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是目前唯一一部以简帛古书知识为出发点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汉书·艺文志》的著作。文章以《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中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图书，揭示早期图书流传图景方面的文献学价值。《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的简帛古书和传世文献互相印证是研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的基本方法。

【关  键  词】《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图书馆史;文献学

【作者单位】孟祥凤，郑州轻工业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07.027

班固《汉书·艺文志》是先秦秦朝西汉时期的图书目录，可以“溯学术之流派，明簿录之体例”[1]，受到历代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尊崇，注释、研究和增补的著作有数百种。无论是人名、书名的查证纠谬，还是著录体例、目录类别的分析，这些著作所依据的均是传世文献。这种研究路径确实解决了《汉书·艺文志》的许多问题，但是也留下不少难题。《汉书·艺文志》传世久远，内容简略，早期传世文献数量有限，且多舛误。不过，出土简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考证传世文献的失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汉书·艺文志》。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兰台万卷》）是目前唯一一部以简帛古书知识为出发点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汉书·艺文志》的著作，是《汉书·艺文志》研究的重大突破，具有诸多创新，也给文献学界和图书馆学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研究范式创新：以简帛古书知识为出发点

20世纪初以来，出土战国秦汉的简帛数量丰富，地域广泛，一些佚书重见天日，传世古书的早期版本不断出现，一些原本未知的图书也显露真容。简帛古书的出土及其研究展示了早期书籍形成、流传、生产、传播和收藏的真实状态。李零长期参与出土简帛的整理工作，是较早从事早期图书形成、流传、作者、结构和体例等研究的学者，成果系统、深入，尤以《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和《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最具代表。李零在余嘉锡《古书通例》[2]有关古书体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简帛古书，把古书体例归纳如下：（1）古书不题撰人;（2）古書多无大题（书名）;（3）古书多以单篇流行;（4）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5）古书往往分合无定;（6）古书多经后人整理;（7）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8）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3]。这个总结符合早期图书的实际，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兰台万卷》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正是以简帛古书知识为出发点，同时结合传世文献。这个新的研究路径得益于出土简帛及其研究成果，以及李零个人出色的简帛古书知识。《兰台万卷》称：“《汉书·艺文志》，我读过很多遍，真正读出点味道，还是靠了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让我多了一只眼。”该书又说：“本书的重点有所不同，我是以简帛古书的知识为出发点，重点讨论班志的分类，看每一类古书又可细分为哪几类，大类也好，小类也好，每一类的性质是什么，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大局。细节，前人的讨论也非山穷水尽，留下的问题很多，我做了新的讨论。”[4]作者这里讲了该书的两个重点：一是利用简帛古书知识讨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尤其是细分《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二是利用简帛古书讨论其他内容，其范围比较集中于考察早期图书的流传。《兰台万卷》正文及附记提及简帛有近60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以简帛古书知识为出发点研究《汉书·艺文志》的目标，具有突出的文献学价值。

《兰台万卷》提供了《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新范式，引领着《汉书·艺文志》研究的路向。随着简帛古书知识的丰富，我们对《汉书·艺文志》的认识会越来越全面和深入。

二、研究内容创新：细分《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

《汉书·艺文志》共分6略（大类）38种（小类），有的小类再分若干子目，这个分类体系是西汉总的知识体系。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这个分类体系稍显粗略，展示的知识体系不太细致。《汉书·艺文志》在每类中大致依照内容或体裁排列图书，但是没有细分。因此，《兰台万卷》对《汉书·艺文志》每类著录的图书按照知识门类细分为若干小组，标示每一组图书的内容和性质，是对《汉书·艺文志》分类体系的扩展，可以细致揭示每类图书的性质以及各类之间的关系，显示每种图书的内容，展示更为全面和具体的西汉知识体系，对学术史、文献学史、目录学史和藏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每类图书能否细分，以及细分是否得当，取决于分类者对图书书名、内容和体裁的了解程度。《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大多亡佚，在简帛古书以前，我们只能依靠《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和原注、《别录》《七略》等书目的辑佚及后世对《汉书·艺文志》的注释等传世文献来了解这些佚书，但是有些佚书，我们已经不能依据传世文献知道其内容了。例如，有些书名中的字，我们已不知道其含义，而出土简帛中有不少佚书的全部或部分，也有其他关联的佚书，依靠这些简帛，我们可以更多了解这些佚书，从而合理地予以细分。所以，细分《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图书，不能仅仅依靠传世文献，还必须依靠简帛古书。

《兰台万卷》对《汉书·艺文志》各类著录的图书细加分类。比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图书凡13种，《兰台万卷》进一步按顺序分为四组：今文经一种为第一组，《易传》七家说为第二组，《易说》四种为第三组，今文章句一种为第四组[4]。《兰台万卷》多是通过在书名下或相关部分中介绍相应的简帛古书，或通过有关简帛古书来解释书的内容，以说明细分图书的依据。其具体方法和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列出与《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相同的出土佚书，以明了该书的内容和性质，便于归类。在《汉书·艺文志》兵权谋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下，《兰台万卷》列出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16篇[4]，该书失传已久，《齐孙子》就是《孙膑兵法》。

（2）通过简帛古书考知《汉书·艺文志》中某些书名的字义，有助于图书分类。在《汉书·艺文志》杂占类《变怪诰咎》十三卷下，《兰台万卷》提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有所谓“诘咎”，其中提到“告如诘之”，“告”即这里的“诰”[4]。

（3）通过简帛古书考知《汉书·艺文志》的某些书名（人名）及其不同写法，有助于了解图书的内容或性质。在《汉书·艺文志》道家《力牧》二十二篇下，《兰台万卷》介绍斯坦因所藏汉简《力牧》篇残简把“力牧”写成“力墨”，马王堆帛书《观》篇把“力牧”写成“力黑”[4]。在《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孙轸》五篇（图九卷）下，《兰台万卷》以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为依据，证明孙轸即先轸（春秋时晋国名将）[4]。

（4）列出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名近似的简帛古书，说明书名近似却未必是同一种书，避免后人把书名近似的图书妄相比附，影响分类。在《汉书·艺文志》屈原赋类《唐勒赋》四篇下，《兰台万卷》称银雀山汉简《唐勒》不是《唐勒赋》，《唐勒》是简书自题，只能叫《唐勒》 [4]。

（5）列出与《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对应的简帛古书，可以了解作者的部分思想及佚书的内容范围。在《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曾子》十八篇下，《兰台万卷》称上博楚简《内豊（礼）》是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对应的篇章[4]，表明《大戴礼记》中的有关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由此可以了解《曾子》的内容。

（6）通过简帛考知早期某类图书的范围，有助于明了类目的含义及其收录范围，便于分类图书。在《汉书·艺文志》历谱类下，《兰台万卷》称出土有质日简、日书简和叶书简。质日简是汉代官吏使用的值班日历和值班日记，日书简是选择类的古书，叶（当读作“牒”）书简属于谱牒[4]。

三、研究范围拓展：揭示早期图书形成和流传图景

简帛古书显示早期图书问题非常复杂。在图书结构上，李零用气体（不定型）、液体（渐趋统一）和固体（定型）说明先秦秦汉、隋唐和宋代以后三个时期图书的构成状态[5]。在作者问题上，先秦诸子不自著书，图书多是门人宾客弟子或后学把诸子及其后学的言论和有关文献陆续汇编而成，而且改编之风盛行。早期图书有作、述、撰和著的分别，有共时的合作和历时的传承，著作权难以确定。《隋书·经籍志》统一为每部早期图书添加了作者，把题名作者当作实际作者，造成早期图书作者的混乱。早期图书形成的复杂性导致古书年代问题的模糊[5]。但是关于早期图书的形成和流传情况，传世图书中只有些许痕迹和零星记载，造成后世学者的误解，而简帛古书提供了早期图书的实物形态。《兰台万卷》通过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之下展示简帛古书及其研究成果，揭示早期图书的形成和流传图景，从而拓展了《汉书·艺文志》的研究范围。

1.揭示简帛本与传世本的差异

在《汉书·艺文志》道家《老子》书四种下，《兰台万卷》列出出土简帛发现的《老子》有郭店楚简本（战国中期本）、马王堆帛书本（西汉早期本）和北大汉简本（西汉晚期本）[4]。这些版本之间的文字、语序、篇章结构、篇幅乃至思想都有差异，由此，我们可见早期图书流动变化的复杂性。

2.由简帛推定早期图书的形成时间

在《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晏子》八篇下，《兰台万卷》列出银雀山汉简《晏子》，证明《晏子》成书时间是在战国[4]，由汉代刘向依据各种版本去除重复、校勘文字并辨别篇章真伪后编定。

3.简帛古书证明《汉书·艺文志》收录早期图书并不齐全

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下，《兰台万卷》称，“史书，先秦固有，特别是事语类的古书，出土发现越来越多”[4]，证明了有些图书未被《汉书·艺文志》收录，显示了西汉国家藏书的情况，也证明了后人以早期图书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作为伪书的依据不可靠[6]。

4.简帛古书显示了汉隶的变化，证明汉代图书抄写和传播越来越便利

在《汉书·艺文志》小学类下，《兰台万卷》称，“武帝以前和武帝时期，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双古堆汉简，是一种风格。武帝以后，八角廊汉简、武威汉简，是另一种风格。后者已比较接近东汉时期的隶书，即所谓‘八分隶”[4]。简帛古书显示汉代隶书笔画的不断改变和省并，这使得书写越来越便利，提高了文献的编撰、抄写和传播速度，降低了书籍生产成本。

5.从简帛的出土地点和图书类型了解早期图书的传播

关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学书，《兰台万卷》称，“汉代，就连远在敦煌、居延的边塞都有这类图书”[4]，说明汉代某些图书传播范围已经比较广泛。在《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中，《兰台万卷》列出简帛古书并称，“技术书，都是不断更新，淘汰很快。目中书几乎全都亡了，这很正常”[4]。这就从技术更新和文本淘汰的角度解释了早期技术图书没有传世的直接原因。

四、 《兰台万卷》的启示

《兰台万卷》以出土简帛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研究《汉书·艺文志》，给文献学界和图书馆学界带来一个启示，这就是出土简帛和传世文献互证是研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的基本方法。

出土简帛展示了早期图书的编撰、形成、流传和收藏情况，是研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的第一手资料。西方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研究，例如，《阅读纸草，书写历史》[7]之于纸草，《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8]之于早期图书和图书馆，主要依靠出土文献和考古发现，而辅之以传世文献。探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的真实状态，拓展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的研究内容，补充、订正传世文献有关记载的不足、遗漏或失误，就不能无视出土简帛的存在。当然，简帛出土的内容、地点和出土简帛埋藏的时间都有偶然性，出土简帛自身及其整理也有不确定性，简帛记载的内容更不会完全可靠，完全依靠出土简帛研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与完全依靠传世文献一样，都不仅缺失了另一半材料，而且缺失了两者的相互印证。可喜的是，近年来，利用出土简帛及其研究成果研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已经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耿相新[9]、傅荣贤[10]以出土简帛和传世文献互证，分别研究了简帛书籍的形态和中国早期藏书的原初形态。

以出土简帛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研究早期图书和图书馆，目前尚未引起文献学界、图书館学界的重视，既未形成规模化的研究群体，也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例如，早期图书没有明确的完成概念，作者可能一生都在修改，即使出土的这些文本，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是作者的第几稿或是不是作者的手稿，图书传播者实际上也扮演着改编者的角色。这就挑战了我们关于著者、著作权和稿本等的概念，也给我们的校勘和辨伪观念提出了新的问题。比较集中出土的简帛实际上是一个个早期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建立在不同时代，分散在不同地方，其藏书有多人抄写的，也有一人（职业抄手）为主抄写的[11]。这些实物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藏书家藏书来源、藏书管理方法、藏书家地理分布、藏书家身份、藏书家收藏兴趣和藏书规模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出土简帛和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

|参考文献|

[1]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2]余嘉锡. 古书通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李零. 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J]. 九州学刊，1988（1）：105-136.

[4]李零. 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 》（修订版）[M]. 北京：三联书店，2013.

[5]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6]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北京：中华书局，1958：423.

[7]罗杰·巴格诺尔. 阅读纸草，书写历史[M]. 宋立宏，郑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8]H. L. 皮纳. 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M]. 康慨，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9]耿相新. 中国简帛书籍史[M]. 北京：三联书店，2011.

[10]傅荣贤. 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1]李学勤.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