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照

我七岁的一个早晨，姐姐出嫁了。伏在姐夫堂哥的背上，我送姐姐到前胡村的姐夫家。前胡村离我家三四里路。爬到屋后的东岭头，往西一望，便可见在天雷山东麓，白墙黑瓦，一村五六十户人家如带状排列：那就是前胡村。姐夫家就在前胡村头于氏厅堂的西南角。熏黑的墙壁，逼仄的楼梯，加上众多的家口，与我家相比，显然更为拥挤而清贫。

姐夫眼睛微凸，鼻子高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前额一撮黑而亮的头发，其余却是油光发亮，寸草难生。这是后天的一次意外造成的：小时候，姐夫与弟弟晚上点着油灯到酒坛里舀酒。不知怎地，火苗烧着了酒，烧着了姐夫的头发，严重地灼伤了头皮。加上姐夫的父亲是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的保长。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成分不好是致命的，这自然成了姐夫娶亲困难的一大障碍。

姐夫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本可前途无量。在虞宅中学上了一个学期，就被父亲叫回劳动。他多才多艺，除爱好音乐外，书法也自成一体。号在扁担、箩筐上的毛笔字像是现在电脑打印出来似的。我姐姐鼻子扁平，额头小颧骨又高，且仅上过一年小学，如不考虑成分、经济条件以及顶上缺陷，是远远配不上他的。

姐姐出嫁后，常回娘家哭。生活境况差，天刚亮，她就被叫醒起床，菜素不见油腥。分了家，婚前讲好的房子变成了小叔的，说是可暂时居住小叔家，待小叔娶亲马上搬离。姐夫性格暴躁，稍不如意，甚至做事稍慢一点，就非骂即打。

“夫家再不好也是你后半辈子的家。你母亲过去也一无所有，现在不是好好的。”母亲虽好言安慰，心里总感到有些愧疚。送她回去，每次都让她带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去。女儿一段时间没来，就记着送一些去。记得一次，母亲让我拎一筐咸松菜去姐夫家，踏着东岭村中的石板路上，咸菜水流下来，湿了裤子，让人看见，很是难堪。

渐渐地，姐姐与姐夫的关系好了起来。五六年时间，便有了三胎四个孩子。生活负担更重了，姐夫不再有以前的悠闲，挂在柱子上的胡琴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自从姐姐出嫁后，姐夫便成了我家的精干劳动力。大队分柴了，姐夫与姐姐天天到山上砍柴。大队分树了，姐夫上深山砍树。猪圈里栏肥满了，姐夫就一担一担地往我家自留地里挑。分田到户后，母亲因病最怕下水，自然，下田的活儿姐夫全包了。犁田、插秧、耘田、割稻，无一不做。姐夫样样都会，村人交口称赞。有了姐夫的帮忙，我这个小舅子没有繁重农活的牵制，一心扑在读书上，便非常顺利地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

姐夫会酿制烧酒，会切冻米糖。许多活儿一看便会。当然，我家成了试验基地。见自己的女婿干这些专业活儿忙碌的身影，母亲自然合不拢嘴。

姐夫年近三十时想跟我的父亲学木匠。可父亲以为木匠应在十八九岁时学，没有带他。姐夫造房子，木工全由父亲和徒弟们承担，东岭村的泥水匠工资也全由父亲支付。父亲死后，他便要了全部的木匠器具，准备自学，或让儿子继承外公的基业，但最终没能实现。只得让那些渗透着父亲心血的斧头、木刨等生锈腐烂。在父亲死后的下半年，我母親病重，送回老家。姐夫与姐姐陪伴着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就这样，姐夫尽到了半子的责任，实现了他和母亲讲亲时的诺言。

姐夫跟他父亲一样，有些倔劲。在村里，对头较多，少有知交。姐夫跟人有过几次过节。一天，他在我家干活儿，他弟弟跑来哭诉：“父亲被邻居打了，手指被打糊了。”他马上气冲冲地赶了过去，用锄头柄一下将对方的头打出血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他让上初中的儿子和上小学的双胞胎往田里灌水，村里的支书过来，强行将水改到自己的田里。小孩与大人争执起来，结果是三个小孩被打伤。这次他不再冲动，他跑乡里，跑县里各部门，脚筋跑直，硬是让支书被撤职，判刑。我上大学后，曾多次跟他说：“我姐懦弱，你是一家之主，四个孩子的父亲，万事和为贵。”“别人在你头上拉屎，你忍得下去？”姐夫一脸严肃地说。

与姐夫，我素来不亲。对外甥女和外甥，我从未有好感。见母亲年年为他们置办新衣和年糕点米糖，心里暗暗不快。外甥女比我小十四岁，每次来我家，就问外婆：“舅舅在不在？”怕我嘲笑她。姐夫曾托我办事，我没有一件事尽力过。他在新造的房子边上造了半间房子，作为厕所和猪圈之用。村里与他作对的人去上告，要求拆掉。当时，我有一个学生家长是土管局局长。他知道后，就跑到学校，要我陪他到土管局局长那说明一下，我很勉强地去了。结果，局长没在家。姐夫要我什么时候再联系一下，但我将它忘得无影无踪。最终，虽然房子没被拆掉，但被罚了很多钱。

母亲死后，家里房子无人居住。为了防止别人议论，姐夫很少光顾。房子、家具，当时是很大一笔家产。而对我来说，它们其实无多大作用。但我丝毫没有想到他们，尽管只有他们用得着，并有权利得到。最终，房子倒塌，家具毁于一旦。父母遗留的，如今一切都埋在泥土中，不值半文。

90年代，随着子女的长大，姐夫家生活好了。除了大儿子在上大学外，其余三个都在家加工水晶。家里充满着粉尘和噪音，但家里有了结余，姐夫的脸上有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当时，他唯一的心事便是大儿子毕业，找一个好的工作。为此，他准备了一笔钱。可恰好碰上大学生不包分配，他又没有门路，儿子只能在私人企业上班，这笔钱最终没能用出。

谁也想不到，刚过五十的姐夫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快。那天，村人房子上梁，他便去帮忙。农村里，你帮我，我帮你，这样换工是常见的。可不成想，他在抬着水泥横梁时会从泥墙上摔下来。头摔在地上，后脑勺受伤出血，送进医院，还能叫痛，从手术室出来，便再无言语，似乎因为一生太累，需要休息。他在医院里一躺便是三个月，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才出院归家。

姐夫入殓时，新衣服一件接一件。可在生前，他很少置办新衣。我上大学时，姐夫送我到杭州。他穿的是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衣，那件衣服背部有一个补好的正方形破洞。它是我上高中乘坐拖拉机回家时被对向开来的拖拉机上的柴火枝条扯去的。衣服被母亲缝好后，送给了姐夫。我的许多旧衣服，都成了姐夫的新衣。它们无论多么破旧，在我身上多么难看，都成了姐夫的宝贝，笔挺合身，充满朝气，怎样看都好看。

提起那次送我上大学，在旁人看来，是非常荣耀的事。可对姐夫来说，徒增劳累罢了。在帮我安顿下来后，我竟没想到让他喝口水，吃顿饭，领略一下杭州的湖光山色。我只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出校园，默默地流泪，品味被抛弃的孤独。对此事，姐夫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其实，他早已习惯“书呆子”的不通人情。

姐夫走了，没向亲人交代任何一件事，留下的是一大家担子。女儿未嫁，三个儿子未娶，孱弱的姐姐只有痛哭。村人也在担忧：这户人家将来会怎样？

二十年一晃而过。现在，姐姐在城里一个市场扫地，收入较低，但很知足，身体健朗。女儿女婿做水晶加工，一大一小两个外甥活泼可爱。大儿子在私人厂里做会计，孙女已上高中名校。双胞胎小儿子一个做水果生意，妻子正怀二胎，另一个小时候多灾多难，他曾吃面条时大腿被烫去一层皮， 看姐姐绣花时被花针刺瞎了一只眼，是姐夫生前最担忧的，现在眼睛已重做手术，看起来别无两样，也已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姐姐与子女们勤俭持家、亲情相助，生活自然一年比一年好。

姐夫的坟墓就在姐夫家的对面，仅隔一条潺潺流水的东岭溪。我伫立坟前，像挤牙膏般回忆起姐夫的生活片段。泪眼模糊了，不由从心底默默涌上一句： 尝透人间苦难的姐夫，你在天堂一切可好？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