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曙朝

吴文礼祖籍广东梅州（旧称梅县），是客家人，1942年4月出生于印尼万隆市区附近的一个叫芝马墟的小城镇，是吴氏家族的第二代华侨。

客家人原先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后因战乱、天灾等原因，大量分批往南方迁徙。落脚在广东梅州的客家人甚多，但在新的居住地，客家人往往山多田少，靠种地生活确实艰难，一旦遇上天灾人祸更是难以维持。于是男子纷纷出外谋生（主要是出国）。漂泊异国他乡，客家人并不觉得痛苦，反而觉得是开拓人生新境遇、创造财富新机会，因而出国谋生也就成了客家人一种生活方式。梅州也就成了广东乃至中国有名的侨乡。

1927年正是国内政局动荡之秋，吴文礼的父亲当时12岁，和哥哥（吴文礼的伯父），觉得在当地难以求生和发展，于是沿着乡亲们的早期足迹，离开梅县远赴印尼。在距离万隆市区约10公里左右的芝马墟落脚，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吴家第一代华侨。吴文礼父亲从事土特产生意。在菜市场开店，销售本地土特产和日用品，从华人批发商那里进货，再出售给当地的华侨和印尼居民。每天起早摸黑，不辞辛劳，使家庭经济得以不断改善。

接受华文教育

1942年，吴文礼出生于万隆芝马墟。如果说，广东梅州是吴文礼的“家乡”，对于吴文礼来说，其实是非常陌生、抽象、模糊的概念，只是父辈口中经常念叨的一个地名而已。如果说，印尼万隆是吴文礼的“家乡”，对于吴文礼来说，则是一草一木皆铭刻于心的、令他魂牵梦绕的、真真切切的生长之地。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万隆的一切——与家人和儿时伙伴相聚欢乐的场景，附近的覆舟山、小西湖、达哥瀑布、动物园迷人的风光……，都无数次在他梦中重现。

客家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家长再苦再累，也要送他们去接受教育。吴文礼兄弟到了学龄，父母立即把二人进入当地著名的华校——清华小学和清华中学去念书。

定居万隆的华侨为了留住中华文化的根，可谓万众一心。由福建人士组成的宗乡社团“玉融公会”，勇当重任，积极筹款，创办了清华小学和清华中学，聘请爱国进步教师授课，让华侨子弟同在国内一样，有了接受中华文化教育的机会和园地。学校的教材来自香港，内容进步;校园景色优美，拥簇大片的榕树林;校舍宽敞明亮，还有可以进出活水的游泳池。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到知识、技能，还可以了解中国时局的变化，认识旧中国的黑暗腐朽，看到新中国的光明进步。

吴文礼每天骑着轻型摩托车上学，心中好不惬意快乐！因为课程安排的关系，他鲜有时间参与父亲的小生意，他弟弟则经常参与帮助父亲骑着自行车从采购土特产到贩卖的全程活动。

在清华小学和清华中学这两座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吴文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萌发了将来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念头。

清华小学和清华中学为印尼侨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是有目共睹交口赞誉的。例如原籍福建省福清市、为繁荣印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林万里先生，当年就是在著名的清华小学和清华中学完成的华文教育。1958—1962年他回国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年重返印尼后潜心从事文艺创作，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曾任印华文学社主席，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顾问。提及林万里这样的校友，吴文礼为他们感到骄傲自豪，同时衷心感谢母校的教育和熏陶。

亲历万隆会议

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首府，位于爪哇岛西部火山群峰怀抱的高原盆地，气候凉爽，景色优美，是著名的工业中心、交通枢纽、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当地华侨第一次近距离与祖国的亲人握手言欢，第一次听到周总理代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和平友好的声音，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和亚非各国国旗交相辉映……无不群情沸腾，欢欣鼓舞！

会议所在地万隆独立大厦距离吴文礼家步行只需15分钟。当时他13岁，上清华小学6年级。班主任张梅华老师组织同学彩排节目欢迎中国代表团。吴文礼和同学们都争先恐后积极参加。当时就读清华中学的梁思谋同学，凭着“学习成绩优秀，道德品行优等”被选拔，代表万隆华侨向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献花，此镜头被记者拍摄下来广泛流传。

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绝对安全，从而把会议开好，万隆华侨万众一心做了一系列工作。首先经有关部门同意，放弃原来预定的周总理下榻的酒店，临时借用华侨腾出的位于高坡上的一栋别墅，并做了精心的布置。别墅前面特地赶制一根较长的鋼管作为旗杆，悬挂五星红旗，让万隆市民远远就能看到。周总理的膳食，也派专人负责。另外，诸如迎来送往、交通工具、语言翻译、食品采购等等中国代表团的后勤保障和服务工作，都有华侨专人负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许多华侨奋勇当先报名充当义工，担任巡逻保卫。从周总理到每个代表团成员都安排了贴身保卫。任何异常情况都逃不出华侨保卫人员的眼睛，使企图破坏大会的敌特无机可乘，无隙可钻。

包括吴文礼在内的印尼侨胞，经历了万隆会议，犹如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洗礼，热爱祖国，珍惜和平，从此成为一生舍弃不了的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华侨青年，对于新中国更加向往，期望早日投进祖国怀抱。

毅然回国求学

社会主义祖国是一个消灭了压迫和剥削、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尽管吴文礼在万隆已经扎根落户，生活稳定，但回祖国念书，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是他的一个坚定的志愿。

1960年，在当地念到高二的吴文礼，向双亲提出要回国求学。母亲舍不得儿子离去，希望他留在印尼继续念书、创业;乡土观念浓厚、历经沧桑的父亲，看到眼下的新中国已不是当年出国时的落后贫穷模样，到处生机蓬勃，儿子回去定有广阔的发展天地，于是大力支持;吴文礼看到大批侨生已经早于自己回到祖国怀抱，他的心早已迫不及待飞回大陆，回国态度十分坚定。母亲最后无奈只好同意。是年9月，吴文礼离开万隆回到中国。

吴文礼在广州上高中，他又从高一念起。高中毕业以后，1963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他在高中学的是俄语，报的志愿却是是英语，所以未被录取。他一心想攻读英语，于是赶紧补习英语。他对英语悟性很好，经过半年的补习，竟然达到高考要求。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由廖承志担任名誉校长的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攻读英语专业。听说这所学校本来是为弥补北京外语师资不足而设的，也就是说将来毕业有可能留在首都工作。这让他暗暗高兴。

政府对于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有诸多照顾，除了食宿免费，还可以申请到助学金，这是在印尼想象不到的。吴文礼真真切切感受到在祖国怀抱里的温暖与幸福！

扎根黄土高原

1968年，吴文礼毕业于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获得大专文凭。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他无法留在北京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山西。他进了娘子关，担任阳泉第二中学英语教师。他不计较，因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灵魂之中;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阳泉有所了解，内心对阳泉也产生了亲切感和自豪感。

原来，阳泉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907年11月正式通车的正太铁路（石太铁路）在阳泉境内有55公里，是山西省最早的铁路。1931年7月发生的“平定兵变”，在盂县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1947年5月2日，阳泉宣告解放，5月4日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组建中共阳泉市委、市人民政府。阳泉成为我党夺取政权后在中华大地上创建的第一个城市，被称为“中共第一城”，从此载入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吴文礼蹲过“牛棚”，受过冲击，但始终没有动摇报效祖国的初衷。1971年，吴文礼在扎根黄土高原方面迈开了重要的一步：他同一位山西姑娘喜结连理。妻子霍喜文，在阳煤集团4矿医院担任内科护士长，就是阳泉市平定县人。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艳阳普照还是风雨雾霾，吴文礼总是沿着既定的报国之路朝前迈进。他教过的学生如今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例如李乃义同学，阳泉二中毕业后，顺利考上山西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到太原化工学校担任外语教师。再如范力山同学，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曾赴日本半工半读，学习日语，用英语教欧洲工商界人士学习汉语。再如史春涛同学，自阳泉二中毕业后，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她反映灵敏，英语发音标准，口语尤其流畅，成为业务骨干，被派到国外工作。另外，他的学生还有成为其他行业精英的，例如叶欣，自阳泉二中畢业后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后来还赴法国留学，成为有成就的画家。又如史朝阳同学，也走美术之路，先在晋中师专担任美术教师，后到成都某大学工作……吴文礼每每想到这些，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在教学之余，他还翻译过英国作家C·W·尼柯尔于1987年在伦敦出版的历史小说《鱼叉》，全书40余万字。

他乡日久亦故乡。吴文礼在山西扎根半个多世纪，早把自己当作三晋儿女的一员。他把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流入这片热土，为它的进步发展而乐，为它的挫折迟滞而忧。吴文礼爱玩微信，给自己微信取了个地方特色极其浓厚的名字——“汾酒”，他对山西爱之深情之切可见一斑。

于是，吴文礼除了广东梅州和印尼万隆以外，又有了第三个故乡：中国山西。这是在他生命中留下烙印最深的、最割舍不下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