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元的收藏与研究，就像面对一部二十四史，让人不知从何说起，只能选取几个片段，来一睹这位“山斗”的风采。

金石为寿

嘉庆八年（1803）二月二十六日，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为庆贺父亲七十寿辰，选择了商周十三酒器在积古斋为堂上寿。到了第二年的同日，阮元另选商周十三酒器为父亲祝贺七十一岁寿辰，并仿《周礼》的规定置办食品。嘉庆十年（1805）正月十六日，老友黄文七十寿辰，阮元用所藏古铜爵在积古斋为其祝寿。“愿言千百年，寿如金石长”，用商周青铜器祝寿，这样的祝寿方式，恐怕一般人都不大玩得起吧。有趣的是，两年之后，两淮盐运使将大名鼎鼎的散氏盘献给朝廷时，阮元也募铸两个，一藏扬州府学，一藏自家的雷塘文选楼。据说他曾以汉五铢泉范为墨床、汉小弩机为水池、汉辟邪铜莆为笔筒并唐砚等13件金石古器组成一套文房用品，用来玩赏。

不过，阮元用商周青铜器祝寿、盛放食物，也落了一个笑话。说阮元退休之后，自认为鉴赏能力还行，自夸“老眼无花”，有人上门向他推销“折足铛”，阮元见此铛色绿如瓜皮一般，认为是秦汉间的古物，遂出重金买下。有一次宴客，阮元命人用古铛盛大鸭一只。来客都是名流，摩挲折足铛，赞叹之声不绝，正当阮元得意之时，折足铛在怦然作声之后，土崩瓦解，沸腾的鸭汁四处飞溅，这个赝品让阮元好不尴尬。

积古斋

阮元的积古斋最为后人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积古图》，一是《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积古图》是周瓒受阮元之嘱而绘。画中描绘的是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初八，阮元邀其同好朱为弼在积古斋与其子赏鉴所藏金石文物。图中所绘三人，中坐为阮元，对坐是朱为弼，阮元后立者是阮元之长子阮长生。卷心是阮元手拓家藏的历代钟鼎彝器镜、洗、泉布及砖砚等91件金石文物的铭文拓本，91方秦汉印符的钤印。卷心最后是阮元“八吟馆”藏砖拓本。阮元喜收古砖，琢砖为砚，为一雅好。“八吟馆”是阮元珍藏八方古砖的室名。这件由翁方纲隶书题“积古图”三大字的手卷，长2640、高38厘米，现在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房。全卷集书法、绘画、捶拓、治印为一卷，其艺术鉴赏价值、文献史料价值均可称赞。看来，大收藏家不仅能够收藏文物，还能够创造出新的收藏品。

乾隆朝以前，金石学的著录研究主要集中在碑版石刻方面，对铜器及铭文的研究限于资料收集，当时许多金石学著作虽名为“金石”，但内容上往往有“石”而无“金”。阮元的金石收藏并不只是用来祝寿，为了使器物可以永久流传，最好的办法是将之摹勒成书。于是阮元将自己和幕中同好金石的十几位朋友所藏之器和拓本汇集在一起，嘱朱为弼编定审释，于嘉庆九年（1804）八月，刻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该书共10卷，收录有铜器铭文者550件，其中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汉晋器99件。铭文据拓本或摹本摹入，以古器时代先后为序，附有释文，并结合经史加以考证。是清代著录、考释传世铜器铭文诸书中成书较早、质量较高的一部。

《金石志》

乾隆五十八年（1793），30岁的阮元出任山东学政。第二年，他参考毕沅的《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与巡抚毕沅共商编纂《山左金石志》。这部书利用黄易以前搜辑的兖、济间之金石，肥城生员展文脉家藏《泰山金石志》稿本，段松苓《益都金石志》稿等己有著录的研究成果，还将孙星衍携带至山东的钟鼎收录，另外山东的收藏家颜崇规、桂馥、江凤彝、陆绳、李伊晋、李东琪等，以及各郡、州、县官员和学校生员也都争相以拓本投献。他还命青州廪膳生员段松苓访碑于各岳镇。书中共收碑版、彝器、钱币、镜印等1300余件，较之毕沅的《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多至三倍。对所收金石皆“录其原文，附以辨证，记其广修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俾读之者了然如指诸掌”。并述金石来历、存佚、摹拓等情况，内容丰富。乾隆六十年，阮元调任浙江学政，继续搜访摹拓金石遗文，足迹穷尽幽远偏僻之处，共得金石数千种，编为《两浙金石志》。

重视出土文物

扬州是阮元的老家，他对于故乡出土文物十分重视，嘉庆十一年，阮元登临甘泉山，得一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用石，阮元特地将此石运入扬州，嵌置在扬州府学壁间。同年，他在扬州二郎庙菜园中得一南宋淳熙年间的古井栏，被置入准提庵内。在扬州北郊古兴教寺寺南一里多远的水塘中，得八角石柱，磨灭无字，是寺中旧物。阮元将八角石柱移于兴教寺前，并重书题名。

阮元任山东学政时，在诸城县东南琅琊台上寻访时，发现一方秦碑，碑上秦始皇颂诗及从臣姓名已剥去，所存者为李斯所书二世诏书及从臣姓名共13行87字 。阮元对当时仅存的琅琊台残字仔细考察，发现碑上篆文比旧拓本多了一行，为“制曰可”三字，并云“得此足以豪，神发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钱。”

云南的《爨龙颜碑》面世很早，自元明时世人均知有此碑，拓本亦早已流传海内，阮元到云南任职之初，即命其子阮福到陆良寻访、精拓。阮元跋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 道光七年（1827）他一面命令知州建亭悉心保护，一面请拓工精拓后分赠师友，长期横卧于荒阜乱草中的碑刻得到了妥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