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重大历史背景，指出百年前的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大死敌，中华民族既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也有人民迅速觉醒和救亡图存的希望;在此基础上，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指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是救亡运动，它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并未“过火”，也并未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对这场运动作出了正确判断和全面理解，澄清了近年来对五四运动的种种非议;最后论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肯定倡导民主与科学切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着重指出封建残余思想在今天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表现还很普遍，清除封建思想意识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背景;思想认识;当代价值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154-06

五四运动是一笔伟大而宝贵的精神遗产。一百年过去了，历史不断远去，特别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全面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本着这个目的，本文拟对百年前五四运动的若干重要问题加以阐述，以便在复杂的历史面前保持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分析

五四运动和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一样，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这场运动产生的最大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国人民要奋起自救！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两大危亡所在、两个博弈力量和两种前途命运。

1、中外反动势力已置中国于危亡的境地

一百年前的中国，虽然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腐朽统治，但内忧外患的中国却面临最要命的“亡国灭种”危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知道，自1840年起，中国一直承受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正是这两个“死敌”要置中国于死地，所以说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国濒临灭亡的危险！

近代以降，中国日益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自不必说：而封建主义虽非近代才有的新祸患，但清亡以前的封建统治还有一定秩序，清亡以后则完全走向腐朽、没落和混乱;北洋政府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及整个社会蒙昧主义等封建局面不仅毫无改观，反而变本加厉;大小封建军阀各自为政，扩充实力，摊派无度，其危害甚于清末，成为贻害中国的最大政治毒瘤。

一是政治领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北洋政府骨子里还是实行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军阀各派系割据混战，搜刮民脂，更加严重地祸害中国，致使中国社会比相对和平的近代以前甚至清末以前还要水深火热！“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显然，当时的国家民族不是在逐渐上升和走向复兴，而是在加速沉沦和走向危亡。

二是思想领域，“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封建传统思想仍然保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封建意识形态依然故我，蒙昧主义和“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使中国社会愚昧不堪;千孔百疮的旧中国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形成强烈的反差，西方和日本已经进入工业化的20世纪了，而我们的社会基本上还是古代的社会、古代的朝廷、古代臣民！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难免会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归于灭亡！

三是文化领域，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在全国发起尊孔读经活动，1914年12月，这位一心要称帝的民國大总统亲率百官，在孔庙三跪九叩，演出一场“祭孔"SR剧;北洋政府还公然发布《尊孔祀孔令》，恢复辛亥革命后已被废除的小学读经课程，足见“尊孔读经”成为北洋政府实行愚民统治的重要措施和危害中国的基本国策。受此感召，各地迅速出现种种名目的“孔教会”“孔道会”等尊孔复辟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保皇派头目和“前清遗老”为首的孔教会四处奔走呼吁，要求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用以对国民进行奴化教育：他们甚至设想：“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所由来也。”如果不这样做，“其祸必至于国粹沦亡，国基颠覆，国性消灭，国俗乖敦，而国且不保矣。”很显然，北洋政府及大批封建卫道士正在大力营造尊孔复古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旧思想、旧礼教死灰复燃，已成为危害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动势力。

内忧方殷，外患日炽。一个岌岌可危的中国面对外部列强瓜分欺凌，更是命悬一线！

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宣战，趁机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实际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独占中国，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5月9日，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贷款，更主要为了换取日本对自己“皇帝梦”的支持，竟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签字批准。

二是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严重侵害。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长达5个月的所谓处置战败国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和租借地、撤退外国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等七项主张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列强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不仅否决了中国的七项主张，反而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使这个东洋敌寇此前一连串的非法侵略行径合法化。这意味着列强通过巴黎和会，集体确认了日本对山东的特权，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由此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面临国内黑暗、愚昧的封建主义戕害，面临外部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落到如此境地而仍然沉睡不醒，该是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的时候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何去何从，就看中国人民能否奋起反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1

2、英勇的中国人民逐渐觉醒和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

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蒙昧主义无疑有灭亡中国的危险，凶恶的帝国主义更有灭亡中国的危险。面对这两大危险，英勇的中国人民有责任、有胆量、有办法起来救亡。

如何救亡？当然是针对中国面临的两大危险来救亡。

既然中国的危险来自黑暗的封建统治和愚昧状态，那么启蒙就是救亡，思想启蒙的目的全是为了救亡;启蒙就要通过提倡民主与科学使国家摆脱封建统治和蒙昧主义，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逐步走向繁荣富强。

既然中国的危险来自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那么反对列强就是救亡，中国的出路就在于通过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使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就是当时要解决的时代问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先进的中国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针对封建蒙昧主义，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发起声势浩大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旨在唤醒民众，号召大家起来革故鼎新，“救亡图存”！

正当新文化运动连年深入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侵害中国的坏消息，于是爆发了经过启蒙教育之后觉悟了的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参与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激起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突发事件，但不是偶然事件。两个运动都是唤醒民众的救亡运动，只不过新文化运动是“慢功”而已。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实质都是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这是唯一有效的民族自救办法和民族振兴之路。四万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绝对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灭亡中国的根本力量和可靠保证。但前提条件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必须觉醒！一个不觉醒的民族，人数再多也无用。

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就是设法让中国人民迅速觉醒的运动。唤醒民众，起来反抗，起来斗争，这是民族自救、大难不死的根本保证。

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以巨大鼓舞

正当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消息传到中国，正在苦苦寻找自救之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下子从俄式革命中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希望。于是，国内出现了一批赞成和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介绍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借鉴意义。此后，他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不断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标志着李大钊等人已经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初步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它对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结合起到重要作用。有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有了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就不会亡于国内封建统治，也不会亡于外部列强侵略——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4、工人阶级逐渐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长期郁积在各阶层心中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聚集千余名学生，讨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问题，著名进步记者邵飘萍（1886-1926年）向大会介绍了山东问题，学生们决定第二天上街表达他们的爱国救亡主张。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演讲、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废除中日军事协定”“抵制日货”“还我山东”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官员，各地学生纷纷响应，掀起爱国风暴。但当天32名学生被军警逮捕。

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次日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支持和声援。

5月7日北洋政府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附近铁路沿线演讲。6月1日北洋政府下令表扬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位卖国贼，并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学生群众的愤怒情绪。

从6月3日起，学生们重新组织街头演讲，北洋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两天逮捕学生870多名，但6月5日上街演讲的学生一下子增加到五千多人，而且上海商界当日宣布全城罢市，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参加人数达六七万，北洋政府已无法压制。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如烈火燎原，蔓延全国100多座城市，形成全国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下令罢免三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拒绝在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制订的条约上签字，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的光辉历史显示，这场最初由学生发起的表达他们爱国救亡主张的请愿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人阶级和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参加的全國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逐渐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变为工人，这便大大增强了斗争的威力，也是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时人感慨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可见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开始就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二、五四运动的思想认识分析

明白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课题，有助于对这场运动作出正确判断和全面理解。

1、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是救亡运动

“五四”爆发于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突发重大事件，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一场广泛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运动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五四运动指1919年5月4日-6月28日北京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以及在其影响下各地声援学生的工人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26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五期后终刊和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这10年10个月称为“五四时期”，以后则是北伐时期。

200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民族复兴奏响青春乐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社论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明确把五四运动看做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运动;而没有后面狭义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只会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五四”绝不仅仅是指1919年一批学生上街游行这么简单，它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的变革和思想大解放。今天我们讲五四运动，必须从新文化运动讲起，这样才能放宽视野，一窥全豹。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八十年当中出现过多次不同方式的救亡运动：洋务运动救亡的方式是兴办工业，追求坚船利炮;维新运动救亡的方式是改革政体，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救亡的方式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的方式是唤醒民众，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新文化运动不只是涉及语言、文字、文学、诗歌等文化现象的单纯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思想、政治、文化上的革命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运动，都是启蒙运动，都是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救亡图存运动，只是救亡的方式、侧重点和轻重缓急有所不同而已。思想启蒙的目的还是为了中国免于危亡，两个运动其实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完成的是同一个历史使命，而后面的五四运动又高于前面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因此，学术界日益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包括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多把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视为一个整体，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救亡”与五四运动的“反帝救亡”有轻重缓急之分。1840年以后，中国一直面临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打击两大危亡，从封建统治的虎口中“启蒙救亡”和从帝国主义的魔掌中“反帝救亡”，都是救亡图存，这是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时代主题。

假如没有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急迫侵害，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也就没有五四运动的爆发，那么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启蒙可能会更长久地进行下去。而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集中暴露，使得以反帝为主的“救亡”方式更加急迫，因而使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一下子超过了中国人民与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在这种的情况下，以反封建为主的“启蒙救亡”方式，必然要让位和服从于更紧迫的“反帝救亡”方式。

2、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不容置疑

五四运动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它的伟大之处和“杰出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的彻底性、不妥协性。

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国民，思想灵魂存在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愚蠢和懦弱”，“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面对这种毫无民族大义的愚昧状态，鲁迅先生悲愤地揭露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这种普遍“愚蠢和懦弱”的精神状态就是所谓“国民性”。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认识到，“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亡”，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于是，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

改造国民性必须打掉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孔学和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

五四运动之所以要批判孔学、“打倒孔家店”，是因为孔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孔子的很多思想“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根本上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李大钊指出：“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陈独秀毫无妥协地说：“孔教与共和乃绝对势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由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完全被封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封建统治者束缚人们思想的帮凶，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才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强烈呐喊，不仅不存在“过火”的问题，而且这正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表现，才是真正的思想革命！

千百年来，孔子的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统治的帮凶已非一日，何以独独引起五四时期思想家们的无比痛恨，非要彻底打倒不可？这个问题必须放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倒行逆施，恢复辛亥革命后已被废除的小学读经课程，抬出僵死的孔学强迫人民信奉。一时间，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成为北洋政府最显著的愚民统治措施和社会舆论氛围。这种政治、文化生态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不破除对孔学的教条式崇拜，人们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因此必须来一场针锋相对的思想革命。正如陈独秀所说：“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李大钊明确指出：“余之掊擊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钱玄同承接鲁迅的“铁屋”之喻，充满信心地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正是抱着这种希望和战斗豪情，五四先驱们向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发起猛烈挑战，掀起了一场以批判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建设现代新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也恰恰是五四运动不容置疑的历史功绩。

3、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改造国民性，首先就要打倒孔学的权威，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达到救治中国的目的。这就是新文化运动遵循的逻辑。

然而近年来，有人承袭胡适的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观点，指责“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干扰和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社会长期的动荡和不宁：五四运动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打断了现代化的正常发展路径;五四运动过于激进和激烈，甚至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切断中国的文化联系，造成断裂，等等。这些论调都是不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凭抽象概念把救亡和启蒙截然对立起来，实質是否定革命的一种右倾错误思潮。

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起到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作用。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不革命、不激进或不激烈，能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吗？能为新的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吗？

1919年，陈独秀明确宣告：“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旧思想、旧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反对愚昧落后、迷信盲从和腐朽的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礼教，能发展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能争取民唉独立和人民解放吗？

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并不像义和团那样盲目排外，而是理性地对待西方，既强烈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又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五四运动彻底反封建，也只彻底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并没有不加分析地否定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也并没有造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中断，而是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传承与文化变革总是相辅相成的，不批判腐朽的封建旧文化，就不能传播民主、科学新文化，就不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某个人从外部强加给中国近代历史的，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总要求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强烈地发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呼声，具有把蒙昧的中国从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步意义。一个“活过来”的中国，总比眼睁睁看着灭亡了的中国，或者完全变成列强殖民地的中国，更能延续中华民族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香火！那些以种种理由指责五四运动“造成文化断裂”的人，难道要让百年前的中华民族自缚手足、归于灭亡不成？

有人说，五四运动批判孔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且不说孔学并非中国全部传统文化，何况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历史作用，他们在激烈批判的同时，仍然把孔子当作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来肯定。陈独秀曾明确表示：“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_他还说：“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毫无价值”，而是因为“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李大钊也说过：“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1919年，陈独秀批评“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说：“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新青年》杂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激烈批判儒学的同时，并没有头脑简单到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地步。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也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民主与科学的倡导切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

一战期间，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暂时有所下降，而中国人民与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则显得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思想革命”来打破封建思想枷锁，就是拯救中国的最好办法和当务之急。

那么，启蒙思想家们拿什么来拯救面临危亡的古老中国？

陈独秀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愚昧和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可谓切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要害。

封建旧道德主要指的是孔子学说所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是充满封建束缚意识的“三纲五常”。李大钊说：“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要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扫除蒙昧，启发理智，打通传播科学知识的道路，就必须挣脱封建精神枷锁，对尊孔思潮进行一次猛烈的扫荡。“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破除对孔学的迷信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先进的知识分子把矛头对准源于孔子的儒家纲常礼教是完全正确的。

针对当时思想界出现的尊孔和复古的逆流，五四先贤们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对传统封建礼教的抨击尤烈，称之为“吃人的礼教”，号召人们挣脱礼教的束缚。鲁迅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新文学作品，深刻地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国民劣根性，对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的主将们将“新文化”的切入点放在对旧传统文化的揭露批判和对民主、科学的提倡上，可谓慧眼独具、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