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明涛 欧璇

摘 要：汉字在从“隶变”、楷变”和“简化”的过程中逐渐稳定，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先后颁发了各种规定，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有序开展，语言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形体基本得到稳定。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将使用规范汉字上升到法的高度。

关键词：汉字 整理 规范 隶变 楷变 简化

中图分类号：H124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3-9082（2019）04-0-01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简书、小篆等书体）和今文字（包括隸书、草书、楷书和行书）两个阶段，在不断整理和规范的过程中，通过“隶变”、“楷变”和“简化”三次巨变后，逐渐稳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仅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心血，也离不开官方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

东汉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认为文字是由仓颉一人所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能的事。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在部族不断融合和统一的过程中，人们（尤其是部族首领）逐步认识到文字的外形极端混乱对互相交流和记录历史带来很大的不便，黄帝就委命作为史官的仓颉对文字进行整理。因此，仓颉充其量不过是第一个整理汉字的人。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其后诸侯力政，不统於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由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汉字在经过仓颉进行一次整理后，还在周宣王时期通过太史籀进行过一次整理，遗憾的是太史籀奉命编写的这本儿童识字课本《史籀篇》失传，后人只能从秦国的石鼓文中了解籀文的特点。在秦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朝后，通过李斯等人进行的这次文字整理和规范，较为系统和全面，给先秦古文字在形体上的发展划了一个句号。

许慎自己以小篆作为分析汉字形、义的基础，历时22年编纂而成《说文解字》，对古文字阶段的汉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说文解字》共收录篆体汉字9353个，重文1163个，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字典，也是唯一一体小篆字典。在这部书里，许慎以小篆为基本字形说明了每个汉字的意义和结构，让人们知道了汉字的写法、字体结构和语义的密切关系，保存了我国古代的汉字和训诂，对我们正确理解先秦的书籍，认识商、周时代的文字，了解汉字的发展、词义的演变以及古音系统，作用巨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把这么多字形复杂的汉字逐个解释意义、说解形体和声音，许慎根据当时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流传已久的“六书”理论的理解，从字形和字义两方面考虑，将这9353个篆体字分为540类，为汉字建立了540个部首。汉字部首的创建在汉字整理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在分析字形、理解字义时能够抓住一条提纲挈领的归类线索，免除了杂乱无章、大海捞针的苦恼。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字典编纂者都沿用这一方法。

至南朝梁大同年间，汉字的形体已经由小篆发展成为隶书、草书、楷书等多种书体，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各体杂糅。“微言既绝，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坟，竟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顾野王开始编写《玉篇》，又一次对汉字进行整理和规范。

《玉篇》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用楷书为基本形体，对汉字进行的一次整理和规范，是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共收楷体汉字22520个（据王平、刘元春等编著的《宋本玉篇》统计），继承和发展了许慎首创的部首编排方法，对《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做了一些调整，删掉11个、增加了13个部首，部首总数变成542个。《玉篇》对部首归类排列的依据是依照字义，比较《说文解字》排列依据，检索文字更为方便。

公元1039年丁度等上奏宋仁宗：“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宋仁宗准奏，命王洙、胡宿、掌禹锡、张次立等人相继修纂，到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由司马光接替编纂工作，治平四年缮写成功。《类篇》依据《说文解字》分为14篇，又目录1篇，共15篇。每篇又各分上、中、下，合为45卷。《类篇》收字31319字，由于依然是一部按部首排列的字书，全书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为540部，部首排列的次序变动也很少，是直接承接《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一部字书，其影响远不及明代梅膺祚编著的《字汇》。

《字汇》依据楷体，收录汉字33179个，按部首归类，较前代的《说文解字》、《玉篇》、《类篇》等字书，在编排、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有明显进步。在释义方面，《字汇》所收义项比较完备，引证详博，不仅有经典中的常见义，也有后代的通行义。释义大多确凿无疑，许多地方已接近当代大中型字典的体例与规模。《字汇》突破“轻俗”“重正”传统偏见，采取了“正俗兼收”的原则，保存了大批古今俗字，适当选收了原有历代字典不收或漏收的汉字。在编排方面，自《说文解字》按部首分类以来，《字汇》以前的所有字书，分部繁多，而《字汇》将部首简化到214个，合并了一半以上。《字汇》首创的偏旁分部检字法，开创了全新的字典体例，极具历史价值。它不仅影响了近现代编纂的《中华大字典》、《辞源》和《辞海》，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所编的汉字字典、词典基本体例仍与《字汇》大同小异。

此后，清朝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召集许多学者依据明代《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集体编纂成功《康熙字典》。既是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规范文字的成果，也是康熙年间文字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康熙字典》共收47021字，“根据六书，搜罗百氏;每字详其声音训诂，皆先今韵，后古韵，先正义，后旁义;又备载古文，以溯其本，兼列俗体，以订其讹;义例精密，考证赅洽，自《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此其总汇矣。”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其评价可见《康熙字典》对汉字整理和规范所做出的贡献多么巨大。在我国文字学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目前进行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进行文字改革的重要依据，直至今天依然是港澳台地区汉字使用规范最权威的标尺。

在《康熙字典》出版近200年后的1915年，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人花了近六年时间编纂完成的《中华大字典》正式出版，尽管分部与《康熙字典》相同，但收字达到48000余字，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收字最多的一本字书。它以收字比《康熙字典》多且纠正了《康熙字典》中许多错误而闻名遐迩。《中华大字典》的出版发行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必須记载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语言文字必须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为此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我国政府各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先后颁发了各项规定，将汉字规范工作推上了高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在北京成立。1952年2月，教育部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12月，国务院设立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5年12月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文字改革，具体任务是：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不负众望，成绩卓著。1955年1月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5年12月22日，与文化部联合发布通知，从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此表公布810组异体字，共淘汰异体字1053个。1964年3月7日，与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公布汉字《简化字总表》。《简化字总表》实际收录简化汉字2236个，包括了《汉字简化方案》中的全部简化字。为了消除文革十年中对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造成的严重影响，进一步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又重新发表《简化汉字总表》，在废止1977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同时，对1964年的总表做了个别调整。从此，汉字的形体基本稳定下来。

为了规范汉字的读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2月12日发布汉语拼音方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1956年10月，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订委员会经多次会议、座谈及讨论之后，于1957年10月提出了修正草案，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决议并决定发表修正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新中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正式诞生。中国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先生说：“《汉语拼音方案》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可见汉语拼音方案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从此以后，汉字的读音也做到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2000年12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使用规范汉字上升到法的高度，是汉字使用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事情。由此可见，国家对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重视的程度是以前中国历朝历代都无法企及的。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

[2]康熙字典.[M]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

[3]语言文字规范手册.[M]语文出版社，1997.

[4]蔡连章.古文字基础.[M]百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