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主编的杂志《SUBARU》（昴）是日本五大文学杂志b之一。日本文学杂志分刊登纯文学作品和娱乐小说的两种，两种都是以小说为中心编辑的。所谓五大文学杂志，是五种主要纯文学杂志的指称。但是在当下，即使是纯文学创作，积极吸收推理、科幻等不同类型小说手法的作家很多，也有人在文学杂志和娱乐小说期刊两方面都很活跃，与两者之间有清晰界线的、大众消费文化趋于圆熟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相比，我们会觉得现在纯文学和娱乐文学之间的那堵墙没有那么高了。

那么，什么是“纯文学”呢？这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个人的定义是这样的：纯文学是指带着自觉意识，用语言对现实进行再建构、再创造的成果，是对“写什么”“怎么写”不断自问和挑战所留下的轨迹。我们一直被暴露于社会和他者等外部世界，感受这一切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龃龉和摩擦。如果我们想用语言捕捉这一切，则书写下来的句子会促发新的思考，在书写开始之前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的领域里，我们以语言为杖踽踽前行——这样一来，语言和书写者之间便产生了互动，我认为，这互动的绝大部分便是纯文学。在这里，必然会有批评性相伴生，但是如果这里同时带上了娱乐性，那么，毫无疑问，她将成为令所谓纯文学和娱乐文学之区别失效的杰作。正是怀着迎接杰作诞生的祈愿，我每天都在和作家打交道、沟通，每天都在细细地品读他们的稿子。

作为纯文学发表阵地的五大文学杂志，其中有四种是月刊，一种是季刊，各杂志每期体量都在300页左右。历史最长的要数《新潮》杂志，1904年创刊，其次是《文学界》，1938年创刊。《SUBARU》1970年创办，实际上是最后一本列入纯文学刊物行列中的杂志。五大杂志的印数有一些不同，总的来说都不是什么大数字。尽管如此，作为营利企业的出版社，一直坚持发行自己属下的文学杂志，这应该是文学杂志被赋予了特殊地位的缘故吧。

日本各大报纸每周日都刊发书评，此外，每月要发表一次出自批评家、报社文艺记者之手的“文艺时评”，所评对象均选自五大文学杂志的刊发作品，或者经五大文学杂志连载后结集出版的书。在日本最有名的文学奖是直木奖和芥川奖a。直木奖颁发给新人作家中实力派作家的大众小说；芥川奖颁发给在文学杂志发表的新人作家的纯文学作品。也就是说，一旦得到文学杂志的刊发，则出书无需多待，并且还会立即成为“文艺时评”评论的对象、芥川奖的参评候选作品。曾有一位批评家对“在今天，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文学杂志刊登的作品就是文学。”

凡此种种，对于文学杂志的主编来说真是巨大的压力。较之自豪，我更多地感到的是惶恐。三十年前，在文学杂志上，“文坛”认为“这是文学”的东西就会被刊载。在没有电子邮件、没有传真的那种时代，纯文学的作家、批评家、编辑们常常聚在夜晚的酒馆，在那里交接稿件、交换意见，大家很自然地就脸熟了。由于对文学看法的互通交流，在“认定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方面，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持共有认识的共同体。在那个“文坛”中，作家辈分是清清楚楚地排列着的。对于新作家来说，据说泰斗级作家是十分可畏的存在。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文坛”中心人物之一的中上健次有一天读到文学杂志刊登的一位新作家的短篇小说，说了句“这玩意哪行啊”，就突然去给未曾见过面的作家本人打了电话。这件事让我联想到当下，我觉得现今确实已经不存在那种“文坛”了。又不是评选会上，读了新人作家的作品，即使是褒奖，也从来没听说过哪位一线作家特意去打个电话品评人家这样的事情。中上对没有一点关系和联系的新人作家肯那样去花时间和精力，或许是共同体意识使然吧。今天我们也有“文坛吧”，但是只有作家和编辑参与其中，并且其沟通不涉及文学定义一致意见的达成，也不持有对新作家评价或培养之力。就是说，对“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并非由少数几位核心作家、评论家来决定，而是更广大范围地，依靠每个作家、编辑来作答的。

正是这个缘故，我脑际一直有“这个算不算文学？能不能向世上的读者广而告之，我们的杂志值得阅读？”这样的提问挥之不去。这是压力，同时也正是非常值得努力为之的事情。在“文坛”不复存在的当下，我们力图提高作为“评价平台”的《SUBARU》的价值，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稿件的质量。现在是智能手机可以链接各种各样信息、可以获得免费娱乐的时代，所以，剥夺人们兴趣、占用人们时间的事物多之又多。身处如此境况中，我们这些编辑要推荐给读者的，是需要花大把时间、并很难得到立竿见影回报的“读书”这种行为，而且读者需要为此付出银子的。因此，如果刊登半吊子水平的稿件，那简直就好比我们在自己掐住自己的脖子。

我们不仅仅像等待收获农作物一样等着作家交来稿子，我们也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比如我们在《SUBARU》上编辑“特辑”刊载。在2018年的十二期之中就有八期做了“特辑”，题目涉及“对话”、“井伏鳟二”（日本作家，1993年殁）、“现代/当代作家论”、“女性主义”、“行走”、“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考”、“岁月”（着重于衰老/老年）等等话题。这些“特辑”不能直接变成书籍出版，所以会随杂志在书店放上一个月，就被撤下来。

正因为是杂志，我认为才应该倍加重视“当下感”。“这是什么事情”“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当下感觉到的事情，应该和作家和读者共同去思考。作家以“当下”发生的事情、事件为契机写小说，肯定不同于新闻报道，需要時间。也就是说，小说的诞生必然需要思考成熟与深化的时间。正因如此，在等待这“成熟”的同时，我还希望在我的杂志上能够见到作家作为“个体”对“当下”问题所发表的意见，用富于个性的语言。那些问题或许不是新闻，但却是他们最为挂怀、最为放不下的事情。餐桌上不仅要慢火细炖的菜，也要有强调新鲜食材美味的凉拌菜与之并列。我觉得，丰富菜品的呈现，正是杂志这张餐桌的快乐和魅力之所在。

今年第五期呈现给读者的“我和女性主义”特辑收到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向男性作家、编辑、翻译、学者、记者和娱乐明星征稿，请他们谈自己所接触到的女性主义。对于书写者限定于男性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我们曾有过迷茫。但是我想，女性主义到今天为止成为规模巨大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男性是如何认识它的？难道它与他们的工作和人生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吗？我很想发问。在我们收到的随笔之中，有人写了自己研究领域中性别差异的问题，有人向“强大的女性”“作为缪斯的女性”表达了敬意，有人从男性学观点出发对“做一个像样儿男人”之不易做了告白……如此等等，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看法。预料之中，我们收到了对刊发稿件的各种批判，甚至有“男性占优势地位的文学杂志为什么还要特别给男性话语权”这样的诘问。而另一方面，“不仅局限于女性和专门研究人员，而让更多人发言，使之成为讨论对象，这非常好”“在声称‘女性主义与我无关而回避发表意见的众多男性中，能让这么多人写来文章实属难得”这样的鼓励。编辑部在此后的一期又把对女性主义持高度关心的女性娱乐明星和男性写手请来，围绕这个特辑做了研讨，并就现代日本之女性主义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谈。后来，读了这个对谈的一位女士写来感想，说“我获得了勇气”。这位女士说她最近告发了对她性骚扰的家伙，引发了巨大的波澜，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告发是否合适。可是读了《SUBARU》的对谈后，得到了“我觉得告发就对了”的肯定回答。我们的这次尝试能给这位女性以支撑，便是巨大的快乐。“女性主义”的讨论并非新话题，但在男性话语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学杂志上，在“当下”以“女性主义”为题目，如果能传达出“这也是男性的问题”这一重要信息，我想，它多少也是有意义的。

这个“女性主义特辑”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将主题特辑作为一大支柱的《SUBARU》的如此姿态传达于作家和文学相关人士，我们收到了连年升温的“这是目前最有趣、最先端的”评价。之于我，并无引领“先端”的企图，但如果竟然引领了“先端”，那么，如前所言，我会经常扪心自问：“这个算不算文学？能不能向世上的读者广而告之：我们的杂志值得阅读？”也许我正是用这不断的自问抵抗着以文学做幌子的各种懒惰与放弃也未可知。

文学杂志编辑的工作就是找到好稿子。但是我认为，先于此并更重要的是，将由作家写文章、编辑办杂志、读者读作品而催生的、肉眼不得见的“文学共同体”引向丰饶和宽广之路。这是通过文学阅读和写作这种作业自然而然加入其中的“共同体”，不存在先后与强制，但仅限于熟知阅读与书写之乐的人们。我盼望这个无半寸领土的“共同体”的造访者接踵而至不断绝。为此，作为一则良策，我们《SUBARU》致力于让人们从任何地方都能轻松地走进这一文学世界而修建各种路径、门径。杂志这张餐桌摆满各色料理，也是为了迎接“文学共同体”的造访者！

在日本，1997年前后，书籍和杂志的销售量大幅减少，严酷状况长期持续着。即便如此，今天在这里聚集一堂的作家、编辑、还有大概是读者的听众们，你们的存在就是对我的激励。为了包括身处于此的我们所有人在内的“文学共同体”，我将在文学杂志编辑这个岗位上，倾尽一己之所能地去努力。

a 羽喰凉子（Hakui Ryoko，1974年出生） 日本集英社文艺编辑部《SUBARU》（昴）主编。

b 日本五大文学杂志为《SUBARU》、《新潮》、《文学界》、《群像》和《文艺》，均为大32K本。

a 直木奖和芥川奖：菊池宽为纪念直木与芥川两位朋友于1935年设立的奖项，全称为“直木三十五奖”和“芥川龙之介奖”，分别是日本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