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敏

（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自1980年代至今，据不完全统计①，有关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②已召开约140多次。这些规模不一的学术会议汇聚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作家、评论家和传媒人士等，在短时间内跨越区域、语言，文化和生活语境集中交流有关华文文学的信息，是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重要场所与运转机制。作为逐渐组织化、制度化、系统化的文学传播形式，它已经深度介入华文文学生态系统的运转与重建之中，成为不容忽视的影响华文文学发展的媒介力量。在此尝试将之作为表征的场所与建构的力量，借之深思跨语境传播对华文文学生态重建的影响方式及结果。

一、华文文学版图的重现与微调

学术会议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组织传播，或因组织而传播，组织一个学术会议的过程就构成了学术传播的过程。根据泰勒等人的观点，组织传播就如同绘制地图，它并非刻板再现社会过程，而是具有超越现实、进行想象性建构的性质③［1］115。国际性华文文学会议的传播过程正体现了地图绘制的特性，它既有试图呈现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现状的目的，又有试图对现实进行修正、拓展的基本诉求，也就是说，国际学术会议的实施过程在不断重现华文文学现实版图的同时，也变成了华文世界重组彼此关系、建构有关华文文学共同意识的社会过程。

将学术会议作为承载历史变动的场所，通过其历时变化来观察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动向，是当下相关研究的总体思路，而在会议综述、会议论文集等会议文献的梳理中呈现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线索是其具体的研究路径。对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研的现有研究不多，遵循的正是这一思路。2001年吴奕錡曾写了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近二十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他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与近20年来中国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经历的从无到有，从狭窄到宽泛，从单调到丰富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历程基本上还是相互吻合的。而这，也就是本文选择历届年会及其论文集作为评述近20年来这一学科发展历程的文本的可能性依据［2］96”。2009年姚晓楠的博士论文也是以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对象来探寻“学术史视野中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3］1-10。两位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一致，从1980年代到20世纪初，学术会议的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说明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版图都处于不断拓展的状态，这种拓展是以中国大陆文学为参照，从台港澳文学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的过程。最终呈现的华文文学地图中，中心与边缘结构被凸显。

但学术会议并非被动复制文学现实，而是积极介入和引导文学发展的力量之一，以传播媒介视之，如同所有媒介一样，学术会议的建构意识和效果也是通过多样化的选择机制得以实现的，这不仅体现在会议议题的设置、参会人员的限定、会议信息的传播、会议现场的布置与组织等显性环节，也体现在入住、就餐、茶歇、旅游等隐性环节。通过简要梳理了1980年至2007年有关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见表1、表2），从会议的名称或主题、各类会议的数量变化、开会地点以及参与人员的区域构成等几个要素进行分析，可以敞开学术会议再现与建构华文文学版图的方式及效果。

表1 历年主题一览表

表2 历年会议举办地点一览表

从会议的名称或主题来看，可分为区域性会议、综合性会议、专题会议三大类（其他难以归类的会议为数不多）。虽然任何会议都具有整合和凸显的功能，但整合和凸显的对象不一导致了其介入现实的效果可能不同。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三大类型所指目标有一定区别，但都以凸显国际而处在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图像之中。区域性会议引导形成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香港文学、台湾文学等区域华文文学的想象，凸显了特定区域华文文学的独特价值的同时，屹立在华文世界的背景之上；综合性会议和专题会议对各区域华文文学进行整合和重新组合，引导形成有关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想象或主题想象，凸显了华文文学宏观价值的同时，也将区域华文文学引入总体图景之中。从数据变化分析，进入1990年代后，相比区域性会议，综合性会议和专题会议的数量更多，且有不断增长和常态化④的趋势，故而总的趋势是，有关华文文学版图的“世界性”和整体感通过一系列常态化的国际学术会议得以确立和不断强化。

由于历史渊源、政治因素等的影响，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一直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1980年代至今，从创作层面来看，中国台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北美地区较为活跃；从研究层面来看，中国大陆一直是重镇。这种区域不均衡状态也反映在学术会议的主题、数量等的变化上，但不全然是现实的写照。从统计数据看，在各类区域性会议中，东南亚地区和北美地区无论是总的数量还是历年增幅都最为明显，台港澳文学的专题会议在2011前较少，之后有所增加，其他区域文学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这种区域不平衡很难说是全是文学创作实力高低的折射，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原因。此外，从开会地点以及参与人员的构成分析可见另一种区域不均衡状态。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有88次在中国大陆的广州，厦门，北京和上海等中心城市召开，在境外国外召开的华文文学学术会议，中国大陆学者也日渐成为庞大的主力军。这意味着多数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是以中国大陆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力量为主导的，它固化了中心与边缘的形构，使得华文文学成为以中国大陆文学文化为向心力的世界文学景观。但2011年后，出现一些新动向，逐渐改变着会议的地缘构型。如开会地点开始转向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的中心城市，参会人员中华文作家的比例逐渐上升，以华文作家为中心的创作研讨型国际会议不断增多，针对处于边缘华文创作区域的学术会议也开始出现（如关于印尼、文莱华文文学创作的专题会议）。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会议反映了随着华文文学研究的区域拓展，华文文学地图日趋完整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求真求知为底线的学术会议，在固化现实的同时，也具有自我超越的微调机制，创新的意向和举措在不断填补现有文本的空隙。具体而言则是，在大陆以外区域举办学术会议，或以边缘区域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心议题筹办学术会议，都是以该区域为中心重新规划华文文学地图的一次建构行为，具有丰富、修改地图局部的可能性。如2002年11月2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首届印尼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作为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以印尼华文文学与华文教育为中心的国际学术会议，除了来自印尼本土的作家和评论家39人与会外，还吸引了40多位学者参与，这次会议不但全面展现了印尼华文文学取得的成就，也提出了如何促进印华文学发展的切实建议，相关会议论文在《暨南学报》《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华文文学》等刊物以专辑形式发表，随后还推出了会议论文集和作品集，由此，印尼华文文学的整体形象得以凸显，相关研究力量得以壮大，更多研究成果得以出现，此次会议可谓当代印尼华文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充分体现了学术会议介入与建构文学现实的过程与效应。

二、华文文学主体的交互与抗衡

人是学术会议的灵魂，由谁来办会，哪些人与会，构成了考察学术会议实际效果的重要指标。但若想对学术会议的主体进行整体观照，仅分析单一个体的作用还不够，还应从举办方和参与者的结构特点进行分析，方可考察其复杂效果。首先，举办方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会议邀请那些人参与、怎样设置议题、如何开展学术讨论、学术综述如何呈现会议概况，会后是否形成对学术的持续推动力和影响力等，都与举办方的性质与活力密切相关。其次，参与者的构成情况及其对学术会议的参与度与贡献率，是衡量特定学术会议成效与价值的主要指标。具体而言则是，学术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学术会议价值的第一指标，现场的学术演讲与学术讨论是第二指标，这两者都与参与者的构成情况以及其对待会议的态度密切相关。有关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如果从主办方和参与者两个层面来观察的话，则可以发现其构成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从统计情况来看（见表3），1980年代以来，有关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无论是主办者还是参与者，都并不单一，呈现复杂的结构。

表3 举办方情况一览表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是综合建设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会议本身的内容与程序设计之外，还需考虑经费来源、场地安排、交通接送、人员调度、国际影响等问题，故而多方联合举办已经成为常态，从统计数据来看，97%的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采取联合举办形式，有些学术会议举办方多达10多个，充分体现了支配华文文学发展的各种力量之间交互协同的一面。从举办方的性质类型来看，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方包括学术机构（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作家协会、传媒组织，政府及党团、企业等其他社会力量。在多元力量参与的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中，到底哪些因素在运作中占主导作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需联系实际情况进行定位，但不同类别的举办方，其基本功能有所区别，通过简要概括其主要功能，大致能定位其在华文文学界的位置。

学术机构显然是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要推动力。从其参与举办会议的数量来看，高达108次，占比约89%。但独立办会次数只有4次，比例极低，协同合作是主流。合作办会的形式可细分为两种。一是学术机构与外部力量的联合，学术机构通过与政府党团、作协以及传媒的协同办会，让会议超越文学之外，产生政治、文化等多重影响。其次是学术机构内部的协同，通过联合办会，世界各地有关华文文学的研究团体与研究力量有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形成了一体化、常态化的学术互动机制。因此，某种意义上来看，学术机构在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中的开放和合作立场，体现了华文文学研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是具有交流性质的文化互动行为。

在各区域华文文学逐渐壮大的背景下，华文作家协会参与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也日渐增加，从统计数据来看，1980年代仅参与办会2次，到2011-2017年间已高达20次。各区域华文作家协会⑤协同办会日见频繁，一方面意味着华文文学创作界与研究、传播、政治及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华文文学创作逐渐打破区域界限，呈现国际化流动的趋势。

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政府及党团的存在意义值得重视，他们直接参与会议的次数不多（仅25次），但作为会议物化环境的提供者和学术研讨的政策支持者，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此需指出的是，随着当代政治介入学术形式手段的变化，无须过于担心区域意识形态对学术会议的直接干预。某些由政府部门直管的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官方代表也只是在开幕闭幕式上留下东道主式的欢迎和期待，会议的真正主体是学者和作家，也就是说，以缺席方式存在的政治力量，恰恰为华文文学多元主体的在场留下了空间。另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进入21世纪之后，有关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逐渐融合在由政府牵头或参与的以文化旅游、经济开发为线索的国际文学艺术节、文艺创作坊、作家节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中，某些处在弱势的区域华文文学反而成为政府行为的受益者。如中国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⑥、亚细亚华文文艺营、新加坡作家节、马来西亚的花踪国际文学研讨会等活动中出现的某些小型学术研讨会。作为影响华文文学发展的经济与环境力量，政府及党团的存在意义和方式以及可能的症结还等待研究者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

在华文文学国际会议中，企业等其他社会力量主要是提供经济支持，与会的因缘可能是因为领头人对文学有兴趣或与会议组织者有私交，基本不介入会议议程，但少数企业家的慷慨解往往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提供研讨的良好环境，客观上促成了华文文学多元主体的交互过程，对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自然，同其他场域一样，学术会议也具有圈子意识、等级秩序感等权力抗衡的痕迹⑦［4］22-24。渊源不同的学术会议，会出现各自为政、独立发展、闲人不可入内的自闭现象。对于特定学术会议而言，参会者的复杂层次和不同位置体现在座次、讲话的次序、发言的安排与否、甚至会议接站、送站等小事之上；也表现在不同系别的华文文学会议有着相对稳定的参会群体，形成了自己的会议圈子。但是，随着交流的日渐便利和深入，隔绝的体系之间也开始流动对话，突出表现在部分学者、作家和传媒跨越界限，频繁出现在渊源不同的会议现场。这样，从流动性层面考察，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与会者可分为常驻代表、游侠、过客三个层次⑧，常驻代表的存在既意味着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及其研究队伍的稳定和秩序化，也说明随着研究时间的延续，可能形成具有固化作用的圈子效应、出现自言自语的学术形态。因特殊机缘偶尔参与某一会议的人可暂称为过客，他们往往是专业研究领域外的与会者，可能以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的差异性为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新的问题，成为不可缺失的反思力量。而游侠则可以指称可自由出入于各类性质的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者，如知名学者、华文作家以及传媒界的人士，他们借用自身的影响力撒播学术观点、创作经验或宣传报道会议概况，制造某种舆论氛围。其个人影响在特定会议中或大或小，但整体的影响极大，不容忽视。随着流动人群的增加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构成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接触地带，越界的交往与传播成为常态，华文文学多元主体的交互与抗衡在会议现场就得以呈现和演绎，衍生出新的学术话题，预示着未来的学术走向。

举办者和参与者的多元结构，说明了通过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华文文学与时代、社会产生了持续、积极的互动。

三、华文文学共同体的两种建构逻辑

学术会议是凝结共同想象的一种运作机制，由于学术机构以组织化的力量介入学术会议的运作过程，使得学术会议变成了传播共同意识的传播机制，因而学术共同体意识在日渐制度化、常态化的会议运作中被不断强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虽然类别多样、渊源各异，但均因“华文文学”之名而聚合，故相关会议的召开强化了有关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想象。

在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中，主要通过两种想象逻辑形成有关华文文学的共同体意识——制度化和生活化的逻辑。所谓制度化想象是遵循一般学术会议的学术逻辑而形成的共同想象，生活化想象则是无形的，隐藏在与会者衣食住行环节的共同想象。

在制度化的想象中，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一方面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用真和历史的价值来确定学术会议的目标、过程和意义。另一方面遵循着隐性的意识形态逻辑，以国家、民族、文化等意识来建构共同感。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意识形态的逻辑，都意在引领与会者形成对华文文学的共同意识，强化有关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想象，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表面并无冲突，正如在有关华文文学的学术探讨中，无论是以文化诗学还是以历史诗学来建构华文文学的意义，都没有回避华文文学凸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价值。而根据笔者的观察，从议题设置来看，多数华文文学国际会议恰恰遵循了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的学术逻辑⑨，很好地协调了华文文学的学术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关系。但问题在于，这一想象逻辑容易让华文文学的重心移位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文学本身被模糊，华文文学以及相关的概念所遭遇的质疑也往往源于从中牵引出来的意识形态能量。能否适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构成了考察特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是否成功有效的重要尺度，也是共同想象能否得以持续落地的学术保证。从会议的实施过程来看，学术逻辑的贯彻方式与存在形态则影响了共同想象的方式和限度。按照一般的理解，当与会者在会议中就某些共同话题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时，就可能超越各自的语境限度形成共同意识；学术的争鸣越是深入和多元，越是有利于真正的共同意识产生。早期的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带有松散的聚会性质，主讲者众多，辩论和对话也不少，深入的争鸣较少。从会后综述以及新闻报道来看，往往呈现的是已有意识被形塑、被强化的一面，争议性问题偶有提及，也被融化在学术的愿景里。此外，一些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为照顾各个区域的平衡，出现多达三四百人的大局面，无法确保与会学者进行充分的学术争鸣与互动，对于很多学者而言，这样的会议，见面的意义超过了学术的意义。另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些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则因参与群体的面向过窄，对某些学术问题的探讨难有突破性进展，如华文文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往往在专业华文文学研究者之间讨论，缺少领域外学者的声音，难以真正定位华文文学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体系中的位置。换言之，如果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过于凸显其乐融融的聚会性质，最终形成的华文文学的共同想象也会弱化成为色彩鲜明却缺少学术内涵的空洞形象。如何加强华文文学国际会议的学术内涵，强化制度性逻辑的力量，已经成为会议举办方和研究者的共识。近年来，随着一批年轻学者的介入和华文文学学术规范的不断强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也开始强化学术内涵，在议题设置和会议实施过程中凸显了学术争鸣意识，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成果也更为丰硕。如2015年5月22日由暨南大学组织的“跨域：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台湾与马来西亚的优秀中青年学者黄锦树、张锦忠等人与会，30多人围绕马华文学的跨域想象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取得了较好成效。总之，重视学术内涵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将建构出更具有吸引力的华文文学共同体。

另一方面，国际学术会议让不同背景的人在特定时空聚会，涉及衣食住行，是一个短暂的生活过程，凸显了华文文学共同体想象的生活化逻辑。从传播方式来看，学术会议不只是一种组织传播形式，也提供了人际传播⑩的广阔空间，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人际传播的绝好场域。从会议期间的相互交流到会后的通讯来往、私人往来，国际会议成为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研究者、作家和传媒人士深入交流的平台和起点，有关华文文学共同体想象的生活化想象逻辑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且不同时间段其具体表现略有不同。如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在跨文化交流平台不够便利的情况下，通过国际会议建立的传播通道非常重要。研究者通过会议期间的私下联系，获得了研究对象（华文作家）的大量资料，包括作者赠送的作品集、交流得来的创作背景与个人信息，这不仅提升了华文文学研究的质量，也拓展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区域。当然，私下的交流毕竟具有松散性、不稳定性和随意性，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作家凭借这样的个人交往产生的都可能是有关华文文学的碎片化想象。1990年代中期开始，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不再是作家作品资料的直接源头，而是研究者、创作者和传媒相互交流、分享意见的平台，故而会议就餐、住宿、学术考察等环节所产生的交往、碰撞与协调变得更有意味，一些现象既体现了区域语境和文化隔阂的问题，也留下了复杂琐碎的人性印痕。主办方与与会者如何协调不同生活习惯的人群，如何对待礼仪、食物爱好差异引发的冲击，都会在会议现场和会议之后留下痕迹，这一生活过程到底引发对华文文学的何种想象，尚难以定位。它或者是一种更好的聚合力，也许是一种尴尬的离心力。从近年来笔者亲身体验过的各类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来看，举办方越来越重视通过舒适的生活化场景实现学术会议的聚合作用，与会者越来越享受通过轻松和谐的个人交流融入学术会议的共同愿景之中。但不可忽视的是，以区域、身份为聚合群落的现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依然存在，无论是起居还是旅行，依然是我们和你们保持着界限，明显感觉到离心力的存在。比如，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按照议题混杂坐在一起，酒桌上和旅行中却倾向于以区域群聚，学术和生活的分离与对立意味着有关华文文学的共同想象充满了歧义和不稳定性。

随着移动媒体的成熟，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超越实在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会议QQ群和微信群的出现，使得国际会议的时空得以延展，互动形式变得更为多元长久。从确定学术会议的参与者开始，举办方就开始通过建立移动群落及时讨论有关会议的诸多问题，从议题、出行到落地是一个阶段，会议现场的发言、晒照、咨询、讨论、戏谑、约玩是一个阶段，会议结束后的怀念、研讨、交流是另一阶段，从虚拟空间所呈现阶段性场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华文文学共同体意识通过学术会议得以成型、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当然，也不排除共同体意识从成型到衰落的过程，从虚拟空间的动态来看，一个会议结束后，短时间内还有人在移动群落上传递与会议有关的信息，也有唱和回应者；时间一长，就只有少数几人冒泡了，多数人长期潜水；紧接着，有人开始退出，到最后有些移动群落鸦雀无声，成为僵尸群，这样的现象说明，通过学术会议所构造的共同意识并不稳定，极易消失。

国际学术会议作为凝结华文文学共同想象的一种运作机制，以学术、生活、经济、政治等话语形态凝结出有关华文文学的整体意识。但如同其他场域一样，学术共同体亦是一个“汇聚了具有一种结构意味的各种力量的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着这些力量的转变或保持的斗争的场［5］57－58”。通过学术会议所能凝聚的华文文学共同体，必然存在着歧义、分立，也处在流动变化之中。事实上，任何身份都是在动态中通过话语来建构的，都具有交际的特性，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作为一种交流机制，作为学术话语、文学话语、官方话语与生活话语等的凝聚场，至少为华文文学的创作者、研究者、传播者及相关人群提供了身份重建的可能场域。

综上，由于举办方、参与者、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差异，以华文文学为名召开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之间存在着分歧与对立，可能形成不同的话语机制和想象结果，但在重现和调整华文文学的现实版图，促成华文文学多元主体的交互与抗衡，以及建构有关华文文学的共同体意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概之，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多元化的话语运作机制，介入文学空间的想象与建构之中，成为再现、调试和修正华文文学现实的力量，成了华文文学生态的微调机制。

注释：

①笔者通过学术会议综述、会议网络新闻、学术会议数据库、国外华文作家组织等多种途径收集了有关国际学术会议的信息，仍难免挂万漏一，故只能称为不完全统计。

②国际学术会议指的是除了本国学者之外，至少还有其他两个国家的学者参与。

③泰勒和凡·埃夫里创造性地使用了“绘制地图”（mapping）的概念来描述日常组织语境中的文本化过程。在他们的观念中，地图是一种人造物：它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表征。地图的作用在于超越现时当下的地平线，因而是想象的再建构。就像一个帝国需要借助地图进行建构一样，一个组织也需要用地图来想象地建构。进而言之，地图通过具体化手段而向每个人提供了客观程序，行动领域的轮廓以勾勒并赋予意义，于是传播可以在“组织中”进行了。如果没有地图，就没有传播开展的领地，也没有传播者的位置。组织地图镌刻于文本之中，而“绘制地图”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文本不被阅读、引述或使用，就没有意义。“绘制地图”的文本并不局限于书面文本，口头语言、肢体符号等也都具有文本性质。参考谢静《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一文（《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总第110期，第115页）。

④自1980年代至今，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常态化、制度化、系列化发展线索已经清晰可见。笔者共整理出15类，包括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中国大陆）；花踪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马来西亚）；韩国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系列；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系列。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中国大陆）。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系列，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系列；亚细亚华文文艺营系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系列；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系列；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系列等。

⑤因缘两岸分离的特殊历史际遇，生成了本自台湾和大陆的华文作家协会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流向，各区域华文作家协会的协同办会情况也受到制约，但近年来合作互动的情况有所增加。

⑥此类国际写作营在中国大陆逐渐增多，如深圳文学季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首届“中国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中国宜春·明月山第二届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等。

⑦张斌在《仪式，象征权力与学术秩序：学术会议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中认为，学术会议的地位等级结构鲜明，权力关系井然。从座次、讲话的次序、主题发言的安排与否、甚至会议接站、送站等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充斥着等级化的社会特征。这些在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中也有所体现（《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2-24页）。

⑧从流动性层面去思考华文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是尝试从跨语境传播视角去探讨学术会议的价值，当然，以常驻代表、过客、游侠对会议参与者的定位与描述，比较形象但其准确性可进一步考量。

⑨从现已收集到的会议议程与论文集来看，文化和历史维度构成了探讨华文文学的重要维度，对此曾在《大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维度》一文中有所阐释，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以书代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⑩人际传播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与组织传播的性质相反，它将个体放在传播的前台，但社会和文化的力量一样介入其传播过程和传播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