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亭

(云南民族大学 校团委，云南 昆明 650504)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战国策·赵策》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1]周初之大城，也不过3 000户，1.5万人。从考古学来看，东周时期的大小城市发展很快，数量和规模都是前此无法比拟的[2]，齐都临淄战国时有人口21万人，其他大城市的人口可能与此相符。赵文林在《中国人口史》中认为，战国时期总人口数约3 200万[3]，俞伟超曾断言：“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至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4]

供水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一项极为重要的问题，从城市的生产、生活、安全、交通等方面来讲，城市供水主要解决四个方面的用水需求：一是生产、生活、风景园林用水；二是防护、消防用水；三是交通用水；四是卫生和降温用水[5]。《管子》认为城市布局要因地制宜，视地形和水利条件而定，同时要考虑供水与排水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城市历史保护的重视、考古发现的突破和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先秦城市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已有的研究着重于先秦时期各时段城址，在资料的选取上偏向于对考古学资料的使用。据笔者目力所及，关于先秦城市供水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刘继刚借助考古资料论述了先秦时期城市给水的两种方式——凿井取水和穿渠饮水[6]；讨论中国古代城市供水问题的论述丰硕，吴庆洲在《中国古代的城市水系》中，从城市选址与江湖水系，城市水系的规划建设、城市水系类型、城市水系功用、城市水系与城市的特色、城市水系管理等方面，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城市的水系进行深入探讨；辛德勇研究了汉唐时期长安附近自然河道、人工渠道的演变、方位、兴修过程及运输效能，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先秦时期的中国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原文化和吴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为使论述更加深入，本文的研究时间上以先秦为断限，空间上限定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在考古发现和前人研究基础上，围绕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城址，考证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城市供水设施的基础事实，归纳城市供水的方式，以期对中国先秦城市规划建设理论与历史、早期城市的保护与利用有所裨益。不周之处，敬希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1 自然河湖

1.1 自然河湖与早期城市选址密切相关

梁启超于《中国古代思潮》中说：“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黄河、长江、辽河、珠江等大江、大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限。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对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表明：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6.5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2.8处，其余地区密度不过1处河南淇水沿岸一段，15个现代村落中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聚居地遗址。这说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选择聚居地时，已经充分考虑到水的因素。西阴遗址的西部就是运粮河的故道，运粮河与慰郭河大概就是西阴史前居民做饮料的地方[7]。

1.2 临河建城是早期城市选址的准则

为了防止水患，城址还要建立在河流的凸岸边。按照水的惯性，河流的凹岸是被冲刷的一侧，在长期的冲刷过程中，会逐步坍塌造成基地往内逐渐缩小，河流逼近，带来水患，凸岸因为泥砂淤积逐渐向外延伸，基地面积不断扩大而远离水患[8]。先秦时期的城市都依山傍水，不是沿江、沿河就是沿湖、沿海；中原地区的城市附近往往有自然河流，或是人工渠水穿城而过。殷纣率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1]；齐国自西周始封起就以临淄为都。考古发掘表明：临淄东濒淄水，西邻泥河；鲁国曲阜位于洙、泗之间；燕国下都东西二城，皆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东城的南垣更邻近中易水；晋都新田处于汾、浍二水行将汇合处，由于近汾水，西北隅已为汾水冲蚀而残缺。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濒邻黄水河，洎河由城西南隅穿过；赵国都城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赵王城东北有一大城圈，清河由西北斜流穿城而过，而沁河也由西向东，贯穿于东北大城圈之中；魏都安邑有青龙河流过。这些河流即使后来有所变迁，相距应当也不远，可见城市生活与河流关系的密切[9]。河流是早期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最便利的供给方式，后来由于污染的缘故，河流主要供城市风景园林而用，直接饮用的成分也有所降低。

2 凿井汲水

我国是亚洲发明水井最早的国家，西阴史前的居民就已经用井水做饮料[10]。由于地下水蕴藏丰富，潜水层较浅，凿井便利，而且井水比地表水更稳定、可靠清洁，城市居民的饮用水主要靠井水，近水地区的居民洗涤用水则主要依靠地表水。

传说春秋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水井，《吕氏春秋·勿躬篇》载：“伯益作井”[11]。《周易·井》的记载表明：乡镇组织的位置可以改变，而井的位置却不可以改变；井水养人是源源不断的；井水有泥不能喝；井水清凉似泉水就可以喝；井壁、井口要经常修治；井口收小，不能盖上[12]。河流水易受外界污染，井水取自地下，水质较好，不仅卫生而且甘甜。凿井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们可以离开河旁湖畔，到广阔的平原上定居生活，在肥沃的冲积平原、山间盆地开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的一眼木构浅水井，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水井遗迹。大汶口文化时期，水井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水井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河南辉县孟庄城址——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时代三叠城址，考古发现了水井的遗迹，在涧沟、白营的居住区附近还发现了设有木构框架的水井[13]。

考古发现的水井，多用绳系的瓶罐木桶由辘轳汲水，有防止淤塞和塌方的井圈，有用砖砌成的井台，为了保证井水的卫生，有的井上面还修了井亭。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房屋附近发现的水井，平面为圆形或圆角长方形，井内发现有木制的井盘等痕迹，水井中还有木瘿子制所制水桶、陶罐等遗物，陶罐的颈部有系绳的痕迹，显然是汲水时掉入井底的，这些水井当时应是商代居民生活用水的来源。

井的区域分布和密集程度，与井的用途相关。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依据用途可将考古所发现的水井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密集于手工业区、矿山、窑址、城垣附近的水井，井坑较浅。根据出土遗物，应与手工业生产、冶炼冷却、制陶或修建夯土城垣有关，郑韩故城的手工作坊区，水井分布密集。第二类是房屋、建筑台基周围的水井。井坑较深，陶井圈以下还有竹或芦苇编织物，防止淤塞，出土陶汲水罐或木桶，应是生活用水井，生活用水井密集区，人口也比较稠密。在城市的粮仓附近凿井，在宫内设置铜缸木桶，以供消防使用。第三类，井内遗物少，未发现汲水罐，有的井内还出土大型陶瓮，可能是冷藏井。井壁上对称的脚窝，是施工时留下的，以便人员上下。井圈是为防止井壁倒塌，通常在容易塌方的上半部使用，同时也可以起到防止淤泥、流沙淤塞的作用。井圈主要有陶质、木制、竹制三种，齐国故城、燕下都、安徽寿县都有密集的陶圈井。较之于北方，南方古城址出土水井较少，可能与南方的河流水系发达有关。

井的深浅与地下水位有关，北方的井大约深在6～7 m，南方的井要浅一些。济宁西吴寺、章丘城子崖等遗址发现的水井，浅的近2 m，深的已达7 m，一般在5 m左右。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城区蒲城店遗址考古发现的一口土井，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井少而浅，深仅2 m多，东周时期水井多且较深，深达4 m以上，说明从夏代至东周当地水位有所下降。

3 修池贮水

修池贮水在早期城址中比较多见。贮水不仅可以蓄水备用，还能起到澄清、净化水质的作用。不但可供给水之用，还可供暴雨时排水。除了瓮、桶、水池、池沼等常见的储水设施外，张博泉先生认为，古代的井也有公共贮水池的作用[16]。鲁东五莲县丹土城址，城墙南部发掘出1个蓄水池；章丘城子崖也有水井和水池遗迹发现；殷代二里岗时期宫殿建筑密集的地区，有东西100 m、南北20 m的贮水池，池底铺满了石板，侧壁则堆积了卵石，推测是为确保宫殿的生活用水而建。郑韩故城东城(外城)中部偏南，手工作坊分布区，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储水设施。这个储水设施由进水沟、暗道及陶水管、储水井三部分组成；进水沟东西向长约23 m、宽1.65 m、深约0.5 m，南北两壁由夯土筑成，暗道开在北壁上，呈拱形，高1 m，南高北低，内铺设圆形陶水管道(残存5节)与储水井相通，储水井井口为圆形，φ1.4 m，深6.3 m[16]。燕下都位于中易水与北易水之间，东西两侧有城壕和古运粮河；东城内文化遗存丰富，发现数条古河道；南支古河道以北分布着大量的大型夯土台基，应为宫殿区，北支东端有蓄水池。

登封战国时期阳城遗址发现的贮水池，开凿在红色岩石层中，口大底小、西宽东窄。水池口部东西长14.6 m，西端宽4.52 m，东端宽4.2 m；底部东西长13.25 m，西端宽3.75 m，东端宽3.25 m；水池西端深2.2 m，东端深1.5 m。水池底部平铺一层Φ约0.4～0.5 m的河卵石，用以沉淀水中泥沙。水池东壁底部中间，开凿了一个西高东低的小涵洞，铺设有11节陶水管道，将池水由东向西输送。涵洞外有一个阀门坑，用来堵水和放水，反映了当时城市给水设施的先进水平[18]。

4 引水供给

“世受其利者，必受其害。”古人滨河而居，有取水的便利，也面临遭受水患的危险。所以城市选址时，既需“水用足”，又要“沟防省”。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渐认识到水的利用规律。根据地形特点，修筑引水渠道，通过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想方设法为城市供水。

开渠引水是城市引水的重要方式。《周礼·考工记》载：“凡沟逆地，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梢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19]告诉人们，挖沟一定要顺着水势；水流不顺或所挖之沟违背地理条件，就会导致决口漫溢；没有开垦的土地上的水沟，每经1 500 m，宽度就要增加1倍；导引死水时，引沟需要多几道大角度的拐弯；如果要将流水蓄积为深渊，就要使水道的弯度<90°[20]。偃师商城有由西而东横贯商城的尸乡沟，宽达30～60 m，深达5.5 m以上，向东与城东南的大水池，水池东西，南北各约1 500 m相连，水池形成的年代早，存在时间长，汉魏时期尚未干涸壅塞；尸乡沟与大水池构成偃师商城的城市水系[21]。燕下都武阳城址，望景台与张公台距离约450 m，之间有一φ约为260 m的圆形内湖，由全长5 700 m，宽60～80 m的2号古河道引水注入其中。

《管子》构思了用管道引水向高处的办法。《管子》载：桓公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22]。桓公问管仲，能否拦截水而使之窟流向东西南北以及高处。管仲回答说，提高上游的水位，用瓦管子来导引，每尺之内有3/10的坡度，每里内铺设49根管子，水就可流得快。再使水道迂曲而流向远处，顺着水势就能流到高处。

登封战国时期阳城遗址建筑在地势较高的坡地上，借助埋设于地下的输水管道，从小河上游向城内供水。陶水管道自北向南铺设在岩石层中挖好的沟槽内，每隔30～50 m有一个三通管，其南端与一个贮水池相连，把北面高地流来的水送入贮水池内[23]；城内共发现8处供水设施，这些设施将城外东、西两边的小河上游的水通过地下输水管道引入城内使用。整个供水设施，包括由陶排水管道组成输水管道，控制水流量的控制坑，沉淀泥沙的澄水池，储水坑和蓄水瓮组成。从平面布局来看，Ⅰ～Ⅴ号管道位于城内北中部，Ⅵ～Ⅶ号管道位于城内的西北部，Ⅷ号管道位于东城墙下，分别向各个地区的居民供水[24]。这个设施，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不落后。此外，铁器的出现和数学、测量技术的进步，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

5 结 语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城市，尊重自然规律，多依河湖建城，因地制宜运用自然河湖、凿井汲水、修池贮水、开渠引水、管道输水等方法，从“硬件上”扩大城市水体规模，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宫殿园林用水、灌溉用水、消防用水、护城河用水问题；供水设施的不断完善，具备了满足更多人口聚居生活的条件，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城市的供水方式，是中国城市供水设施演进的先驱，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展现了我国早期城市建设的成就，也为中国后来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下，随着考古发现的突破和古文献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先秦时期中原城市水利建设的了解，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许多不甚明晰的问题也得以厘清。未来一段时间这一问题的深入，仍然有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