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星宇

摘要：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通过描写病态社会及其中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纵观20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文学之于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本文将以鲁迅小说的农民与知识分子题材为例，从刻画底层人物群像和揭开社会畸形创面两个方面谈谈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小说;20世纪中国;农民;知识分子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102-02

无论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评价文学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鲁迅小说都是值得探讨的范本。鲁迅先生由弃医从文到后来的文教两栖，是将救国的核心从救助国人身体的弱转到治国人思想之愚的角度。然而同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有所区别的是，鲁迅“开民智”的方式更加侧重在文学创作。他的小说以饱满的形象，直观的语言，包罗事态万象，其中所表现的农民与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广纳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种种顽疾，发人深省，启人灵魂。透过这两种题材的作品，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面貌可见一斑。从而使文学除拥有其本身价值之外，又承载了见证历史的使命。

一，刻画底层人物群像

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和过渡阶段。鲁迅先生站在新旧文化的缔结点上，将其作品的表现主题放在最广泛最多面的底层人物身上，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作品题材。仅以《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主人公为例，这样的形象不胜枚举。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体，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了被封建迷信逼入死路的农妇祥林嫂，妄想以人血馒头挽救儿子生命的愚昧老父华老栓，和深受社会习俗约束而谨言慎行的闰土。鲁迅通过对这群处在物质生活底层的人物进行刻画，表现出对封建传统残忍的谴责，凸显出生活所迫对人的异化，甚至吞噬了人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

就其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而言，《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强大传统压力下无法摆脱孤独者的命运，彷徨无着;“人必须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伤逝》中勇于冲出旧家庭的涓生和子君最终也难以抵御生活的琐碎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他们并非处在物质生活的底层，而灵魂的孤独与精神的无所依附对人不也是一种摧残吗？至于《怀旧》、《孔乙己》，他们是被“四书”“五经”吞噬了灵魂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下层，是迂腐与愚昧的牺牲品。

“鲁迅是不朽的。只是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从总体上看，鲁迅先生的全部小说创作中，一半左右与知识分子主题相关，具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另一半农民问题为主题的作品更多用白描的手法，个人抒情成分要少得多，这也与他本人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鲁迅小说通过对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种人物群像的刻画，真实而生动的将病态的人性送到我们面前。将其中任何一个放回当时社会背景中都会有“泯然众人矣”的残酷与无奈。国民已愚至此，已病人膏肓。他喊出的“救救孩子”又何尝不是唤醒国人冲破桎梏，醒来自救的怒号呢？“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20世纪的中国人笼罩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之中，文学作品为现实“画像”，国民劣根性尽收眼底。

二，揭开社会畸形创面

作为为20世纪中国画像的另一个层面，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事常常带有血腥和残忍的色彩，读来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作品中便不断的写看、写被看、写窥视与写围观。这类作品主要有：《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祝福》）除此之外还有《药》和《示众》中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们。这些场面的描写讽刺性极强，反映了鲁迅先生对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真实揭露与批判。人们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消遣着他人的苦难，仿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解构个人的悲剧性。

《阿Q正传》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人们在阿Q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和中华民族的病态。阿Q从自己屡次受辱的经验里学到了这样一个法则：被欺辱的时候感到“精神胜利”，而遇到比他身体更弱小的人，他就欺凌对方。茅盾曾说阿Q“是中国人品行的结晶”，阿O的形象在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思潮翻涌的年代无疑成为了反省国民性弱点的镜子。作品本身即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把阿Q从人物群像中剥离出来，放在社会畸形创面这一层下来谈，因其意义和影响已远超人物形象带来的共鸣，而更深的指向病态社会对人精神的摧残和同化。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似乎也无法逃脱阿Q彼时所面临的的种种生存困境，做出“精神胜利”的选择到底是软弱无能的体现还是病态社会的压迫呢？

从农妇祥林嫂的悲剧到阿Q精神胜利法的无奈，传统社会的陋习和对人人格的无情践踏是愚民的病根。站在社会畸形创面的20世纪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化作“看与被看”的主客体，为时代所摆布，成为病态社会构成的元素。由此延伸，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只存在鲁迅笔下的畸形创面吗？只有鲁镇吞噬人的灵魂吗？张爱玲的上海，沈从文的湘西又何尝不存在呢。20世紀的中国风云激荡。处处皆可藏污纳垢，但人的精神家园却又无处可寻。

三，结语

20世纪的中国从摆脱旧的封建统治，到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挣脱旧文学的文体桎梏，到形成新的文学体系：从经济上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的巨龙腾飞经历了一百年的沧桑巨变。文学既无法左右政治局势的变换，又不能直接创造推动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却以文字的力量搅动人心，参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近现代救亡图存的历史浪潮中，“黄金黑铁”不足以兴国家，内在精神的改变才是革命的关键所在。

鲁迅先生有言：“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文学即以其生动形象的表现社会面貌在20世纪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笔下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形象是对中国现代小说题材的“立新”，而其小说情节又不遗余力的讽旧、破旧。20世纪的中国本身就充满了破旧立新的理论与实践。新文化之下的新文学必须领导人们走出封建的禁锢，包括思想的愚昧和行为的可笑。我们将鲁迅先生剖析国民劣根性，挖掘社会病态现象当做一个焦点，放大他笔下的人物群像和社会畸形创面，不难看出文学之于20世纪中国的影响。文学是镜子，是苦药，也是灯塔。是教人看清人性的复杂多面和社会的本来面目之后，求新求变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