。因而，从本质上来说，苗族最早的原生图腾就是卵图腾。然而，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原生图腾逐渐衍生出次生图腾——鸟图腾和蛇图腾，而鸟和蛇都是卵生多产的动物。由此可以看出苗族先祖对于生殖崇拜的原初意识。继而，随着农业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苗族因为流布区域限制，产生不同的分支，衍生出再次生图腾。一是由鸟而凤，进而延伸出枫木、蝴蝶；二是由蛇而龙，进而衍生出牛、犬；至今更是衍生出诸如鱼子、蜜蜂、蜻蜓、蚕虫、燕子、继尾鸟、猫头鹰、鹞鹰、葫芦等各类与苗族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物种。所以，苗民的图腾崇拜逐渐日常化、生活化。有学者认为，“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的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3]确实是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传宗接代作为首要之事来对待，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苗族自古深受汉族生育思想的影响，加上部落分散、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人口稀少，所以苗族人民更加重视香火的延续和子孙的繁盛，因为这是影响本民族能否延续，能否与其他民族并列的基础因素。婚姻的缔结是一种社会行为，苗族作为一个以“亲族圈”为单位的社会群体，其婚姻圈子往往是固定的，在苗族部落中家族人口的枝繁叶茂是其实力强大的具体体现，所以苗族人常常以结“两族之好”的方式来扩大和稳定亲族圈。至今，苗族“鼓藏节”的祭祀活动虽具有对先民崇拜的原始内涵，但整个节日活动的娱乐节目与游玩时间大大多于祭祀仪式的程序和时间，与其说它是一种祭祀节令，不如说是青年男女沐浴春风，寻找伴侣的节日，因为芦笙吹奏，行歌坐月不就是男女沟通感情，谈情说爱的方式吗？通过联姻扩大部族力量，归根结底要靠婚姻带来的强大的生殖力来维系。因此，苗族人非常渴望多子多孙，子孙的繁衍生息不仅关系到苗族的生死存亡，还影响其发展中的历史“站位”。

人类的来源，是各个民族不断进行的历史考问。商周时期有“踩巨人脚印而感生”，还有女蜗黏土做人说，西方上帝造人说，这是比较普范的共识。苗族古歌作为特别的史诗，讲述本民族来源则为姜央——蝴蝶——枫树——云雾——人[4]。诚然，为说明本民族深远的历史，展现民族的智慧，各民族都尽可能追述先祖，遥视远古，多以神话的形式述说远祖的故事，以抬高本民族的“高质”，历时维度与现实环境的“民族歧视”即为显证。人类初始，通过婚姻生殖来繁荣部族，是每个部落氏族不懈的追求，因为只有通过生殖繁衍，才能提高本部落的战斗力和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众多民族把生殖崇拜寄寓到图腾上的原因。不同民族所谓图腾样式，无论何种繁复多样，无不寄寓着强烈的生殖崇拜感。他们把“多子多孙”的思想寄托到图腾符号上，并在现实生活中将这种崇拜和信仰不断生活化，这也是苗族历经数千年而仍能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

苗民的智慧之处正是在于，他们不仅宗发于一个图腾，而且还在不同的图腾变化中强化了“多子多孙”的生殖崇拜感，更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把这一生命意识永驻在生命的河流中。苗族热爱自然、敬畏自然，认为某些自然物与本氏族有亲源关系，这种主观的文化自觉仍然是基于民族自我的强大需求。苗族人民借助一些与苗族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事物来表达内心的期望，把神圣的图腾生活化，从而使苗族在众多民族的发展中萃取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元素。于是在苗族的生活中，多子多孙的生殖崇拜演化为对生命渴望的多种期盼。和“卵图腾”相依而生的“鱼”“蝴蝶”“蛇”“枫木”“稻穗”等等都是富含多重强大生殖力的物象，这也成为他们现实生活的理想寄托。

二、“多子”图腾的现实符号

（一）“鱼”

鱼为卵生，有着极强的繁殖力，也是人类最初的饮食鲜品。无论婚丧嫁娶，还是产子祝宴，鱼为必备佳肴。《诗经·陈风·衡门》中说道：“岂其食鱼，必河之魴？岂其取妻，必齐之姜？”闻一多认为《诗经·陈风·衡门》中所说：“鱼是男女互称其配偶的比喻，以鱼比女人或男人。”[5](P5)人鱼互喻，这和原始社会人类崇拜生殖、重视种族繁衍有着密切关系。苗族人民把鱼作为神圣的图腾来崇拜，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表达了他们对多子多孙的渴望。

苗族祖先崇尚抽象的图腾，后世的苗民则逐渐将其日常化、生活化、可感化。鱼在苗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尤其在婚丧嫁娶等重要时刻。黔东南地区苗族婚礼上，新娘进门首先就要吃大鲤鱼，它作为一种信仰的象征，寓意今后多子多福，家庭和睦。在苗族地区有这样一则传说：“从前有一个叫‘哥乡哥里’的男子在妻子死后便向岳母提出要求，让‘大丽省丽’（其妹）嫁给他，当地人说要他送每家一条白公水牛和一头黄牛才能同意，‘哥乡哥里’照着办了，但不够分配，只好每家送一条鱼，这样，‘哥乡哥里’终于与‘大丽省丽’成了亲，婚后后代非常发达。”[6](P300)苗族不仅吃鱼，而且还把鱼以各种样式融入到服装头饰中。苗族人把鱼类交合繁殖的场景，抽象地绘成图案，呈现在服饰中。图案中双鱼抱合，头腹相接，如同道家的太极图，既美丽地装饰了服装，又暗示性地传递了两性的生殖意蕴。苗族人民的聪慧可见一斑。在苗族蜡染服饰中，通常以交鱼纹饰作为中心，旁边则附有水波纹和飞蝶纹，黔东南苗族古歌中讲到“蝴蝶妈妈”和“水泡”相恋生下人类始祖姜央，而交鱼纹放在这样神秘的图案氛围当中，意在祝愿新婚女性能在苗族祖灵的保佑下，像鱼一样多子多孙。可以说，凡是在需要表达人间夫妻恩爱、子孙繁衍、家族昌盛的场合，交纹鱼图案就会很自然地呈现出来，这已经深深嵌入到苗民潜意识之中，这种图案就是和谐繁衍，幸福生活的标记符号，而婚礼就是交鱼纹最好的展示台。[7]此外，还有三条鱼头对头嬉戏的图样，在自然界中同样有部分鱼类在繁殖时期，不是集成大群，只是三五小群做求爱的活动在追逐、回旋、压迫后排卵。[8](P78)这种图案单元也是借鱼的生殖暗喻新人能早生贵子。还有一些鱼纹是单独出现的，此类鱼纹图案中鱼体大多肥硕，好像母体成熟意欲排卵。“远古人类以鱼象征女阴，首先表达了他们对鱼的羡慕和崇拜，这种羡慕不是一般的羡慕，而是对鱼生殖能力的羡慕，这种崇拜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动物崇拜，而是对鱼生殖旺盛的崇拜。”[9](P168)贵州黔东南苗族蜡染、刺绣就以鱼纹象征女阴，鱼之所以成为女性器官的象征，是因为双鱼的轮廓与女阴轮廓相似，加上鱼腹多子，繁殖能力极强。[10]苗族人民借此来寓意年轻姑娘的生育能力。苗族一直都是崇尚农业文明的少数民族，在苗族人心里劳动力就是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的由来就需要依靠苗族姑娘的生育能力，因此苗族人民把对子孙的渴望都放在了这种原始的生殖崇拜上，这是一种远古先民集体无意识的流风遗韵[11]。

交鱼纹图案

群鱼戏水图案

（二）“蝴蝶”

蝴蝶不仅生殖力强，有破茧成蝶的蜕变，而且暗含了苗族人民理想的成长路线。《苗族古歌》作为苗族的史诗，记载枫木孕育蝴蝶妈妈，而蝴蝶妈妈后来又与水泡交合，产蛋孵出龙、虎、蛇、牛、蜈蚣、雷公和姜央等十二子。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最早崇敬枫木，崇敬蝴蝶，后来转为崇敬人类始祖姜央，认为它是苗族先祖。[12]蝴蝶妈妈以生十二子的“多子”形象存在黔东南苗族的传说当中，传说虽无法考证，却寄寓着蝴蝶妈妈能像母亲一样保佑家族多子多福，子孙都能化茧成蝶的人生理想。

蝴蝶是苗绣最通常用的纹饰。在清水江畔的施洞苗族“红苗”中，蝴蝶通常会被绣上红色的触须，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红色的刺绣穿戴于身，喜庆又大气。有些蝴蝶纹样翅膀有三四层，苗族新娘把它绣在刺绣中心部分，场面非常的壮观，而四周则绣上体态稍微小的蝴蝶，展示了蝴蝶母亲带着幼蝶在觅食的场景。这种对传统图腾家庭化的做法也许是苗族人民最英明的创举，这正是苗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溯源。在苗族传统工艺蜡染中也有很多的飞蝶纹样，有些蜡染中会有蝴蝶纹簇拥着鱼纹的场面，两种生殖图腾出现在同一蜡染中，表达了苗族新郎新娘对生殖的最大渴望。在蜡染中还有“人头蝶身”的图案，图案中蝴蝶触须变成了牛角状的头发，双翼变成了人类双手的形状，而尾部则成了像美人鱼一样修长的下体，面容是女子，这种蝴蝶拟人化的文化砝码，恰恰印证了苗族图腾虽有众多变化但始终不离本宗的民族诉求。

在苗族银饰上，也有很多蝴蝶纹样，头冠、头钗、项圈是由苗族银匠精心设计的，“百鸟朝凤”是黔东南苗族新娘银冠的经典样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凤”指代女性，苗族人把凤作为银冠的形制主体，佩戴在姑娘头上，含有把生育繁殖尊为至高无上之意。[13]这种做法和汉族“凤冠霞帔”很相似，除了诠释新娘的美之外，实际上也是生殖崇拜。蝴蝶项圈像瀑布一样坠落在胸前，把蝴蝶放在前胸处，表达了对蝴蝶图腾的虔诚，对生殖的敬畏。

苗族刺绣的蝴蝶图案

苗族蜡染的蝴蝶图案

（三）“枫木”

苗族人世代崇尚枫木，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对枫木崇拜尤为突出。 《苗族古歌》中记载：“天地生枫木，枫木树心生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始祖姜央”。由此可知，枫树是苗族元祖，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称枫树为“道莽”，即“树妈妈”。黔东南苗族把“枫树”当作种族的母神崇拜，就是希望借助“枫木”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母亲”这一生殖特性来表达对多子的渴望。枫木与苗民的关系文献记载首先在于《山海经》。如《大荒经》记载：“枫木，蚩尤弃其桎梏，是为枫木。”更有传说称蚩尤涿鹿之战战败后化为枫木。总之枫木与苗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水江地区苗族盖房子时，习惯用枫木做中柱，希望先祖保佑子孙兴旺。在施秉县马号乡苗族村寨的水井边或者山坡上都有很多挺拔苍劲的枫树，包括苗族青年男女“游方”的晒谷场旁边也是枫木丛生。苗家人认为，只有在枫木树下谈情说爱，才会两情相悦，爱情幸福。总而言之，枫树就如同守护神一样保护着苗族子民，所以在黔东南苗族婚姻、生育的场合总会看到枫木。

苗族人根据自己的审美观把实物艺术化展示在苗族服饰当中，如枫叶耳环、枫木银坠。在苗族人观念里，枫木心生蝴蝶妈妈，就如同人类的十月怀胎，在树心的空腔里孕育生命，这个树心在他们的观念里应该是人类孕育生命的子宫，由此看出枫木与新生命的诞生有着密切关系，枫木崇拜的根源其实是生殖文化的崇拜。[14]1黔东南苗族新娘佩戴枫叶纹样的银饰就是出于这一生殖臆想。

苗族头饰上的枫叶

苗族手镯上的枫叶

（四）“小米穗”

小米穗上的小米是紧密交错生长的，往往一穗上就有上百颗小米籽，是典型的多产谷物，这与苗民对多子多福的生殖崇拜相一致。小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在干旱贫瘠地带也能生长，小米的生存态势与苗族人顽强精神非常相似，所以苗家人对小米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小米在苗民心中是很珍贵的东西，与苗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不仅被作为稀有食物存放，还把小米穗的形状篆刻在手镯、项圈、头饰之上作为对植物的崇拜。苗族人对小米穗的崇拜实际上是对小米穗“多子”特性的生殖崇拜。小米穗在苗族的饰物上呈现的往往是立体几何形，苗族姑娘的手镯有各种各样的款式，时尚而又精致，让人眼花缭乱。小米穗在苗家匠人巧夺天工的手艺下成了抽象体的艺术品。小米穗纹样还出现在银项圈压领处，条纹错综复杂，但是小米穗的纹路却非常清晰。苗族人把渴望多子多福的心愿寄托在了这种高产多产的农作物上，对小米穗的崇拜暗含了对子孙连绵不绝，家族人丁兴旺的期望。

苗族项圈小麦穗图案

苗族头饰小麦穗图案

三、结 语

中华文明为什么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有着众多像苗族一样生生不息的民族，它们共同承继了华夏文明的版图。历史上无数文明的沦丧无不说明优秀的文化离不开优秀的传承方式。再优秀的文化因为忽略了传承或者没有使其真正地融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都无法长存。苗族图腾生殖崇拜的理想诉求之所以能一以贯之到今天的现实生活，离不开其传承中对图腾本宗的生殖崇拜的文化意蕴。正是把这一生殖崇拜的内涵浸润在不同的变体图腾之内，浸润在民族生活中的日常吃穿住行之上，浸润在鲜活的生命传承之中，才使她历经数千年，仍然能够巍然屹立在民族之林。文化不灭，民族不衰，离不开世俗生活的文化浸润。苗族人民用自己的生命智慧接续生命的文化意蕴，无疑对当下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追寻和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同时，苗民的这种生殖崇拜更是对中华民族礼乐传统的千古回应。苗族的图腾崇拜活动反映的是先民集体无意识对自然的崇拜，对先祖的怀念，对繁衍子孙的希望。图腾从被供奉到应用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再到自我觉醒后的集体祭祀，是苗民对远古生活的心灵崇仰和精神向往，是荆楚习俗的远承，是春秋战国楚国文化的遗韵，是中国古代礼乐系统的重要组成。无论是立足于古代周王朝采诗观风的角度，还是楚辞书写楚地风物视域，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于“野”，十五国风的“野”构成了经典的“诗礼”文化，也才有“诗教”体系。苗民图腾崇拜的多子性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生活理念。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文明进程中，不断开化，文化理念与思维方式是以“先进”为标志存在于传世文献的经史子集之中，而出土文献的碑志铭刻、瓷简帛纸，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贵族生活的奢靡与人文文明的先进，绝少体现古人对远古生活的关切与传承。即使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颇多神话的文献也少有关于先民的生殖崇拜，其内关于昆仑、神木、大鹏、不周山、西王母、龙等等各种神话是以崇拜物的博大、壮阔和神奇为标记，是对未知自然的主观臆想和虚造，而苗族的生殖崇拜则是立足生活，以所处生活环境的山水动植风物为依托，寄托了苗民朴素、朴实和切实的生活态度，是与中原地区正统神话、正规礼乐颇多不同的独特形式。更为难得是它是以世代传承的形式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形式，具体可感，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礼乐体系建设的有益补充，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建立独特的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