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珊 赵洪波

[摘 要]景教是有确切历史记载及证明的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别。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曾被基督教判定为“异端”，进而被西方世界所排斥，主要在东方世界传播，因此被称为“亚细亚孤儿”。6世纪时景教率先传入新疆地区，唐代和元代时获得较大的发展，随后在明清时期湮没无闻。景教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千余年，通过不断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融合，成为中国化的基督教——中国景教。景教的中国化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与人文基础上，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景教;基督教;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9）04—064—04

1623至1625年间，在陕西西安地区出土了一块唐代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中记载：公元635年，景教从大秦（波斯或者叙利亚）传入中国长安，先后受到唐太宗、高宗、玄宗等5位皇帝优渥的礼遇 ，达到了所谓的“寺满百城”兴旺之势。此后，经过各方人士多种求证、探索，我们得知：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它是比较古老的东方派别，早在基督宗教分裂为罗马公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之前就存在;它也曾被定为基督教的“异端”。早在6世纪，景教就传入中国新疆地区;7世纪传入中原地区，随即开始传播和发展。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灭佛，景教也受到了牵连被取缔。宋元时期，景教在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发展。元代，景教随着蒙古贵族再次进入中原，并迅速发展壮大，当时景教与天主教一起被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的意思大约是“蒙福的人”“有福缘的人”“信奉上帝的人[1];元亡后，景教也在中原地区逐渐湮没无闻。不过还有余续，北京房山留有明代正统年间景教徒活动的遗迹。[2]

景教在中国大地上绵延存在了近千年，并且对中国的历史、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一定影响。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景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解决了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即中国化问题。宗教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经之途。宗教本土化，不仅是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适应，而且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内涵与外延的重塑。[3]本文试将对景教中国化的实践特点进行阐述，并辯证地对其历史影响进行分析。

一、实践活动

宗教的本土化，既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共鸣与融入，也是外来宗教向本土文化的主动敞开和自我更新。一种宗教，不管它的发源地在哪里，不管它最初的文化背景如何，既然来到中国，就成为“中国宗教”。所以，宗教的彻底中国化，需要突破原来的文化背景和教义阐释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宗教教义体系，建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4]景教作为基督宗教的一支，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长期的、主动的中国化，逐步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虽然，景教仍然被称为“胡教”，但其实佛教也时常被这样称呼。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以至于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骨干组成部分。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会在中国也完成了中国化，因此称为中国景教。景教传教使团在历史上翻译经典、建造教堂、度化徒众，曾经“法流十道” “寺满百城”，盛极一时。

（一）翻译经典

景教来华，首先面临着经典翻译的问题。如何将外来宗教经典翻译并加工为与本土思维习惯相适应的本土语言，这是外来宗教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5]。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当时景教的经典是“二十七部”，这与天主教现在用的新约卷数相符。景教碑文记载唐太宗年间，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 “翻经书殿”和“翻经建寺”，说明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景教经典的翻译，设置了专门的翻经场所，还建立了相应的寺院。

发现于敦煌的《尊经》末尾有段附文，明确标明了景教译经的具体数量：“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教经都五百州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旨。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如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卅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皮夹，犹未翻译。”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得知：当时传入的景教经典有530部之多，但翻译成汉文的只有30部。现已发现的景教文典除景教碑以外，还有7篇，它们是《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经学者研究，《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四部属经文，《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尊经》三部为颂文。[6]故而，唐代景教经典的翻译数量十分有限，因此影响不是很大。

在中国化的演进中，景教经典的翻译受到了当时的佛道儒文化的深刻影响。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首先经文开首“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这些带有唱诗意味的“祝”词，从文体章法角度可以看出此时的景教在明显的效仿佛经中的“偈语”及“梵呗”。其次，经文中断续出现的“因缘” “造化” “究竟” “常乐” “受持” “自在”等佛教术语 [7]，也从侧面反映出汉地景教在模仿佛教传统。第三， 这件经幢题记中所见“嗣嫡” “孝诚”“庭训” “奠酹”等遣辞用语，亦明显带有汉地儒家意识的色彩。

（二）传教活动

虽然景教传入中国后，其教堂采取了通俗易懂的称呼“寺”，传教士称为“僧”，礼拜活动称为“荐”，但事实上景教的具体活动仍然与佛、道教完全不同。据考古挖掘出及现存的史料可知：景教教士均落发留须，不使奴婢，不积财务。每七日礼拜一次，每日为生者和亡者诵经七次，行礼必向东方，击木为号，行洗礼，敬十字。教士则分“清节达娑”与“白衣景士”二者，前者为常居修院的修士，后为“在俗司铎”。景教的教士可以结婚，这与后世的新教类似。景教常做社会救济和社会慈善活动，给病人医药，给穷人衣物。有些信徒还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做出了很多贡献。

元代，景教的发展更加兴盛。成吉思汗时期，将联姻赐予符合两项条件的蒙古部落：第一曾协助其取得政权最终完成霸业，第二信仰景教。譬如与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联姻的汪古部，就是一个信仰景教的突厥部落。因此，在元代景教徒受到了极大的尊崇，作为皇亲国戚的座上宾，景教徒高超的医学知识受到了元代统治阶级极高的赞誉。许多景教徒被委任为朝廷的高官，在朝廷中开始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景教的活动也受佛教的深刻影响。《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碑记是河南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了一件珍贵的唐代景教石刻，从石刻外在器物形制的样式及碑记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都可清晰的看到佛教文化的痕迹。这种八面棱柱的经幢结体，即直接仿照了唐代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形制特点。而刊经上端除了“十字架” 图徽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装饰理念外，其对称两侧的飞翔天神的刻画，并非沿袭景教旧邦习习常见的带翼“天使” 的模样。其曲折婀娜的身躯及身后腰间凌空飘逸的披帛、裙下流荡的祥云，将这类画面人物刻画得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 极其接近。[8]通过洛阳出土的这件景教石刻文物，其汉字刊刻的经文、幢记，对于一个粟特部族的景教社团来说，不仅透露出他们在语言生活中已与中原汉族文化保持着极大的同一性，而且在潜层信息领域内，实际上折射出当时东来景教教团必然在汉族民众中有意实施弘法行径的史态。

另有，在洛阳龙门石窟发现的埋藏唐代景教信徒骨灰的一个瘗穴。它的形制规则同石窟内大量存在的佛教瘗穴相同;穴口处也凿留出佛教瘗穴常见的封堵遗迹，方穴上方雕刻出十字架，亦与佛教瘗穴上方雕凿出佛龛或佛塔的形式相似，这些迹象显示出当时洛阳地佛教的教门仪轨对景教的影响相当深刻。

根据不多的史料我们还可知：唐代武则天时期曾经压迫景教，景教为了度过危机，还为武则天建立了“大周颂德天枢”;元代景教传播的过程中曾与佛教发生冲突，把佛教的寺院变成了景教教堂，引起了纷争;元代景教还与当时来的天主教发生了一些冲突，天主教认为景教是“异端”，曾一时成功说服统治者改变信仰;清代的某天主教传教士还说服了两个“鞑靼人”改信天主教，等等。

二、历史影响

从中国历史来看，景教的传播影响不深，很多过往都淹没在历史中。在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之前，国人甚至不知道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宗教。也不知道元代比较盛行的“也里可温教”就是景教。后来随着敦煌出土的景教经典，新疆内蒙等地景教遗迹的发现等，世人开始抽丝剥茧，逐渐了解道：景教在唐代传入中原，之前曾在西域一些民族中流传，传入中原以后受到唐代5位皇帝的支持，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宗教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

总体看来，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景教没有佛教那么成功，它来时已晚，佛教已经深入中国发展了几个世纪，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根深蒂固。它也没有向后来传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样顽强地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发展壮大。一种宗教的传播成功，需要很多因素，比如天时、地利、人和等。景教的传播，在这些方面的条件是略有欠缺的。

（一）历史时机的欠缺

张晓华先生在《从佛教景教传播中国的成与败看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给出了确切的答案：在景教传入之前中国的儒释道三学已有高度的發展。中国先哲的思想体系与佛教思想之合流，理论思辩足以和基督教（景教）思想相媲美，因而不需要对它们的学说进行调整或填充，此时中国文化的传统渗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各个方面，它是吸取外来文化的母体。与景教风貌极不相同的中国文化，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景教文化及它的具体发展方向。当时社会繁荣而开放，虽然思想界也显示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其中为主的只有儒、释、道三家。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思想舞台充当主角，当势力弱小的景教进入中土时，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并向社会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它能做的只有侧身三教其间左右依傍，作为一个观众注视着三家在唐代意识形态领域里各显神通了。

（二）政治经济、背景的缺乏

近现代时期，基督宗教的天主教和新教各派传入中国，也取得了较大成功。我国现在主要有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属于基督宗教，占了其中之二，并有重要地位。近现代时期传入的基督宗教各派，在中国经历了很多社会政治变迁之后，仍然稳固存在和发展起来，这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背景分不开的。而景教的传入，则完全没有这些强大的势力支撑，所以影响不大，这是可以想见的。

近现代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时期，国家受到各种侵略，风雨飘摇，人民生活困苦，对自己的文化就没有汉唐时的自信感。而国门打开之后，人们的眼界开阔起来，发现了除传统儒释道以外还有其他东方文明及西方文明。并且，近现代传入的基督宗教各派，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信仰基督宗教能带来的政治庇护、经济文化支持等确实具有很大吸引力。近现代时期，基督宗教各派盖教堂、办医院、办学校教育、收养婴儿等，做了很多现代意义的活动，对于基督宗教的深入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基督宗教才能在中国深深扎根发展起来。

而景教则不具有上面的条件。景教面临的是强大而自信的盛唐帝国及根深蒂固的儒释道三教文化。景教没有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实力与之相匹配。景教徒未曾享有国教特权，他们必须从事各种职业以谋取自给自立，这样集商业传统、工艺技巧于一身的景教徒便很快成为成功的商业社团。景教士可以经商，商人也可任圣职，传教和经商并行不悖。景教教会的兴衰几乎与东西商路的兴衰紧密相关。14世纪末，兴起于撒马尔罕的察合台汗国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占领了景教的各传教地区，景教随之而衰落。

三、真信与世俗之辩

景教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存在了近千年，在我国新疆、内蒙古、西安、洛阳、辽西、辽东、北京、扬州、镇江、泉州等地区都留下了遗迹。虽然在唐代和元代曾经烜赫一时，但终究在中国历史上湮灭无闻。一些人认为景教的灭亡因为它脱离了宗教的范畴，变得世俗化，因为没有强大的宗教精神的支撑而消亡。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些偏颇，从我们能见的史料记载来看，景教传教使团的传教活动也是非常虔诚的。

比如，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代有位著名的景教徒伊斯，他在朝廷任军事上的高职，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做了很多贡献;他性情温和，睿智博学，虔诚奉行景教;他得到肃宗皇帝的重用，但为人谦和;乐善好施，施舍衣物给贫穷者，施舍医药给病者，施舍棺木给死者，等等。可见，这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景教信徒，所作所为也堪称基督徒的楷模。又如，根据《元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载：元代有个著名的景教教徒在镇江及其附近建立了7座景教教堂;附近还建立了景教徒公墓;当时政府还赏赐了土地作为教堂的产业;兴建教堂的人为了一心修建，辞官不做，避免扰民。这也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的活动。

虽然景教经典翻译过程中会有很多本土化、中国化的变迁，在传播过程中采取了中国本土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但在本质上景教就是基督宗教的一支，传播的是基督宗教的信仰与教义。根据相关史料我们知道：景教信仰阿罗诃（上帝），接受三位一体，信仰教主弥施诃（弥赛亚），接受耶稣道成肉身，从童贞女诞生，信耶稣复活升天，等等。一般说来景教传播的是古老的基督宗教信仰。

当然，历史上，聂斯托利派曾被罗马教廷亚历山大学派定为“异端”，他们自己也承认脱离罗马教廷;但是，景教并没有脱离基督宗教。只能说是教派不同，传播方式有差异。按照西方的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或者按照唐太宗李世民的说法“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众生”;景教传播的基督信仰是毋庸置疑的。

1539年，马丁·路德曾经为聂斯托利本人辩解，他认为许多人对聂斯托利的神学立场有误解，聂斯托利不是异端。1895年，在叙利亚发现了聂斯托利被放逐后写的辩护书，从内容上看，他的观点比较正统，与当时大公教会对他的指责不同。1994年，天主教教宗与东方亚述教会签署声明，放弃对聂斯托利“异端”的裁定。总体说来，景教不是基督宗教的异端，他们传播的是基督宗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