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宝玉 李宏哲

摘 要：重点人员管控“始终是公安工作的主线，但是在实战中我们并没有处于上峰，往往会产生诸多的无奈，这就使我们公安机关管理重点人能力相对低下与社会面重点人管控工作日益繁重之间的矛盾产生，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跟上人类发展的步伐。现代的社会劳动已经是人机结合的时代，是技能延伸向智能延伸模式转换的时期，把握好工具，建设好平台，建立好机制，捋顺好工作模式，才能与时俱进，由被动变为主动，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关键词：重点人员 平台 人机结合 智慧工作 管控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9）04-0-02

“管人控事”是对公安工作的概括，是公安工作的主业，更是最终目标，那么应当管住那些人才能控制“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我们的“重点人员”。现阶段从全国公安来看最为认可的可分为：涉稳、涉恐、涉毒、在逃、刑事案件前科、肇事肇祸精神病、重点上访（非正常上访）类以及其他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人员，称为“7+1”或“7+N”类重点人员，其特点就是有社会危害性和可能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员在内，但是“来知目的，动知轨迹，全程掌控，准确预知”的理想化工作还流于纸上，付诸形势，使我们产生了警力欠缺的假象，能力不足的表象，在实战中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如意和数不清的无奈，即便是有些地区的方法、策略、措施、手段运用的较好也是有很多方面敷于表面，落于一域，各地表现不一，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对号入座：

一、落地管控工作基本上由派出所负担

部分地区的“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完全由派出所承担，既有难于招架的“职责”任务，也有职权行使的扩大化的嫌疑，撤列管的随意性和不科学性都会影响我们警察队伍在群众中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直接干扰着我们的实战工作。

分别面对各个警种的检查和考核

国保、反恐、刑侦、治安等各警种都有自己的重点人员，而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本地重点人员的源头管控都作为一项基层基础工作，基本由靠派出所一家完成，导致派出所为应对各个部门的不同规则的考核、检查和工作安排，建立的档案也是五花八门，如：“工作对象档案”、“重点上访人员个人档案”、“精神病个人档案”等等，派出所的这种重复和冗余式的工作已经成为常态化。

二、信息掌握不能够及时全面

主要是欠发达地区，重点人员特别是外来重点人口的信息采集仅仅依靠下片区或治安检查过程中发现，并且撞见重点人员的机率也微乎其微，这样就给重点人员特别是流串作案的重点人员留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

三、民警手里掌握着“死信息”

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多地区的领导们还是喜欢纸质材料或档案，所以民警采集的信息还得落于纸上，恰恰掌握重点人员信息最主要是掌握“轨迹类”的动态信息，进行分析研判，不断的调整级别，指导警务动作，但是纸质档案很难做到随时变更的要求，难于记录变更的时间点和责任人，致使我们的分析研判结论失去“精准”性，这无疑会对我们有效的掌控重点人员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带来麻烦，不能够全面精准的分析并预警。

四、采集的信息易于造假

多年的传统重点人管控工作，派出所一般都是建立重点人纸质档案，一个月见面核查一次，但是往往由于难于见到重点人员或“无暇”下片导致纸质档案中的信息造假，特别是“现实表现”信息的采集工作往往是自己猜测或胡乱填写，然后用“左手”替重点人员签字，应对上级的考核和检查。一旦遇到实战需要的时候，这种档案也就成为废纸。

五、信息壁垒严重存在于各业务警种之间

派出所虽然是管控重点人员特别是本地重点人员的主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其他各个业务部门警种也会掌握一些信息，就目前来看，责任田意识还是占据着很多地区环节干部的头脑，各个业务警种及派出所掌握的信息甚至是核心信息仅仅是留存于各个警种之中，信息闭塞，没有实现信息共享，战果共用，导致重复工作甚至贻误战机的现象时有发生。

六、派出所内部的相关工作也没有协调推进

派出所工作是最基础的工作，从重点人管控方面来说，是源头管控工作，表现形式主要是下片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分散并相对独立，导致派出所“每每重复下片”成为常态化。如“一标三识”工作也要求有其自己的档案管理，很难同纸质的“重点人员”登记信息融合和关联。

七、现场采集和办公室录入重复工作

由于我们缺乏科学的工具，不能够将现场采集到的信息及时传入我们的计算机保存应用，只能通过现场用纸登记信息实现信息采集工作，然后回到办公室在进行重复的录入工作，这样对于线索类等信息的及时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失去实战价值，而且无形中就产生了二次劳动，双重任务。

现阶段我国公安的“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困难重重，多数地区派出所民警只能勉强“应付了事”，这一点在“全国两会“等大型会议召开过程，稳控非访类重点人员工作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解决诸多问题呢？一句话“建平台”，向科技要警力，向技术要能力，我们只有综合考虑我们各自的工作现状和需求，运用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充分依托自身网络环境，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先的科技手段，建设完成一个科学、实用并不断更新升级的综合应用平台，形成人机相互融合的“智慧工作”格局，适应新时代警务工作要求，平台必须实现的主要功能罗列如下：

1.对接上级和平级平台，共享全国重点人员信息，维护本地社会治安大局

公安部“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平台”在2014年之前已经实现了全国800余万的 “7+N”类重点人员在内部流轉，并且全国省市级、地市级甚至县级公安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建起了相关平台。我们充分评估现状，通过和其他地区的相关“平台”对接，实现掌握全国各地重点人员的背景类、轨迹类、研判结论类信息资源，对应开展进一步研判、核查和抓捕等稳控工作，守得一方平安。

2.通过四种渠道，全面整合重点人员的各类信息，为研判工作提供必要的素材

一是整合民警在社区管控或其他工作时间或生活中采集到的重点人员信息资源;二是对接全国800余万的重点人信息资源;三是对接公安内部的网安、技侦、刑事技术等各个相关业务警种的信息资源;四是定期提取或采集社会上各个行业的信息资源，实现后台综合全部重点人员的背景类和轨迹类信息，开展“机器+人工”的分析研判工作。

3.信息共享，战果共用，强硬破除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各自为战的格局

针对部分公安机关各业务警种对重点人员分别管理，分散作战，信息闭塞等问题造成大量的警力、物力和信息资源的浪费的现象，通过搭建“平台”，逐步破除各警种专司“手头”重点人员，造成不同业务警种重复工作的现象，形成信息共享，战果共用，互为依托，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达到集约用警的目的。

4.全部信息在机器内更新、流转和研判，彻底激活各类数据的实战价值

传统的“重点人员管控”工作模式，无论是背景类信息（姓名、住址、身份、列管依据等等）还是轨迹类信息（乘车、住宿、上网、银行等等）基本上都是落于纸上成为“死信息”，通过搭建“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和初级人工智能将多元的，海量的，动态的信息录入计算机并实现战法应用。

5.先機器初研，再人工精断，形成“智慧工作”的格局

当今科技领域公认：“智慧”二字分开理解，“智”就是机器智能或者说人工智能;“慧”才是人类的“智慧”。各有特点，我们整合了大量的信息资源相对人类而言无疑就是“大数据”，而大数据的处理、传输和计算都要通过机器来实现，针对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根据不同重点人员活动轨迹的特点，该平台内部赋予大量的分析研判模型（比如贩毒前科人员去毒品的生产地积分就会相应增加，又如刑事案件前科人员的作案特点与案发的特点相同并轨迹相符，积分也会大比分增加等等，慢慢可形成成千上万的模型），只能形成“粗犷”的“研判结论”的特点，还需要人工进一步的核查、研判工作才能尽可能的产生“精准情报”，实现精准研判、精准管控、高效作战的目的。

6.不断对接新产品，应用新技术，提高警务工作效能

不断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逐步提高工作效率。如：引进移动警务技术，提高干警现场办公的能力和信息收集的及时性，杜绝现场干一遍，办公室重复干的现象;引进语音识别功能，通过语音录入实现现场的快速录入、处置和方言识别等功能。

7.紧抓科技前沿，运用发展思维，满足警务工作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平台应用中智能化主要体现在机器学习方面，但现阶段的机器学习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已经能够从人或机器成功的案例中学习战法或算法的应用，对应相同或近似的场景应用，自动形成“新战果”，供人工审定，这已经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其智能性还体现在模型的不断演变上面，通过我们干警在不断的研判过程中会不断的形成千差万别的诸多“战法模型”供机器使用，反哺人工研判。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建设完毕要留下两个基本端口，供以后的平台业务拓展和升级应用。一个是适应大数据不断膨胀的端口，以后特别是“大数据中心”建成并整合信息成为“P”级以上的数据时该平台由主角变配角仅负责数据运算部分的应用，另一个是征求意见窗口，本着谁实践谁有发言权的理念，给基层干警留下征求意见的入口，广纳善言，并通过管控领导小组合议后，进行平台更改和升级。

8.通过对关系人的分析研判进一步扩大重点人员数量和范围，提高公安机关对重点人员的发现能力

目前，多数地区重点人员的发现基本上都是依靠民警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或人力情报线索，发现力不强，工作效率不高，假如我们通过建设平台进一步通过机器发现的同行、同住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关联发现重点人员关系人并进一步分析研判，符合条件的可纳入列管范围，这样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公安机关发现重点人员的能力。

现在人类的工具正处于从“技能”延伸向“智能”延伸的历史转型期，社会因科技发展而改变，各个行业（包括公安在内）因社会的进步而改变，所以我们公安工作必须依托科技的改变而改革。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紧紧抓住科技发展的前沿，才能不被社会淘汰，才能与时俱进，同步发展，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各个阶段对公安工作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