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董其昌成为热门話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试想，他才高八斗，又是帝国重臣，传之千秋万代可谓顺理成章。

“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读书人的价值观念。树立高尚的品德和建功立业是精神追求之基础，提出真知灼见的言论，则被看成是更高一级的“价值”。“立德、立功、立言”是一种理想，三者占全太过困难。当然，董其昌也不例外。

董其昌是“学而优则仕”。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在会试中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政坛。进入权力中枢，董其昌的生活圈子得以扩展，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所谓的“名士圈子”为董其昌敞开了大门。

一个人在社会上行走是需要条件的，董其昌的“进士”身份是彼时的“敲门砖”。很快，庶吉士董其昌逐渐升迁，从皇长子“讲官”到湖广提学副使，从太常少卿到南京礼部尚书，再到礼部尚书兼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等职务，一步步的升迁，实现了他从地方到中央的跨越。

董其昌“立功”的追求算是实现了，此时，自然想到“立言”。他醉心于谈文论艺，一不小心，成了书画理论家，其书画理论至今依然有影响。然而，最让读书人心仪的“立德”似乎离董其昌有点远。

身处政治旋涡的读书人，面临的两难选择比比皆是。如果董其昌不是进士及身，他会在自己的家乡当一位私塾先生或乡村书画家。在尊师重艺的中国社会，董其昌可以远离权势纷争的烦恼，活得有滋有味。只是社会选择了董其昌，他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准则让他的宦海生涯波涛翻滚，风光与风险共存。

在名利场上行走，恰逢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殊死搏斗，该何去何从？董其昌为此费尽心机。作为朝廷重臣，董其昌的左右逢源显现了他为官的机敏，也暴露了他人格的缺失。

董其昌同情东林党，他的朋友顾宪成、高攀龙均是东林党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遗憾的是，在阉党的打压下，顾宪成被革职还乡，高攀龙投水而亡。残酷的政治斗争让董其昌不寒而栗。这时，董其昌挥动了橄榄枝，他以书画作品为媒介，向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低头。他在天启四年（1624年）末撰写了《康义李先生传》。传主李反观是李鲁生的父亲，李鲁生也是进士，为魏忠贤政治集团的红人，权势甚大。董其昌很费心思撰文，更费心思书写。董其昌谙熟文章之道，书法名声更隆，清雅的行楷书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书写的《康义李先生传》得到朝廷重臣的激赏。大学士魏广微作了两款题跋，大学士朱延禧、冯铨，以及陈名夏、钱谦益等人均在董其昌书写的《康义李先生传》后留下了溢美之词。这种做法充满政治色彩，一份传记、几款题跋，描绘了一幅政治图景。

时隔不久，明熹宗身亡，明思宗继位，魏忠贤自缢，晚明的政治面貌更新，东林党人获得新生。董其昌修改了《康义李先生传》，烧掉了与阉党人士往复的手札，开始寻找新的依靠。思宗励精图治，所任命的六位大学士中，有四位与东林党有关联，其中一位是董其昌年轻时代的朋友钱龙锡。董其昌喜出望外，还是以书画为媒介，与钱龙锡密切往来。也许因为董其昌仅仅是政治倾轧中的旁观者，也许由于他的夺目才华，人们不去深究他的政治立场，待东林党人全面掌权，他依然文质彬彬地书写纪念东林烈士的诗文，如同书写《康义李先生传》一样虔诚、认真。崇祯元年（1628年），苏州立牌坊纪念东林党烈士周宗建，董其昌写了“首忠”二字，镌刻其上;崇祯二年（1629年），董其昌为他的好友高攀龙修建祠堂，并写了一篇像赞。

崇祯四年（1631年），董其昌被召至北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权力到达顶峰。这位艺术气质浓厚的政治人物，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够明哲保身并笑到最后，的确是一个奇迹。董其昌的焦点始终是他的书画。他在世时，书画是他赖以生存的通行证;他离世后，那些闪耀着光芒、颇富个性又雍容苍秀的书画作品，依旧是他重要的生命标识。

董其昌在权力角逐中的察言观色、在政治派系中的左右平衡、永远不说大话的低调、不威胁任何人的做人原则、巧妙的谄媚、适度的距离感等圆滑的处事智慧，使他没有成为政治对手的鹄的，他也因此寿终正寝。对风光一时的阉党抑或不怕牺牲的东林党人而言，董其昌似乎更像是赢家，没有伤筋动骨便拥有了异彩纷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