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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 裹挟的年轻人

2019-05-11鹤丁

环球人物 2019年8期
关键词:工作制劳动法弹性

鹤丁

“工作996,生病ICU”,程序员们的一句自嘲,触发了舆论场不小的讨论。放眼望去,朝九晚九、一周六天工作的年轻白领确实不少。他们不是真进了重症监护室,也不是彻底丧失了生活,只不过这种对自我状态的消极刻画多少表明:他们过得不愉快。

为什么12点还在加班?为什么996成了常态?毕竟,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在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今天,为何这条写得一清二楚的刚性规定却不管用了?

说到底,还是竞争。

竞争是多维度、全方位的。企业除非绝对垄断能随地捡钱,否则就要面临九死一生,而互联网企业更是速生速死。当然,表面上,互联网公司都会用看起来很人性化的方式为残酷的竞争“化妆”,比如“弹性工作制”。但早有研究表明,弹性工作制实际上延长了工作时间。有趣就在于此。严格意义上,弹性工作制之下的996,并非企业强制而是员工“自愿选择”。然而,自愿是打引号的,因为职场优胜劣汰,是高度竞争的。这样的竞争比比皆是。在衡水中学,在珠三角灯火通明的制造业工厂,在12306网站……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国情,早已决定了为有限资源展开的内部竞争比很多国家都要激烈。

放在国家的维度也是如此。中国的崛起很大一部分源自勤劳革命,用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形容并不过分。1995年,当国家决定每周的单休日变成双休日,有人忍不住问:一周工作六天尚觉时间紧迫,休两天如何实现四化?

中国人的勤奋心态与国家的前进姿态是同频共振的,但年轻人的心态在变。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了,信奉工作不等于卖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甚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维度:当工作时间长导致优秀人才纷纷离职时,大公司就要进行减少工作时长的反向竞争了。

也不是所有員工都痛恨996。《大西洋月刊》网站上一篇文章指出,在美国,那些富裕的精英男性,工作时间比几十年前要多得多,而导致这一变迁的关键在于,“工作主义”正成为一种信仰。他们相信工作不仅是经济生产所必需的,也是一个人身份和生活目的的核心。这大概是在全球平均劳动强度不断降低之后,围绕“能力”展开的新的竞争,有人为实现阶层流动拼老命苦不堪言,有人遵循着“劳动是人的本质”,早已乐在其中,确实很后现代。可以说,崇尚工作主义与反对工作至上两种情绪,一样值得关注。这不是为996辩护,更不是要消解劳动法的意义,只是为了说明,996群体也是复杂的。

其实,无论抚慰那些吐槽996的年轻人,还是膜拜那些乐意996的工作狂,有一条是不变的:人们有权利也应该从工作中获得快乐。总体看,这种可能性随着时代发展正在上升。这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将替代多数无聊的工作,让人们享受思考与创造,更在于如今的年轻人比起他们的前辈,有更大的自由选择权,这些从心的选择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工作面貌变迁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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