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青

他是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曾是北大知名教授。他致力于向更多人普及经济学常识与逻辑，他的音频付费栏目订阅人数突破了20万人次，总营业收入突破4000万元。他却因此受到舆论压力，而后选择辞职。转身后的他，重新定义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学教学方式，以践行他对教学、科研的思考。参加《奇葩说》更是让他迅速成为年轻人喜欢谈论的明星教授。他希望让普通大众也能学懂经济学，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他就是越来越被大众知道并喜欢的经济学家——薛兆丰。

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明星教授

“薛教授！”电梯门打开，迎面走来一位年轻人，他认出了正要进电梯的薛兆丰。

薛兆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因为《奇葩说》，他在街头巷尾的辨识度大幅提升，成为年轻人喜欢谈论的明星教授。

观众逐渐接受了他不懂娱乐圈、不煽情、不讨好的形象。在《奇葩说》节目中，薛兆丰与蔡康永关于“是否赞成实现知识全部无偿共享”的辩论，更是让大众看到了薛兆丰身上的理性和思想。许多观众留言说，这场经济学教授与综艺天王的理性与感性的对决，将会成为节目的一段经典。

但薛兆丰首先是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他致力于向更多人普及经济学常识与逻辑。这种常识和逻辑作为现代人的生活基石，将最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视角和行为。当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与全民综艺节目《奇葩说》产生交集，我们在惊讶之余也看到了更多经济学与平民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和火花。

这一切，在薛兆丰看来，“都是因为经济学”，他强烈的初心是想把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呈现给世人：“我这20年所做的事情，如实地记录下来，会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历。”

薛兆丰曾是北大国发院深受学生欢迎的知名教授，是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他常常就公共政策领域的议题发表犀利观点。

在做音频付费栏目之前，薛兆丰习惯“以文字示人”，那时的他对接受文字、语音和视频采访，都是抱有戒心的。他说，只有自己写的文字，才能得心应手地把控。“精心准备的文字，反复删减，（最后）很精简。”哪怕是其中的一个字，薛兆丰也会反复斟酌，确保没有歧义。他没想到的是，这样仔细锤炼过的文字，给读者的感觉是高冷和严峻。

罗振宇找到薛兆丰做音频付费栏目时，薛兆丰一开始是“百般不情愿”，后来“被慢慢推着去做”。音频取得了意外的效果：人们喜欢听他的声音，他给人的印象软化了，变生动了。薛兆丰逐渐适应了这种转变，他让人看到了基于严谨学术框架下的开放心态和创新行动，他那略带方言口音、娓娓道来的生活故事和经济学原理，让他的专栏迅速传播开来。

从北大“出走”，获更广阔天地

2017年11月，薛兆丰在知识付费APP上的付费栏目订阅人数突破20万，总营业收入突破4000万，纽约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大屏上登出了庆贺和感谢的广告。

但从那一刻起，负面信息也接踵而来。有人声称北大教授分为校聘和院聘两种，薛兆丰只是北大国发院的院聘教授，没有事业编制，所以不能称为北大教授；也有人认为薛兆丰讲授的经济学只属于本科未毕业的水平，并作出了“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的断言。

对此，薛兆丰回应说：“知识的深浅轻重，是以理解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的。没有什么知识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当然，知识的价值与付费与否也没有关系。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学生都得付费方可求学，几乎所有教师都要收费才愿意讲课。他们的思想的价值，不会因为付费而打折；而有大量流传甚广的谬误与偏见，也不会因为免费而增值。”

2017年12月29日，当年度最后一个工作日。薛兆丰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五上午想清楚了这一切，准备辞职；2018年3月10日，薛兆丰确认他的辞职申请获得北大国发院的批准。

马东找到薛兆丰，原本只是想让他当《奇葩说》顾问。但决定约薛兆丰聊一聊时，马东做了一个在薛兆丰看来“很奇怪的决定”——让他以导师的身份出镜，参与《奇葩说》录制。

为此，薛兆丰做好了各种最坏的打算，他认为自己与《奇葩说》的场面肯定是格格不入的。薛兆丰说：“这看上去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事实上，马东非常善于制造冲突感和层次感。薛兆丰知识分子的形象与《奇葩说》的违和感成为了节目的一大亮点。很多时候，他一本正经讲话，但流露出的冷幽默能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薛兆丰更加体会到：“当你用形象示人的时候，人们会感觉你比较丰满，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形象和距离感，在各种恶搞、戏谑中被消解，薛兆丰丰富的人物形象和走心的讲解拉近了经济学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经济学知识和常识的结合，就这样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网络的各个角落，进入普通大众的心里。

更有意思的人生

从经济学视角切入观察日常生活的思维模式，在薛兆丰的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养成。

薛兆丰是广东客家人，出生在广州，他奶奶生活在香港。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广州两地的生活有巨大反差。薛兆丰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社会、对经济学有了懵懂的思考。奶奶每次从香港到广州，都要坐火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通关，语言一样、文化一样，什么都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凸显的差异性，薛兆丰开始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成因和过程。

这些日常生活和对它们的深刻思考是影响薛兆丰人生走向的关键因素。

后来，薛兆丰回国到北大国发院教书，他的教学方式自然也与众不同。他也感受到了北大国发院对自由教学氛围的保护：“我们教书不像别的地方有集体备课，集体规定什么教材。”在给北大经济学双学士上课时，薛兆丰每周会请学生喝早茶、吃饭、聊天，在日常交往中他身上有一种老派教师的风格。

有时，薛兆丰对于教学方式的创新有出人意料之举。2018年6月，他把新书发布会放到了北京三源里“网红”菜市场，同萝卜、青菜一起，售卖自己的新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对此，薛兆丰的解释是，知识不应该高高在上，经济学回归到蔬菜摊、水果店、馒头铺中间，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才回到了经济学的原点。

他在付费专栏里讲的也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知识，比如城市堵车、春运车票难买等热门话题，这些话题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这样的薛兆丰很快乐。打开经济学通往平民社会的道路是薛兆丰的创新，也是对他的挑战。薛兆丰敬畏创新，也意识到前路并非一帆风顺：“理性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很微弱，我任何时候都在提醒自己。”

在人类创新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创新者不需要为创新付出代价，薛兆丰也不能例外。当他必须在北大国发院的教职和平民讲师之间二选一时，他的态度是鲜明的：“我毫不犹豫选择校外，大学不缺我一个教授。”因为后者的“边际效益更大”。

现在呈现在薛兆丰面前的世界，变得愈加宽阔。他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跟有意思的人交谈：“看看这世界发生了什么，听听人家怎么想，这很好玩。”

面对新的世界和可能，他发现人生的道路其实可以更宽更远。薛兆丰曾经说过一个经济学原理，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让人更有个性：“你看《奇葩说》里的‘奇葩’，他们的职业非常多元。正是因为物质生活、收入上的稳定和多样性，使得他们有经济实力来保有他们的个性。”

我们少了一个大学教授，多了一个平民教师，一个越来越好奇的薛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