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平，尚晓明，张天骄

（复旦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433）

2018年3月17日，全国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酝酿两年之久的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成立，“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成为重要的部门职责。实际上，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义务兵退出现役后，报考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在和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这开启了国家鼓励自主就业的退役军人接受教育培训的探索。如今退役军人①教育援助现已实现了从技能培训到项目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的过渡。随着全社会对高等教育期望的提升，及大学生入伍政策的完善等，每年几十万退役军人中有数万人进入或返回大学。由于部队文化背景的高度异质性，退役军人从军营走向大学时，是否可以顺利跨入校门，在校适应及学业情况又如何，就公开资料来看，国内目前仍缺乏相关关注，对教育援助的政策效果也缺乏了解。

美国在对待退役军人教育问题上，有专门内阁和庞大政府预算支撑，退役军人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福利待遇较完善。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提高了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财政投入，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的人数已达到百万规模。尽管国内学术界已注意到美国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题，但现有的研究仅停留在政策变迁[1]、资助机制[2]，或军队与学校衔接框架[3]等宏观制度层面，对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的个体遭遇缺乏研究。实际上，美国本土关于退役军人教育援助政策实践，不仅关注制度框架，而且也关注退役军人转换经历[4]，如进入大学过程、在校适应情况和学业发展等。基于上述考虑，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对退役军人在转换过程中个体经历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及其对中国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援助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的政策与遭遇

美国政府对退役军人权利和教育援助法案的更新与修订，以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升格为事务部的调整[5]，共同推动退役军人进入大学政策实践的完善。被美利坚大学荣誉教授米尔顿·格林伯格誉为“改变美国”的《1944年退役军人权利法案》[6]，全志愿兵役制改革后被多次修改的《1984年蒙哥马利退役军人教育援助法案》，进入新世纪后资助金额与范围都实现大幅提升的《2001年退役军人教育与利益扩大法案》，以及2009年《后911退役军人权利法案》，这一系列退役军人教育援助法案加上联邦政府的部门规章、多军种与州政府的法案，共同形塑了美国以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再就业技能培训、在职培训为一体的教育援助体系[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911退役军人权利法案》的回溯性特点，使数百万计的退役军人有机会接受适当的教育或训练。该法案规定提供公立四年大学学历教育经费、住房补贴、书本和学习工具补贴，使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的人数出现爆发式增长[8]。全民志愿兵制度改革后的他们，已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代，服兵役甚至成为大多数本没机会上大学或无力负担高等教育成本的人们的备用通道。

但退役军人重返社会时，以前的战争环境与军队制度均对其学习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他们面临官样作风（red tape）、家庭负担、学校选择、身份适应、学业适应、与战争相关的精神与身体创伤等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9]。美国教育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相较传统学生，退役军人大多是年龄偏大的非白人群体，多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有海外执行任务经历，更易感受到文化休克、孤独与不自信等。校园融入方面，退役军人较少参与实践、实习、社区服务、学习社群等[10]。另一份由全美退役军人大学生联盟（Student Veteransof America）发布的报告披露，2009年秋季根据联邦教育权利法案入学的853111名退役军人，只有53.6%的人在6年内获得学位。社区学院的情况更糟糕，2014年，社区学院中全日制退役军人大学生两年顺利毕业的仅有15%，非全日制的退役军人大学生的毕业率仅为7%[11]。

二、美国退役军人从军人到大学生转换的理论研究

由于教育部与国防部有悠久的互动历史，针对退役军人从军人到大学生转换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美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就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现象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在主体概念、转换衔接、学业发展的理论框架的探索及应用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一）廓清退役军人转换主体的概念

受服役期间军队文化熏染，退役军人大学生有别于非传统学生，因此需要特定术语概括。但由于历史、法律、区域的差异，以及兵役状态（veteran status）法律术语的复杂性，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退役军人”概念，这也使“退役军人大学生”成为更难以捉摸的术语。一些官方及大型调查项目中都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有机构使用的是“military-affiliated students”（或military connected students），其中包括在役军人、国民警卫队、预备役。而“military students”概念则包括在役军人、退役军人、依退役军人法案上学的军人家属。相似的是，有人用“student service members/veterans（SSM/V）”概念来概括这部分群体。还有机构使用“military undergraduates”，其中就不完全包括国民警卫队及研究生，但该概念却独有地涵盖了众多军事学院中的学生。另外，有研究中的相关概念仅包括在役人员以及自我报告的退役军人，也排除了没有战场经验的文职或技术型军人、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等。

针对概念混淆现实，研究者开始探索具有较大包容性的术语来整合现有绝大部分相关概念。目前主要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是由主张寻求实践性定义（working definition）的瓦基（Vacchi）提出的“student veteran”，它既涵盖近90%以上退役军人的兵役状态（只剔除家属），也为在役军人的概念理解发挥正向历史缓冲（positive historical cache）作用[12]；另一个是由亚当（Adam）主张的融合现役与退役的SSM/V，它涵盖了所有进入大学学习的退役军人[13]。总体来看，前一概念使用更为普遍，但是它很容易与“veteran student”混淆。为此，退役军人大学生联盟主席杰瑞德·里昂（Jared Lyon）特意借用电影《留级之王》桥段，表示“veteran student”有一种“留级老油条”的意味，并呼吁公众更多使用“student veteran”[14]。本研究借鉴该主张，并译为“退役军人大学生”。

（二）转换衔接与调适的理论框架

1.社会过渡理论（Social Transition Theory）

格里芬与吉尔伯特（Griffin&Gilbert）试图探索制度因素对退役军人转换过程的影响机制[15]。他们借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与国家科学基金的项目，通过与7所学校中28位退役学生进行小组座谈，以及与72位教职工、行政人员、学生事务专家进行半结构访谈，基于施洛斯伯格（Schlossberg）过渡理论中的4S（环境、自我、支持、战略）框架，他们发现助力退役军人大学生融入校园的因素可分为三类：涵盖退役军人办公室、退役军人问题负责人、专属教职的人员与服务因素；包括追踪调查、学分转换、奖助学金的制度架构因素；包括同伴、校园支持的社会与文化支持因素等。尽管大多数学校都已经具备系统的组织架构与行动计划，但是反映最多的问题仍是学分转换与经费支持，而同伴支持以及组织机构的专职人员知识背景也是被提及较多的障碍性因素。

2.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

比彻斯特（Bichrest）认为，退役军人大学生与学校其他人员存在文化与视角的差异。进入校园意味着军队亚文化与校园文化间会进行不同层次的交互。他对从阿富汗、伊拉克战场退役的军人进入大学转换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16]后发现，相关研究聚焦主题包括：通过大学转换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变化、整合、同化、自适应），学校信息，退役军人权利法案等。越了解转换过程以及相关辅助资源与信息，转换结果就越可能趋向积极一面。对信息化时代的退役军人大学生来说，基于互联网的转换辅助资源将是更有效的渠道，而文化适应的问题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3.身份发展模型（Identity Development Model）

文献[16]中，比彻斯特还借用翰纳芬的《文化的冲突》讲述了一名越战退役军人回到大学后的文化适应经历，涉及从军人到学生转换的另一个主题，身份危机（identitycrisis）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者以玛西亚（Marcia）身份发展理论及施洛斯伯格等人四阶段模型为基础，构建退役军人大学生身份发展模型，关注其在家庭、学校和军队转换的多重角色与重叠身份[17]53-65。当其扮演父母、员工、监护者时，种族、文化、性别等社会层面的因素，以及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经济社会背景、身体状况等入学前因素的影响仍存在，身份交织状态使其大学生身份转换更加艰难。而该非线性模型以探索（是否意识到身份危机）和承诺（是否恪守核心身份的承诺）为变量，将身份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1所示。与此对应的是，退役军人向大学生身份转换过程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离开军队时期，形成核心身份的矛盾；第二阶段是刚进入大学时，处于军队文化核心的质疑期；第三阶段是在校园内适应期，身份内核正在生成；第四阶段是即将离开学校，平衡不同角色的市民化完成。性别、民族、性别取向、文化等因素在身份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影响效应，但还取决于环境交互的影响程度。

图1 退役军人大学生身份发展模型

4.退役军人大学生生态系统模型

在对已有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后，瓦基在退役军人大学生支持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 of Student Veteran Support）的基础上，借鉴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将退役军人融入大学的过程视为有机体与校园生态系统交互的动态过程，最终构架了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系统及时间系统的退役大学生生态系统的整合模型（Combined Ecological Model for Student Veterans）[12]。其中，宏观系统描述的是大学、政府、军队政策以及针对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干预项目。中观系统描述的是高等教育领域之外的政治气候、经济状况、社会与文化传统等。时间系统则关注到了支持系统的历时性特点，它强调历史与社会转型、学期变化以及文化理念等因素的变迁。微观系统涵盖的是退役军人大学生支持概念模型中的服务、支持、师生互动及转换辅导等。这一涵盖了四种生态系统的整合模型，对理解退役军人进入大学过程的适应与发展提供了更完整的框架。

（三）学生发展与学业表现的理论框架

1.汀托的辍学理论（Student Departure Theory）

为了解退役军人大学生高辍学率的原因，迪拉米奥与贾维斯（Diramio&Jarvis）[17]35-50在汀托辍学理论基础上建构了退役军人大学生学业保持的历时模型，进而为提升其学业保持率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该模型强调，影响转换过程成功与否的因素包括：财政经费、生理与心理健康状况、家庭背景、能力与技能、前段教育经历等方面。而落实到具体的转换过程，主要包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目标与承诺，包括学习动机、组织承诺，以及来自家庭与工作的外部承诺；第二阶段是组织经历，包括学术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因素；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整合，包括校园环境中的学术发展、社会发展以及职业生涯服务；第四阶段是对第一阶段中的目标与承诺进行重估；最后一个阶段是对于学业保持或中断的决策。融入了经典辍学理论的退役军人学业发展研究，不仅拓展了辍学理论的解释域，也注意到了退役军人较高辍学率的问题，丰富了退役军人发展所需关注的内容。

2.成人学习理论（Adult Learning Theory）

奥斯本（Osborne）认为退役军人是具有自主性的成年人，并具备高级军事专业技能和丰富生活阅历。他吸收成人学习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梅兹罗（Mezirow）的成人转化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的概念框架[18]，构建了面向400多名退役军人的转化学习课程体系。结合自我指导的课程内容与男性研究成果，关注他们真实性投入。在课程结束评价中，90%以上的学生都认为课程设计有效地帮助他们实现了角色转换。另一方面，福特（Ford）则以高等教育的非传统学生理论为视角[19]，对2002—2014年有关退役军人学生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他发现，这些学生不仅面临与战争相关的伤残问题，而且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学业风险与非传统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的遭遇最相似，他们更依赖在线学习的方式，跨社区的关系网络、身份特征以及学业承诺也会使他们的融入与归属感变得更为复杂。

3.学生投入理论（Student Involvement Theory）

借鉴阿斯汀的学生投入理论，达莱洛与金姆（Durdella&Kim）利用2008年加州大学系统学生调查数据[20]，对9个校区本科生的GPA和归属感进行实证研究。他们采用了阿斯汀“投入-环境-产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学生投入特征、学术与专业领域、大学经历三个方面的影响模型。研究发现，尽管退役军人大学生比传统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业参与和互动、时间投入、团队合作，但是他们仍表现出较低的GPA和归属感。进一步控制所有入学前特征和学校经历等变量，退役军人大学生身份仍与GPA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者的解释是，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学业投入会经常面临平衡家庭生活与学习挑战，因而会限制他们参与活动的受益程度。对高校而言，接收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的过程中，心理咨询与学业辅导方面，弥合退役军人家庭与学校的鸿沟尤为重要。

三、美国退役军人从军人到大学生转换的支持策略

虽然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会面临较高成本与心理压力，但最新研究证实，相比于他人，服役经历对其受教育带来的就业及收入有显著且长期的溢出效

应[21]。在政策实践探索方面，美国社会不遗余力地为退役军人向大学校园过渡提供全方位支持。这是一个综合性工程，与转换过程最相关的社会主体深嵌其内。本文仅从政府机构、学校以及学术团体与社会组织方面，对退役军人校园融入的支持体系进行剖析。

（一）政府部门主推大范围项目，为转换过程提供全方位支持

其一，因应退役军人在大学校园诸多不适问题，退役军人事务部发起“校园中退役军人走向成功”（Vet Successon Campus）项目，通过系列校园内辅助与咨询服务，助力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及其家属完成学业并顺利走向劳动力市场。“退役军人学术领导力整合项目”（Veterans Integration to Academic Leadership）则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一流的医疗卫生与心理服务，为退役军人大学生提供无缝衔接的转换支持。而对进入私立或州以外公立大学的退役军人，如果资助经费无法覆盖学校学费，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于2008年在全国范围设立并吸纳高校参与的黄丝带项目（Yellow Ribbon Program），可为他们支付这笔费用。作为补充，不同时期的海外军事行动及其相关军种设置了多种奖助学金。

其二，为规范部分高校招收退役军人采用诱导性的招募手段的行为，在奥巴马总统2012年签发的名为《教育机构接收退役军人及家属的工作迈向卓越的原则》行政手令（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 13607）[22]基础上，联邦教育部于2013年发起“退役军人成功的八项关键之举”（8 Keysto Veterans'Success）计划（图2）。目前共有2180余所学校加入，参与的院校必须遵守“建立追踪调查制度、创立支持性的校园环境”等八项硬性门槛。同时，由于退役军人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比例较高，教育部继而推出“退役军人向上跃进”（Veterans Upward Bound）的免费计划，面向低收入群体或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为其提供关于高等教育的咨询与帮助。

其三，除教育部门之外，国防部则通过下设的人力资源处（DoD Human Resources Activity）来处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事宜。该部门下的“非传统教育支持计划”（Defense Activity for Non Traditional Education Support）整合了将近所有项目来帮助退役军人获得教育机会。较为出名的有：以“接收退役军人的共同体身份”吸纳近1900所院校加盟的“Service member Opportunity Colleges”项目，帮助退役军人接受师范教育进而成为公立学校教师的“军人到教师”（Troopsto Teachers）计划。

图2 美国“校园退役军人走向成功”“退役军人学术领导力整合”“退役军人走向成功的8项关键之举”项目的分布图

其四，考虑到国防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州际差异，州政府也针对区域特点设置了支持项目。如加州设立“军队到大学”（Troops to college）项目，由明尼苏达州院校系统（MnSCU）层面建立起来支持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校际联盟等。2014年10月，中西部13个州高等教育办公室成立联盟（Multi-State Collaborative on Military Credit），共同支持将退役军人在军队学习和训练经历转换成等值学分。

（二）以学校为主体发起干预策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术融入环境

其一，针对退役军人特点，学校丰富传统课程体系与学位项目（Veteran-Specific Course）。其中，非学分要求的介绍性课程，使其提前了解大学教育与学习环境，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开设的暑期教学课程班（ASU 42 Online Orientation与Student Success for Veterans，LIA 294）。有学分要求的普通课程旨在加强其基本文化水平，如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面向退役军人的大学学习”（University Studies for Student Veterans）课程等。而为照顾无法经常在校的学生，开设在线课程或者短期的学位项目。另外，还鼓励退役军人大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等系列课程[23]。

其二，为有效整合校内资源，大学以退役军人大学生组织建设全方位支持发展。一方面是服务退役军人大学生的行政组织建设，如各学校设置的退役军人大学生办公室，既充当学业与情感支持系统，又充当相互联系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学生社团组织的建设。通过基于共同身份组织（Co-identity organization）理念建立起学生社团组织，使他们充分融入校园生活。退役军人资源中心就是典型例子。退役军人因其独特经历，会经常与有着同样经历及感受的同伴相处。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帕特提尔曼退役军人中心”（Pat Tillman Veterans Center），就有专职教工提供专门资源与服务。

其三，在意识到入学前的教育准备重要性后，大学开始推出校外延伸服务，以营造“退役军人友好型”（veteran-friendlinesscampus）校园形象。通过联结新入学学生与学校管理者及相关服务，进而促成平缓、有支持的转换过程。这些延伸服务策略在入学前就开始实施，包括专门网站、新闻报道和博客等渠道，退役军人在开学前就可以定位及使用学校相关资源与服务，与学校相关教职员工或者学生建立起融洽的关系。此外，大学还主动在国内外军事基地附近建立办事处。如美国最大军事基地之一，也是美军唯一的空降兵、特种部队和陆军保障司令部所在地——布拉格堡（Fort Bragg）军事基地，共有7所大学在其附近建立了办事机构。Tidewater社区学院在弗吉尼亚州的10个军事基地设置代表处，以提供课程、学业以及注册等教学与咨询服务[24]。

其四，随着院校研究中对学生发展的重视，学业支持与辅导的理念在退役军人大学生教育中也受到重视。大学逐渐加强对退役军人大学生的辅导工作。密歇根大学于2013年发起的“退役军人教育的同伴支持项目”（Peer Advisors for Veteran Education Program），旨在通过同伴辅导帮助退役军人融入大学校园。该项目志愿者只招募曾经是退役军人的人员，他们为申请者提供个人与学业上的辅导。而鼓励教师、咨询师及职员专业化发展则是推动学业辅导的另外一个方面。与退役大学生相关的教职员工，通过参加组会和课程培训获得关于退役军人相关知识与经验，进而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能形成对退役军人大学生发展的一个整体性视野。

（三）社会机构及学术团体参与，推动退役军人大学生发展实践的完善

其一，为减少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的障碍，并考虑到军队技能在社会化过程的通用性，美国教育研究委员会下设终身学习中心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考试，除了为退役军人申请高校提供高中同等学力测验机会，还制定了退役军人先前学习认证的指导原则——《军队服役期间教育经历评估指导》（The Guide to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sin the Armed Services）。服役期间参与急救、卫生以及体育等课程可转化成相应学分。在承担了全国高校退役军人大学生的支持项目进行评估任务后，2012年开始他们连续发布《从军人到学生》（From Soldier to Student）系列报告[25]。

其二，得益于全美退役军人最大支持团体并在各州以及绝大多数高校有分支办公室的优势，美国退役军人大学生联盟（Student Veterans of America）率先推出了针对退役军人学业发展的“全国退役军人教育成功追踪”（The National Veteran Education Success Tracker）项目。

其三，一些与军队有特殊渊源的企业组织也加入到支持体系，如专门对接收退役军人的院校进行评级。胜利传媒公司（Victory Media Inc.）下属的“GIJobs”杂志设置专栏（Guideto Military Friendly Schools），每年都从接收退役军人的高校中评选出“军队友好型院校”（The military friendly school）名单。《军队时报》（Military Times）杂志推出“服务退役军人最佳：大学排名”（Best for Vets:Collegesrankings）。《美军高等教育与转换》（Military Advanced Education&Transition）杂志推出年度院校指南中的顶级学校。从事科技仿真医疗开发的Kognito Interactive公司，推出退役军人专职教师在线培训课程，其核心是将虚拟技术注入军队文化培训及为退役军人大学生创设支持性学习环境。

其四，社会组织弥补了政府专业性与针对性的不足。如耶鲁大学毕业生杰西·瑞辛（Jesse Reising）等人创立“军人-学者”（Warrior-Scholar Project）项目，则为顶尖四年制大学的退役军人提供学术帮助。著名研究机构兰德咨询公司下属教育组，长期以来关注退役军人大学生的融入问题，发布的一系列与军方紧密相关的研究报告，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第三方服务。

其五，由于长期的军队与高校互动的历史，学术力量推动退役军人学术融入发展日趋成熟。伊利诺伊斯大学于2015年成立的高等教育伤残退役军人中心，为伤残退役军人提供专业恢复辅导。此外，研究者还撰写系列退役军人学术适应指导手册。如卡琳娜与格里芬（Karina Money，Griffin Andrew）主编《高等教育中的退役军人：参考指南与基于学业成功的社会求职最佳实践教科书》，福劳伦斯（Florence A.Hamrick）主编《响应召唤：退役军人大学生与高等教育手册》等。

四、美国退役军人从军人到大学生转换经验的启示

美国退役军人教育与培训举措已进入教育援助的阶段，不仅重视资助也重视退役军人进校后发展的监测与救助。相较而言，中国仍处单一的以拓展教育机会为主的资助阶段，政策法规正在构建教育机会与资助政策框架。具体来看，中美两国在系列政策环境与教育发展方面存在差异：兵役制度方面，美国实行全志愿兵役制，中国实行以义务兵与志愿兵为主的兵役制度；保障立法方面，中国仍在探索统筹的退役军人保障法律，而美国则较早拥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社会环境方面，中国当前退役军人安置主要由政府负责，社会力量参与较为薄弱，而美国大学、企业与社会组织长期参与对退役军人的安置工作；教育落实方面，美国大学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理念在退役军人大学生的适用较早，而中国大学仍处由学校事务为主向以学生发展为主的过渡阶段，绝大多数退役军人很难获得额外关注，而接收绝大多数退役军人的非重点大学，更难有精力投入。

因此，我国在努力拓展退役军人教育机会多元化背景下②，较少关注实现转换的退役军人的发展。对微观层面的个体现实，既缺乏理论研究与数据信息，也缺少有效支持体系。甚至关于转换过程的主体概念也尚未明晰，政府或学校文件中“退役大学生士兵”“大学生退役士兵”“退役士兵大学生”“退役大学生”等概念极易混淆。考虑到中美两国军队政策环境、退役军人教育安置以及大学教育的诸多差异，在中国已有做法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的经验，本文提出三方面改进措施。

（一）加强退役军人从“军人”到“学生”的转换支持

首先，加强退役军人教育援助立法。在已有条例及通知基础上，相关部门应征集并讨论《退役军人教育资助法》的立法可能性，以法律文本确立推动退役军人进入大学相关政策的规范化（如“退役士兵大学生”等概念的明晰）。

其次，推动组织建设。一方面，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下设教育培训司与教育培训中心，负责退役军人与大学的转换事务；另一方面，教育部下设关于退役军人教育支持的专门机构。在框架上，完善退役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资助[26]、军功认证、招生考试、学分转换、心理康复等建设。此外，可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发挥高等教育学会“国防教育研究分会”“军民融合教育研究分会”“学生工作研究分会”“院校研究分会”的研究角色，通过调查研究掌握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学业与心理状况，编写指导教材。第三方组织（如《中国退役军人》杂志）可参与对高校接收退役军人服务质量的评级工作，或对高校支持退役军人学业参与项目进行考核。

再者，加强退役军人上大学的政策宣传。不仅要提高退役军人政策知晓率，还要营造支持退役军人入学的社会舆论。

最后，关注退役军人中弱势群体转换。对于农村、准第一代大学生、女性等退役军人的入学过程，军队、政府以及高校应该给予更多支持与援助，如对参与军校学历认证的退役士兵，可给予经费补贴或专项指导，或将接收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地方高校列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计划。

（二）重视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学业与心理

首先，重视对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入学前服务工作。普通高校可与战区所在部队进行合作，尝试举办高校接收退役军人的政策知识讲座活动，对在退役后有上学考虑的准退役士兵提供辅导。

其次，对退役军人大学生建档立卡，加强对退役军人大学生的针对性指导与服务。一方面，以师生互动、专职教师、课堂内外交流、心理辅导、编写《退役士兵大学生校园指导手册》等形式，帮助退役军人实现身份转换；另一方面，利用校园资源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活动对退役军人所起的学术整合作用，通过退役军人学社团组织、国旗护卫队、军训、国防教育、体育课、运动会、国家安全教育日等形式搭建其才能发挥平台。

再者，建设退役军人在校组织。学校成立隶属学工处的“退役大学生事务中心”“退役军人资源中心”等机构，如中南大学的“退役军人之家”、中国矿业大学的“军魂青春工作室”均属典型案例，可考虑将其推广。此外，有条件的高校可借鉴“北京大学退役军人教育发展研究所”的经验，成立退役军人融合的相关研究机构，关注退役军人再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适应与身体康复。

最后，学校原有机构注重职能整合，加强对退役军人大学生辅导。大学生征兵办公室、人武部、教务处、团委、学工、心理中心要加入到退役大学生辅导中。专职教师应接受军队经验的知识培训，学习支持退役大学生的相关政策内容，了解退役大学生心理状况与行为模式。

（三）关注退役军人大学生的毕业状况

首先，鼓励优秀退役军人大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继续攻读更高学位。成绩优异学生可鼓励其升入本科或者攻读研究生，助学贷款可申请缓交或免交。

其次，在全国统一互联的退役士兵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基础上，专门开发面向退役军人大学生的信息平台，提供工作岗位、专场招聘会等相关信息。

再次，关注退役军人大学生毕业求职。在国家公务员、事业编制招聘时，可重点考虑退役军人。有条件的学校可专门划出岗位，面向退役学生进行公开招聘。2017年国防生选拔制度的重大改革后，部队应加大对退役士兵大学生的倾斜程度，拓宽毕业生返回部队的渠道。

复次，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及相关就业与创业服务机构，应重点关注退役军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企业经营管理培训的指导，在就业创业补贴方面向退役军人大学倾斜，推动退役军人职业生涯规划师的培养。利用互联网及创业社区资源，注重学校与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及地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社区的合作。

最后，注重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支持与反馈系统的建设。一方面，社会各界应营造支持退役军人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氛围，例如对来自外地的退役军人大学生求职者给予交通与住宿费的补贴。同时破除制约其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与观念壁垒，尤其是加大微小型企业创业税收与准入的政策倾斜力度。另一方面，在当前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纳入各地政治绩效考核的背景下，可尝试建立退役军人大学生就业创业的申诉与援助制度，为其提供走向社会的自我反馈渠道，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薄弱之处。

注释

①已有文献关于“退伍”“退役”概念较为混淆，其区别在面向“军人”范围不同。“退伍”指义务兵退出现役；而“退役”的范围更广，可能包括军官、士官和士兵等。随着近年来官方文件逐渐向“退役”的规范，同时为了概念更具涵盖能力，因此本文将采用“退役军人”这一概念（罗平飞.当代中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实践过程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6（5）:111-114.）。

②中央政府：2009年教育部《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服义务兵役退役后接受普通本科教育招生办法（试行）》；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2011年《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局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201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好退役士兵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相关政策的通知》；2016年教育部实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地方政府：江苏、山东省实施高职院校对口单招退役军人，以及前者实施的退役军人免试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如《江苏省教育厅省民政厅关于做好退役士兵免试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报名工作的通知》《山东省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关于组织开展退役士兵单独招生免费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