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将国家战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毫不动摇地向前推进，由此发生了国家伦理向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转型：爱情的欲望化、货币化、颓废化、消费化与对纯粹爱情本身的追求交互影响。这些现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同样凸显。新时期以来的爱情小说正好反映了这一状态与趋势。“爱情的位置”是社会伦理转型的风向标，当讲究阶级成分的婚恋观遭遇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交换理性婚恋观时，围绕和纠缠于爱情伦理价值取向的多种话语与选择就碰撞出了绚烂的伦理火花，为我们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伦理转型及社会转型提供了最佳窗口与平台。

关键词：新时期;爱情小说;伦理;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国家战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关闭了革命伦理与政治伦理资源（政治的超我）后，解放出来的个人主体（本我）难免迷乱、彷徨，于是多种思潮和文学流派在1980年代争相涌现，并从世纪之交持续至今。

1980年代末，中国搁置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加大改革步伐;后又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将市场化推向顶峰。在此社会背景下，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路遥《人生》、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王安忆“三恋”到贾平凹《废都》、卫慧《上海宝贝》、王安忆《米妮》以及方方《奔跑的火光》等爱情小说都呼应了身体和爱情的市场化需求。1980年代初期的爱情小说表现了国家伦理对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让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1980年代后期直到新世纪的爱情小说表现了个体伦理向市场伦理的屈服过程。世纪之交后文艺批评界与思想界开始沉淀下来反思，提出并实践了学术上的“重返80年代”。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上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网络文学”“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与“严肃文学”并列;文学影视化、商业化、炒作化此起彼伏，但也彼此相安无事。自世纪之交至今，文学界似乎已迈入了多元化的“后现代”状态。

一  1980年代前期国家伦理的退场

1949年10月后，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各进步社团和政党的伦理价值观从之前的社会伦理跃居国家伦理地位，社会伦理功能（如作协、文联等社团）被国家收编。①建国初期萧也牧《我們夫妇之间》等作品受到批判，话剧和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要求人们管好上班及睡觉之外的八小时，②个体成为国家的螺丝钉。在“双百方针”政策鼓励下受到肯定的一批作品，到后来几乎都成为了“大毒草”，要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成为“重放的鲜花”。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伦理转型的敏感触角，爱情小说开始集中表现爱情伦理的转型主题。1978年初，刘心武发表的《爱情的位置》试图在国家伦理与个体伦理之间寻找“不存在任何‘等价交换的因素”之纯粹爱情③。然而，1979年底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就已提出了对纯粹爱情的困惑与质疑。紧接着，1980年5月开始了“潘晓问题”的大讨论。

如果说1912年徐枕亚创作的《玉梨魂》是反映封建礼教的话，那么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礼教”。小说以革命伦理为肇始，在“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传统伦理中寻找资源，并由下一代女性形象（钟雨女儿“我”）对此进行质疑和反思。这正是国家伦理资源亏空的症候。相比之下，《玉梨魂》并未出现质疑者的视角，是“稳定”的单维伦理演示，但它仍然触动了欲望与秩序如何平衡这一社会伦理“伤疤”，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矛盾爆发点。

1980年代初期反映爱情伦理转型的爱情小说还有很多。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反应的是个体伦理被社会伦理“遗忘”和戕害、被同质化的社会伦理所吞没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较量过程中爱情被扼杀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是以揭示悲剧的方式鞭策伦理资源的更新。张贤亮《绿化树》想要表达的是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协调，带有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模式的明显痕迹;小说中的人物在个体伦理突围过程中，还紧紧束缚在社会伦理场域，且残留有浓厚的国家伦理痕迹。古华《芙蓉镇》则演示了从国家伦理退到社会伦理、再退到个体伦理的转变过程，揭示了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本质冲突，将政治运动、“好人”和“坏人”的塑造与个体情欲的宣泄糅合在一起。

此外，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挣不断”的恰是主体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理想与追求，并以放弃理想爱情作为交换而达到目的，是市场化、城市化和货币化的意识形态在爱情伦理领域的抉择与显现。同样，路遥《人生》中高加林进城的愿望是迫切和毋庸置疑的，也开始显示出用爱情去交换的倾向，但小说呈现了“多声部”的伦理对话，显示了路遥的犹疑。比如，路遥不得不为高加林设置了可以为其进城提供间接帮助的叔叔，但又让他被举报并再次被解聘回农村。与高加林被迫返乡不同，贾平凹《浮躁》中成功进城后的金狗主动选择回到农村，但城市化还不够发达的1980年代末还不是“返乡”的成熟时机，由于缺乏深厚的生产力及相应的生产关系这一社会背景，导致贾平凹以此前瞻性思想创造出的《浮躁》在穿透力上逊色于路遥《人生》。

二  1980年代后期个体伦理

与社会伦理的迷茫

1985年是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一年，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现代西方的各种文学、哲学思潮一涌而入，文学创作从观念到形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从国家伦理中解放出来的个体伦理，在尚未健全的社会伦理中迷茫，未能及时靠岸。随着市场化、工业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四个“化”的推进，乡村从小说中逐渐淡出，城市和身体开始登场。个体被解放出来投放到市场后，除了身体之外似乎一无所有，别无选择。因此，不仅是文学中的女性及男性形象接受了市场的选择，连作家本身也未能幸免。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市场化的一大功能是激发个体的本能追求。看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信息化及全球化的“陌生人社会”需要与人口稳定的农业文明“熟人社会”不同的伦理。

王安忆“三恋”和《岗上的世纪》、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展示了重要的伦理意义，表现了个体伦理具有不可逆转的强大生命力——毕竟国家与社会都是个体构成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过度损一补一。

从本质上讲，王安忆“三恋”写的是个体主体的觉醒。《小城之恋》是两个主体通过身体的撞击相互唤醒，因此“她”做了母亲、主体成功确立后，就开始疏远和离开了“他”。小说描述了一个主体（自我）依靠另一个主体（他者）来确立的过程，作品用“她”和“他”而不用姓名指称人物，正好准确而“抽象”地表达了性别主体，也在这种命名与叙事中强调了性别主体的地位。小说中，女性是主动的，具有控制全局的能力，二者关系的维护完全在“她”的掌控中。与此相似，《岗上的世纪》以唯美的笔触展示了个体本能的力量，这种唯美的意识形态性正是个体伦理扩张的结果与表征。《荒山之恋》与《锦绣谷之恋》写的是婚外情，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在此交锋与博弈，结局一“死”一“活”。《荒山之恋》的“死”如《牡丹亭》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统爱情故事所表达的爱情伦理一样，说明想要获得自由爱情就得付出死亡的代价，“死”过一次以便“消”伦理之“毒”，甚至要变为非人的物种（如蝴蝶）才能重新获得爱情。《锦绣谷之恋》的“活”如张爱玲《封锁》，在短暂的愉悦与精神出轨后复归到原来的伦理轨道，自此感情世界与婚姻生活得以波澜不惊，爱情本能的冲动与婚姻秩序的严肃性得到平衡，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得到巩固。在某种程度上，两部小说分别从“生”与“死”的角度揭示了情感困境，预示了人口流动对婚姻制度的有力挑战。

个体伦理的扩张进一步反映在“新写实小说”潮流中，其爱情故事俯身向柴米油盐靠拢，在世俗生活中耗尽激情。池莉《不谈爱情》、刘震云《一地鸡毛》和《单位》中的人物都耗空了爱情理想，个体沦落到卑微的生活中无力自拔;方方《风景》中七哥转向爱情的交换，过上了舒适的物质生活。

与此同时，“新历史小说”也在反拨国家伦理，发出个体伦理的呼唤，如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寻根文学”想要返回传统寻求资源，如汪曾祺《大淖记事》、莫言《红高粱家族》等;“先锋文学”将爱情抛向虚无或偶然，如马原《虚构》、格非《迷舟》等。这些文学潮流都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伦理的抵抗与“矫正”，而（伪）“现代派”小说则直接以“颓废”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为内核来结构爱情故事和标识新的爱情伦理④，预示了爱情伦理的大转折，如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等。

这一大转折的癥候还鲜明地通过“王朔现象”体现出来。王朔的作品和影响横跨1980-1990年代，是典型的“躲避崇高”⑤，其本身所展示的“痞”性及主流文学对其定位的尴尬，正好传递了个体伦理无所皈依的流浪状态：国家伦理受到挑战，社会伦理尚未健全，规范伦理又不能完全适用于每个人，美德伦理尚未定型……“王朔现象”的尴尬正是时代的尴尬，也是伦理转型的尴尬。

三  1990年代个体伦理的市场化与货币化

1980-1990年代之交的一系列事件或许标志着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精英伦理，并对大众伦理进行了有选择的推动（尤其是那些赞成市场化的伦理）。经过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1994年“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全速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并与城市化和工业信息化携手共进，从而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

一方面，市场化的大力推进必然导致价值重估的货币化结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导致所有标准都汇聚为以货币为标准，一切皆可货币化。另一方面，货币伦理很快将人异化，这一剧烈的伦理转折在世纪之交产生了“世纪末焦虑”⑥“世纪末流行病”⑦及“世纪末伦理情结”⑧。

1990年代初期，贾平凹《废都》（1993）引起的争论是货币化过程中各种伦理矛盾的总爆发，是伦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围绕它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多维度论争正是各种伦理交锋与较量的展示。小说中庄之蝶正在挣钱，其他人也正在利用他挣钱（如张敏、洪江），整个交际圈的人都在拼命挣钱（阿灿也希望丈夫和孩子能出人头地），这是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伦理及货币理性不断加强的真实体现。由此，庄之蝶身边的人物所持有的不同爱情伦理都对他形成了某种冲击，并在其情感、生活、工作及意识形态中形成交锋。阮知非夫妇的“多轨制”，多个人物的婚外情、婚内感情、婚前爱情、爱情与性爱、爱情与物质……都在影响着庄之蝶的爱情伦理抉择，促使他一步步走向“破缺”。在《废都》中，国家伦理缺席，社会伦理尚未真正发声，个体伦理价值混乱，所有人都在摸索着前进。

1990年代中后期，“私人化写作”充分展示了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合谋，挑战了国家伦理的绝对统治地位。在市场化的影响下，“私人化写作”的性别平等、女性身体的复苏等等，为世纪之交的“美女作家群”及“下半身写作”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使得女性的欲望最终战胜了矜持。当这种胜利在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表现出来时，意味着两性的性爱平等、伦理平等在个体伦理的扩张下最终得以实现。

这种个体伦理的扩张是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大力推进密不可分的，它典型地体现在爱情伦理的货币化理性中。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1993）即是赤裸裸的爱情交换，爱情与身体完全用作女性出国的交易资本，维护交换过程及结果的唯一伦理是“靠良心”。这里的“良心”是传统伦理，被主动用于爱情交换伦理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它将传统伦理整合为自身的伦理资源，并方便快捷地在实践中发挥出强大功能。到了王安忆《米妮》（1996）和方方《奔跑的火光》（2001）中，女性的身体已经彻底完成了从“身体政治学”到“身体经济学”的过渡，两部小说都细致而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市场化背景下女性在精神与肉体上逐渐接纳货币化伦理的过程。

当然，在世纪之交问世的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等小说已经挣脱了爱情伦理的货币化理性桎梏，再次回到消费身体、消费爱情、消费灵魂的纯粹爱情迷惘。这种对爱情的消费性迷惘与改革开放初期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和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迷惘首尾呼应，但已经完全摆脱了物质和现实条件的束缚，发展为纯粹的精神迷惘了。因此，这两个时代的爱情小说，可算是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什么是爱情”进行追问，这种追问又被植根于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话语共同体中，进而丰富了“爱情”这一话语共同体的多重内涵，并为我们从“爱情”这一概念入手去考察时代伦理的剧烈转型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与角度。

四  世纪之交个体伦理的多元化

1980年代国家伦理逐步让位于社会伦理，所以有了张贤亮《绿化树》、王安忆“三恋”及《叔叔的故事》、路遥《人生》和贾平凹《废都》的伦理挣扎。1990年代社会伦理进一步让位于个体伦理，在《废都》的争吵声中经过“私人化写作”的个体伦理展演，在王安忆《米妮》、方方《奔跑的火光》中完成了爱情的货币化过程，个体伦理最终在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不断摇摆、震荡并稳定下来，在市场化、城市化、工业信息化与全球化中尘埃落定。到了新世纪，个体伦理则在获得极大自由后似乎显得无所适从，各种伦理开始分化：卫慧等人小说的肉欲展演、棉棉小说的爱情消费、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肉欲对精神分裂的拯救、李可《杜拉拉升职记》中外资公司管理制度对爱情的控制与压抑、“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对底层劳苦大众的爱情伦理展示，等等。

在20世纪末，中国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已比较发达，在城市化与全球化的人口剧烈流动中，人们在“陌生人社会”里摆脱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束缚，性观念更加开放，性自由得以实现的机会增多，爱情的货币化与身体本能的表演也更加普遍。在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卫慧《上海宝贝》及棉棉《糖》等小说中，人物的物质生活来源已不是问题，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剩下的只是身体的狂欢与主体的困惑，而外籍人士的参与也显示了这个时代不断增强的全球化程度。

在21世纪的城市化与全球化背景下，李可《杜拉拉升职记》展示了职业女性的爱情伦理新困境：跨国企业不允许员工互相恋爱，工作和爱情如何兼顾？女性经济地位已经能够完全独立，但要自己承担社会保障的风险。诸多职场小说都反映了都市女白领艰难奋斗的生存状态，如伍瑜《我要的自由》中的苏筱雨和林紫欣。

在21世纪，城市化也产生了多种“后果”，并快速在小说中得到表现。一是反映城市底层生活的“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迅速兴起，如曹征路《那儿》与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反映了底层“身体经济学”的爱情伦理，物质生活匮乏的人们依然将爱情和身体货币化，社会主体也呈现游民化。二是反映乡村“留守”生活中的“出轨”爱情伦理，如陈应松《野猫湖》与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三是对纯情的再次呼唤，其典型表征是华人文学中艾米《山楂树之恋》因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而“普及”，反映了人们对纯情的怀念。不过《山楂树之恋》表现的是生命的悲剧（纯情的男主角死亡，不能享受爱情），而非人生的悲剧（有别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的求而不得，生不如“死”），因而似乎显得更加厚重深沉。

五  21世纪以来的困惑、坚守与追求

21世纪以来，除了上述爱情小说反映的多元伦理外，还有新老作家及有影响的海外华人作家（如严歌苓）持续关注爱情主题。

“中国婚姻第一写手”军旅女作家王海鸽创作了《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婚恋三部曲”;遭遇过“小三危机”离婚、复婚再离婚的六六也创作了《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女不强大天不容》等婚恋小说并改编为影视剧。这些作品表明，进入21世纪后“婚姻的存在与传统价值正在遭到消解”，“试婚”和“闪婚”等词语和观念频繁出现，婚姻（无论离婚还是结婚）已变成更加个性化的行为，“动摇婚姻基石的真正原因已不再是婚外恋”，有可能是“无法沟通的城乡之间的鸿沟”（《新结婚时代》），⑨也可能是物质生活的逼仄使得精神生活中的爱情也发生了“变异”，由此女性会继续将爱情货币化、物质化（《牵手》《不嫁则已》;《双面胶》《蜗居》）⑩，也会继续把自强变成立足世界（包括爱情世界）的唯一武器（《女不强大天不容》）。

带着“奔跑的火光”冲进文学新世纪的方方在爱情伦理上有较为丰富的表现，从对爱情及其主体的拯救来看：或是以消灭对象或自我的肉身为手段的拯救（《水随天去》《闭上眼睛就是天黑》），或是纯粹精神性的自我拯救（《树树皆秋色》），或是从断裂的人生中实施爱的拯救（《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琴断口》），或是从极端爱情的描写撤退回对正常和现实爱情伦理的表现（《惟妙惟肖的爱情》）。11自1987年《风景》问世以来，方方对爱情伦理的探索充满了现实感又不失前卫，她总是在看似家长里短的写实笔法中勇敢把握爱情伦理的时代脉搏，左冲右突而又收放自如，充满了焦灼而又不乏敏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爱情小说对伦理转型的持续热情以及对伦理重建的欲望。

“师生恋”伦理问题在严歌苓2011年创作的小说《老师好美》中似乎也已经得到“预告”：高三女班主任因过度关心男生，导致与其中一个男生发生性关系，使两个男生变为情敌而产生仇杀。更年轻的小说家中，持续关注爱情伦理的似乎越来越少。除阿袁《鱼肠剑》等小说继续描写“准爱情”被当作利益交换的工具这一主题外，文珍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柒》仍努力探讨纯粹爱情。文珍的小说集《柒》中《牧者》描写的也是“师生恋”故事。如果说《牧者》是“发乎情，止乎学术”的话，那么，严歌苓《老师好美》则是用生命来“阐释”性嫉妒问题，且被置于“师生恋”的道德阴影下，还有更严厉的死亡惩罚。《牧者》是学生对教师的由敬而爱，但止于敬;《老师好美》则突破了性关系的伦理防线，情杀虽发生在学生之间，但老师最终也死在家长手里。从创作主体本身的代际差异看，年长的作家似乎更不能容忍“师生恋”。

愛情是多种话语的结合体，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纯粹的爱情不可能离开社会背景永久存活。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工业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高速推进，国家伦理持续向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转型;爱情的欲望化、货币化、颓废化、消费化与对爱情本身的追求交互影响。这些现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同样凸显。新时期以来的爱情小说正好反映了这一状态与趋势。

注释：

①刘智峰：《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78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5页。

③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十月》1978年第1期。

④[美]马泰·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在该书中，“颓废”和“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五个重要特征之一。

⑤王蒙：《躲避崇高》，见刘智峰：《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34页。

⑥可参见钟本康：《世纪末：生存的焦虑——〈废都〉的主题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⑦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页。

⑧万俊人：《世纪末中国的伦理情结》，见刘智峰《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365页。

⑨程璐：《离婚的新世纪叙事》，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8-39、8、12页。

⑩刘倩：《新世纪中国婚恋小说叙事模式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8页。

11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