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腻老干妈

我是一把小提琴。

在我的同类里，我的做工并不算精良，质量也算不上上乘。和“朱颜辞镜花辞树”一样，时光在我身上留下的是剥落的油漆、磨损的边缘和一道道浅浅的细纹。但琴弦经历雕琢，却愈发显得光洁如新，似乎在期待着被谁托在肩头，再次流淌出岁月喑哑。

此刻，我安静地躺在云南省博物馆里。和其他藏品相比我并没有那么多折戬沉沙的坎坷经历，也不曾经历逆岁月长河而上的流离颠沛。我能被摆放在这里，受人瞻仰，完全是托主人的福。他有一个读起来让亿万炎黄子孙肃然起敬的名字——聂耳。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外滩码头上夜泊着一艘艘驳船，穿皮衣叼烟袋英姿飒爽的商人和衣不蔽体的长工恍如置身两个世界。时有穿高衩旗袍、披暗花绸缎罩衫的妙龄女郎经过，顶着最摩登的卷发，踩着小高跟，扭动着细软的腰肢走过去，空气中“胡蝶牌”雪花膏的香味经久不散。时代赋予人们的，除了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也涌现出一批忧国忧民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创造出一批历久弥新的佳作。我的主人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紧接着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采取“以华制华”策略，四处收罗汉奸卖国贼，企图建立伪政权。下层民众的艰难处境，主人尽收眼底。他曾亲眼看到过凌晨两三点的“夜上海”歌舞厅门口，许多下层民众蹲守在门口，一有喝得醉醺醺的外国人和名媛贵妇勾肩搭背蹒跚着出门，便一哄而上，争抢他们的呕吐物。

这番乱象剜得主人的心生疼。那年主人十九岁，十九岁的少年，或许没有什么家国情怀，人微言轻。他只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唤醒麻木不仁的中国人。那年隆冬的黄浦江边，一个二手市场上，衣衫褴褛的他穿过人潮擁挤，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比国王还富有。

那些年上海的出租屋内，地上散落的是白蝴蝶一样的纸屑，一个个跃动的音符在灰白纸张中流淌。主人一直伏案写啊写啊，写六扇门里的肮脏与龌龊，写侵略者内心蛰伏的蛇蝎，写仁人志士淋漓的鲜血，写报童不到天明去卖报的辛苦，写时代的血雨腥风下英雄末路的悲歌……那时的主人还没有想到，他所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会成为国歌，被传唱几十年，而且还会被一直传唱下去。

一九三五年，主人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二十三岁。后来的我几经流转，漂洋过海回了国，躺在了这家博物馆里，和其他藏品一样，有专门的解说员来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讲到我这生，解说员总会让参观者唱起国歌。听完我的故事，我看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庄严地向我行军礼，嘴里念着：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