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

在20世纪之前的数千年间，国际关系的演化主要体现在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基辛格所推崇的“构成世界秩序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要么是帝国的继承者，要么是帝国裂变而来。国际关系学一直处于贾斯汀·罗森伯格所说的“政治学囚笼”之中，根源在于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主权国家这样的“类似单位”基础之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失去了紧密的联系。城邦、帝国和主权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性的政治组织形态，以主权国家为线索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帝国被“遮蔽”了。然而，相比于帝国对时空的“占有”而言，主权国家是非常晚近以及正在发生的现象。没有帝国，国际关系的历史叙事就会显得残缺不全。事实上，主权国家体系只是后帝国空间的过渡形态。从时间上看，帝国的兴衰以及帝国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历史的主线；就空间而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是不同帝国及其遗产的叠加，如同考古遗址中的“层积”一样，不同的社会文化“堆积”在一起。自然地理意义的空间少有变化，但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空间却是“沧海桑田”。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是空间秩序的革命，均质的主权国家无法建立在凹凸不平的后帝国的地基之上。可以说，国际秩序的“百年变局”就在于如何在后帝国空间重新建立一种包容多样性的互动与共存模式。国际秩序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同“空间”竞争的结果，自然空间与政治空间之间的辩证法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不可逆转的大融合。大融合所释放出来的诸多力量压缩着这个世界”。

[新加坡]马凯硕著，韦民等译：《大融合》，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全球化制造了一个越来越逼仄和压缩的空间，频繁的互动并没有消除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大融合”不仅带来合作与协调，也会更加凸显差异性。英国学派理论家亚当·沃森指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当代国际社会的演进历程及未来发展趋势，那就需要认识历史上的其他社会是如何运行和发展的。”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回顾历史，直到20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才真正进入主权国家的时代，“帝国的持久性挑战了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这种观念，并指导我们转而去探索人们长时间用来考量政治和组织其国家的五花八门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好坏与否”。

[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著，柴彬译：《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

何谓帝国？这几乎是难以定义的概念，如同历史的复杂性一样。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综合了不同的帝国的特征，得出的“最大公约数”是：“‘帝国所指的无非就是在各自的时代状况下，超越了作为基础单位的各个共同体，部落、社会、地域、权力、政权、国家作为基础单位而居于其上的统合性权力，以及以本身为核心而形成的关系、势力圈及秩序。”

[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蒙古颠覆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1页。帝国统治并不是各种组织形态的大杂烩，而是一种等级性的制度安排，帝国统治的原理就在于“透过服从与保护的交换，来统治多数部族与国家的体系。帝国透过征服而扩大，但是帝国并不会试图全面同化被征服的对象；只要他们服从、纳贡，就可以保持原有的状态”。

[日]柄谷行人著，林晖钧译：《帝国的结构》，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22页。帝国始于征服，但是不能依靠征服维系帝国统治，帝国本身是人类政治组织形态不断演化与积累的“结晶”。

定居革命是政治产生的前提，定居使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中生存下去，同时彼此之间发生了越来越频密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随着人口增加而呈现几何指数的增加，人类聚居地可以说是原始城市，“持续发展、相互依赖和独具创造性的城市经济为多种新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农业只是其中之一”。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项婷婷译：《城市经济》，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39页。无论农业还是畜牧业都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中人群互动的产物，为了处理财富储藏以及不平等的问题，政治组织也由此萌发。从部落、酋邦到帝国是惊险一跃，部落及其酋邦的首领并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而是馈赠和威望。在外部的威胁和冲击之下，酋邦和部落的首领才会获得更大的权力，甚至是独断的权力。卡尔·施米特认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

[德]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敌友的判断最初应该出现在部落或者酋邦之间，外部的冲击带来了敌/友的边界以及内部组织的等级化。可以说，帝国实现了对不同的部落、酋邦等组织的重新组合，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分化，是双重乃至多重结构的嵌套。

帝国疆土广阔，有边疆而无边界，帝国统治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对边疆地区的直接与强势控制，而是灵活多变的控制方式，“因地制宜”代表了帝国对差异性的包容和有效的利用，帝国统治形成了轮毂结构，帝国对边疆进行整合与控制，但是不同的边疆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帝国之外是“蛮族之地”，“通过蛮族论建立起一道虚拟界线，保持帝国使命的可信度并保障统治区域内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因此赢得了稳定性和持久性”。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阎振江、孟翰译：《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帝国提供了交换与互动的必要手段，比如通用语、货币、万民法以及大型宗教（文明），虽然不同的帝国兴衰更迭，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呈现出相当的韧性，不同的帝国占据了几千年的时间轴，甚至是人类大多数的政治史。因此，帝国代表着一种具有普世性、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形态。帝國在时间维度上的遗产主要体现在经久的帝国情结以及历史记忆上。

帝国兴衰以及帝国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叙事。冈田英弘区分了地中海与中国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地中海文明一直秉持“东—西”对立的历史观，中国则坚持“正统”，而欧亚大草原的游牧帝国成为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历史进程的“冲击力量”，尤其是蒙古帝国更为典型。蒙古帝国不是昙花一现的游牧帝国更为典型，而是缔造现代世界的基础性和整合性力量，是现代世界的缔造者。

[日]冈田英弘著，陈心慧译：《世界史的诞生》，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蒙古帝国代表了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系统互动融合而形成的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形态，蒙古帝国并没有改变帝国的兴衰循环。

超越传统帝国而将人类带入所谓“现代世界”的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起。帝国与主权国家的区别在于强边界还是弱边界，欧洲国家的兴起并没有阻断帝国所内含的市场交易网络，相反却借助和促进了这一网络的发展。欧洲多极体系的兴起和发展是对罗马帝国体系（情结）的超越，同时将帝国情结投射到了海外，因此，殖民帝国体系是主权国家的霸权体系与海外帝国体系的相互嵌套。欧洲殖民帝国包含了双重的空间革命，一是主权国家这种均质且边界分明的新政治组织出现。卡尔·施米特认为，现代国家是一场空间革命，“随着‘国家这种新的秩序概念粉墨登场，封建的、等级制的中世纪混杂秩序开始慢慢地被清除一空。国家确立了一种在地域上完整的政治统一体。国家拥有最高主权这种法学思想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这使得接下来的几个中世纪中形成了空间上自成一体、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数学般精确的疆界，以及中央集权地和普遍理性化了的统一体”。

[德]C.施米特著，林国基、周敏译：《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二是不同于陆权的海洋体系的兴起，进一步说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兴起，大航海开启了全球性的空间革命，海权对陆权形成了挤压。“西方崛起，首次挑战东方，并最终主宰世界，这确凿始于1492年”。

[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著，赵俊、李明英译：《1492：世界的开端》，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22页。很难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来衡量东西方实力的变化，但是殖民帝国却将人类开始带入后帝国的时代。

殖民帝国可以说是基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统治体系，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深刻的悖论，一方面需要明确的边界，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另一方面需要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而非等级关系。按照这样的逻辑就会形成要求国家边界内部的平等化和均质化，与帝国包容差异的逻辑是相互矛盾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与殖民扩张的战争同步进行，甚至是一体两面。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逐渐确立了“均势”原则，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不仅重绘了欧洲的版图，建立了欧洲协调机制，更在于它以英国的霸权取代了法兰西的大陆帝国梦。“这场世纪和平以牺牲法国的霸权梦而实现。一个军事化、好征战的帝国坍塌了，把位置让给了另一个商业大国”。

[法]帕特里斯·格尼费、蒂埃里·李琦主编，邓颖平等译：《帝国的终结》，海天出版社2018年版，第236页。与此同时，“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三个相关进程”相互联结构成了新的权力模式，推动了全球转型，

[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潘玉译：《全球转型对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影响》，《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从欧洲体系而言，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

[英]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主编，周桂银、储召锋译：《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从全球空间而言，殖民帝国打垮了传统帝国，使之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沦为欧洲殖民帝国的“边疆”，迫使这些帝国进行艰难的转型，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帝国兴衰更替的“周期律”，使得“非西方”国家进入了后帝国时代。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欧洲的殖民帝国体系维系了不到一个世纪，真正摧毁殖民帝国的并不是“边疆的反抗”，而是殖民帝国的内在矛盾。海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者转移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战争，但是当殖民帝国已经“覆盖”地球绝大部分陆地空间之后，矛盾又重新回到了欧洲国家体系内部。均势的内在悖论最终摧毁了欧洲帝国，开启了“去殖民化”进程。

“去殖民化”包含了两个进程：第一，殖民帝国之间的战争摧毁了帝国，“统一的‘西方崛起的传统叙事掩饰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古老且最尖锐的文明冲突：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欧陆持续数世纪的战争”。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涂怡超、罗怡清译：《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殖民帝国的终极之战，“为了阻止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建立它们的帝国，英国人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帝国”。

[英]尼尔·弗格森著，雨珂译：《帝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大英帝国并非如此高尚，只是在惨胜中“非意图”地摧毁了殖民帝国体系。其次，帝国统治松弛，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播，战争期間，帝国的边疆地区为欧洲帝国提供了回旋的空间和大量的兵员，但是，“在那种齐心协力的激情里面暗含了一种给人们更大限度的自由的承诺”。

[法]科耶夫著：《法国国是纲要》，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民族主义带来了一个身份认同的挑战，身份边界确立起来，帝国包容和整合差异的机制失灵了，殖民帝国中心“回归”到主权国家的内核，帝国统治的成本上升，“撤退”也变成了理性的选择，而帝国边疆地区也要寻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在大西洋殖民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是当地人，而是英国人自己；在印度，则是当地人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著，陈祖洲等译：《20世纪全球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殖民帝国的瓦解与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是相伴随的，从（殖民）帝国边疆向主权国家转变，是一场新的政治空间的革命。如格尔茨所言，“将主权从殖民宗主国转移到独立国家，不仅仅是将权力从外国人手中转移到当地人手中；它是整个政治模式的一种转换，是由臣民向公民的转变”。

[美]克里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这场政治空间革命的本质是在“多重边界”的帝国边疆地区建设边界明确的政治组织。独立，只是国家建设的开始。 “‘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和全然欧洲式的观念，而且多数殖民地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并不存在”。

[英]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帝国边疆如同剥洋葱一样处于痛苦转型之中，新兴国家的边界往往是殖民帝国随意画出来的，国家要么太大，难以整合；要么太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保罗·科利尔认为，底层10亿人面临着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的陷阱。

[英]保罗·科利尔著，王涛译：《最底层的10亿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后帝国空间并不代表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完全“替代”了帝国，基于主权国家而重建国际秩序也是一种想象。殖民帝国崩溃之后，全球市场秩序并没有崩溃，技术、资本、人员、商品形成了一个既广且深的全球化空间。帝国崩溃并没有消灭差异性，主权国家创建也没有整合差异性，全球治理需要如帝国一样包容差异，灵活弹性。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在海外帝国崩溃后，开始重建欧盟，是不是一种帝国的补偿呢？“英国人或许打败了拿破仑，但拿破仑统一欧洲的梦想后来仍以不那么好战的形式被提出：今日欧盟的许多公开政治目标，都与拿破仑的梦想非常接近，只是欧盟没有文化上的强迫”。

[英]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第20页。主权国家源于欧洲，但是在欧洲的“后帝国空间”并不仅仅是主权国家，而是构建了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权国家只是后帝国空间中的“过渡形态”。

帝国虽然终结了，但是帝国的遗产依然如故，帝国内含着对世界政府的想象和追求，在相当长时间内提供了具有弹性和韧性的治理模式。“无论是好是坏，现代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是帝国时代的产物”。

[英]劳伦斯·詹姆斯著，张子悦、解永春译：《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前言》，中国友谊出版社2018年版，第V页。后帝国空间并不是简单地对帝国的否定，狭隘的主权国家理念无异于在全球多层网络中创建孤岛，“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争霸模式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逐渐与全球化的事实失去对应性”。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后帝国空间秩序的重建無异于另外一场政治空间的革命，在一个日渐压缩和透明的空间中将不同的文化、族群以及历史记忆融合起来。后帝国空间秩序的重建应建立在对帝国文明/野蛮二元论以及主权国家“硬边界”的双重超越之上，建立为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的世界观和历史记忆。入江昭认为，“我们可以将跨国记忆视为一种混合的产物，是由各种不同的经历与回忆拼装组合起来的产物”。

[美]入江昭著，邢承吉、滕凯炜译：《全球史与跨国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无疑，后帝国空间秩序的重建刚刚开启，而通过帝国—后帝国的视野，我们能够尝试构建“世界史”的叙事。

责任编辑：任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