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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门砖

2019-05-08禄永峰

延河·绿色文学 2019年4期
关键词:张文文说自费

你又来干什么?出版社刘经理一脸无可奈何的模样,将蹑手蹑脚像贼似的张文冷冷地钉在原地不动。说这话的时候,刘经理眼睛瞪得圆亮并站起身来使劲地摊着双手,说,找我干嘛?去去去,去找报名处说去。张文一听这话,脑子不听使唤地轰地一下渗出一层冷汗来。

事后,连张文也说不清楚自己那天究竟是怎样被人家扫地出门的。反正提起这件破事的时候,张文说他那时正走在一条蚂蚁四蹿般的大街上,行人走过,自行车骑过,摩托车飙过,汽车开过,他感到脑瓜又轻又大,这种感觉就连他过马路时也丝毫未减。

是的,他要过马路了,除了行人,自行车向他骑来,摩托车向他飙来,汽车向他开来。张文心想,狗日的来呀,有种你撞死我好啦。张文一邊用心狠劲地骂着,一边若无其事地走他的路。当听到一声急促的刹车声,张文开始闭上眼睛勾着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站着。待张文睁开眼睛,看着受惊之后的司机右手食指像雨点一样地敲着空气,敲了半天,敲出一句想死也别找我呀的话来。张文嘿嘿地笑着,连汽车也撞我不倒,一个出版社经理的几句烂话岂能把我气死。

认识张文,我们并非同学,同事,或者同乡。反正我就和张文相识并熟得像面汤一样了。例如我知道张文不喜欢搓麻将,打扑克,也不喜欢喝酒。他把这三样儿总结为三伤。说是搓麻将伤和气,打扑克伤腰椎,喝酒伤胃。我们把在许多人眼中所谓的这三样儿雅事置之脑后,腾出时间做些我们想做的事情。正缘于这些,我们俩在一起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

张文身上的特点,恰恰正是配了我的胃口。而我身上的特点,也恰恰正是投了他的情怀。用我的话说,和张文相交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两点,一点是我们依然单身,一点是我们喜欢文学,这两点我们也早就达成了共识。

至于张文那天去出版社找刘经理为啥遭人冷漠,我始终对他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很大程度上我觉得那是你张文的事情,张文的事情张文就应该去做,至于遭人奚落遭人漫骂遭人拒之门外就是接连的发生也在情理之中。谁让你张文要上一个自费大学,还要硬生生地和人家统招生争过独木桥,也就难免撞一鼻子灰或者一脸黑。撞也就撞了,你这样想才对呀。因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我认识你理解你关心你之外,人家哪里知道你就是张文呀,更何况你念了三年的大学,将一本红色的毕业证书像饭碗似的揣在怀里想挺直自己的腰杆。谁知,人家不认那东西,弄了个自费的,还值什么钱呀。

其实张文在去找刘经理之前,依然干得是报纸的行当。去前我建议他写份自荐书,内容写得要深刻、诚恳,当然字迹要清晰、大方。同时,把自己近年刊发的作品装订成册。这样,除了那个不起眼的自费大专文凭外,你内内外外就是一个人了。

张文认认真真地听着我的话,若有所悟,又有所不悟。他嘿嘿地笑着,露出两枚锋利无比的狗牙,说,这么大动干戈,有必要吗?

我说,肯定有。谁让你念的是一个自费大学。念了自费大学,不自量力还想找个好工作,你想想,在人家的眼里,你的蛋里不挑也有刺呀!

听了我的话,张文低头不语并按我的话去做了。说真的,我打心底里佩服张文。他虽念了自费大学,可他的肚子里并不空。像如今,我看他倒真是要落在吃文字饭的这把草上了。毕业后,小说不写小的,写就写大的。诗也是写的,非《诗刊》《星星》不投。这么和报刊一来二去,张文的名字也就在许多报刊上亮相。所以我总是认为,张文的名字比张文有名气的多。

尽管如此,张文总不能大大咧咧地说,我就是作家某人,我就是诗人某人,我就是名人某人罢。

没想到,张文一进门就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当时张文想说他就是张文,不知为何他的嘴唇翕了几翕,最终也没有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就这么,只一条,就把张文扫出门外。人家所要招的,当然要符合个标准,首先第一条里明确规定,报名人员须本科以上国家统招生。那天,刘经理一听张文是个自费的,自费的让刘经理一想似乎跟“野”的差不多,你想他跟张文还有什么好说的。

张文说他听了刘经理的话,根本就没有找什么报名处。张文想,你个刘经理把我不当一回事,我要是把你当回事的话那我就不是张文了。

后来听张文说,因为这件事想起了他一个做官的表叔。张文说他的表叔官做的不算很大,但是起码也不小。张文说他一天给他的表叔打了五次电话,晚上还去了一次家。应该说那不叫去家,而应该说只是在大官表叔的门口转了一圈。张文讲这话的时候,在我的屋子里使劲地拍着桌面,说,他按响了大官表叔家的门铃。大官表叔一声连一声吼,谁个?谁个?张文脸上堆着满脸的笑,说是张文。大官表叔嘟嘟囔囔了几句去了,当然门也没有开。张文说他当时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半天,也想不起他究竟是站在哪里。

返回的路上,路灯亮了。路文的心冰冷而寂寞。城市的夜晚大街小巷是人多,但人多并不能改变他的寂寞,反而使他觉得更寂寞。

这些话,就是这些关于大官表叔的话,是我后来听张文说的。张文说当时他这个做法对谁也没有讲,他说怕走漏了风声。看来,在这件事上,张文也多多少少把我当成一个外人了。

是的,我现在应该讲讲我自己了。

我要是跟张文比,也可真是差一大截。我是说,张文在某些方面比我优秀得多。例如张文的名字吧,就是剃头的卖菜的收破烂的扫大街的,只要读书阅报,对他的名字就都像我对他的名字一样熟悉。再比如吧,张文的文凭虽说是自费的,但我连这个也没有,目前我最高文凭是个高中毕业,至于函授的大学至今还没有毕业。总之一句话,我要是跟张文比文的,比死我也绰绰有余。

要是比其他,我不是吹牛,比得张文死十次你也没辙。要是不信的话,我就给你举一二例。首先比年龄吧,二十九,这个数字离三十也不远吧。俗话说,三十而立,瞧瞧,我挺胸叠肚的派头。牛皮吧,我说这话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这就是说,二十九年来,我过得是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钱花的生活。而你呢,念了几年的烂书,一副鸦片鬼的样子。在农村打了几天的牛半截,你目不识丁的祖父知悉了这一消息后,气急败坏地赶来,还用放牛的鞭子抽你。骂你没有出息,你便像向日葵那样蔫下了头。就这么,你也曾经自嘲:你是一头从庄稼地里被祖父赶出来的牛。于是,你害怕回家,又渴望回家。你总是做错事,又对什么都跃跃欲试。

我说这些话,你也最好别放心上去。我知道这都是你的隐私,我不应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也会想到,这些话你听了心里不但会犯腻,而且内疚感也会立时上涌。所以,接下来咱们什么也甭比了,要不然,我就不够朋友了。

你找工作确实也碰了不少的壁。而我的工作,连你也说我是沾了我老爸的光。二十五岁,我就挤进了市政府大院。二十七岁,竟也装腔作势地摇起了笔杆子,事情其实也就这么简单。我心知肚明自己是依了老爸的心愿。叫我说,那叫什么工作呀,简直就是浪费青春年华。一者,机关大多职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个目光专注的瓷娃娃似的,正襟危坐。在机关干事就得有个好任性,所谓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二者,进單位后,不知别人如何感想,反正我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你说都能忙些什么呢,成天不就是写材料、印材料、发材料诸如此类的破事,把人烦也烦透了,自己充其量也只是别人遥控的一部打印机。三者,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开会,有事当然要开会,而细心的人一看每次会似乎都千篇一律,汇报与听汇报,再是总结讲话,外行人一看很乏味,而在行政机关则是一门艺术中的艺术,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大概缘于这三点,我就把那工作简直不当回事。后来老爸知道我干工作不认真,气急败坏地用手使劲地敲着我的头壳,说,小子,工作就是你的衣食之本,工作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工作就是你的饭碗。同样的意思老爸就这么重复了三遍,可见把工作不当回事在他的眼里的严重性。本来老爸想把我从沮丧中捞出来,我却冲着老爸好声没好气地干了一仗。

就因为那一次,我或许伤了老爸的心。他每次见到我就虎着老脸,连正眼看我一眼也懒得看。像我这个做儿子的也真的活在他后脑勺那里!

老爸那天是提了些我的不是,但我也要提些老爸的不足。有些话我多次想跟老爸谈谈,我却不敢。比如我想说,老爸啊,在行政单位干根本不是你那么个干法。你就是做领导秘书也别太大公无私啊,为了赶出一份份材料,一次次废了很多的寝忘了很多的食。工作你是干了,可每次提拔总也没有你的份。我并不嫌你做不了官,而是说凭你的能力,应该放在重要位置,以便散发更多的光和热。我也常说,像我老爸这样做不上官的人,若是做上官准是好官。可事实上,老爸就是老爸,老爸不是大官。

话是如是说,可什么工作总得有人干呀。能干的,你就干吧。群众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群众,这可不是一个人呀。像我常常会在一些为人民做出了丰功伟绩的先逝者的悼词里听到这样的词语。许多人也因为先逝者心头一抽,浑身颤抖,嘴唇哆嗦,声音哽咽,视线模糊。我心里也一次次泛酸,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这可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流的时代呀。

在城市,生一个人和死一个人,都不当回事。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有意义,对别人是无所谓的。不信,你瞧瞧那么多的人,在楼层与街道间走动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大城市的表情:冷漠,防备,警觉……

像我一样,始终跟老爸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我长着像他一样的鼻子,我知道,这是他血脉的标志。而我喜欢的所谓的文学,那或许是我从小玩弄了他的文房四宝而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正是缘于这一点,我和张文的友谊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笃厚。

你猜张文那夜去了哪?就是被大官表叔拒之门外,他独自一人怀着一颗冰冷的心、一颗寂寞的心走在白晃晃的路灯下,踏着雀步像一位带着几分酒意的醉汉,信步街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子时而浓时而淡,时而长时而短。那时那刻,其实一声廉价的问候或者安慰,他也会心满意足。但,没有。张文突然觉得26年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个要好的女友,许多本可以成为他知心女友的人,不知咋的,一个个都在半道上走岔了路。

一想起女人,张文就想起了他的大学。想起大学,那可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天天游手好闲,天天无所事事。从大一一开始,张文和他的同学们一样,纷纷燃起了恋爱的战火。张文凭着他的二寸烂舌,向来是一个情感的高手。他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同僚们的公愤。大家一致认为,张文的肠子不但是花的,而且他的心不用说也是黑的。这话一开始说在张文的女友那里,后来大家就一同把比这更难听的话放在他的当面。

墙倒众人推。张文的形象被同学们毁了,他的新旧女友也四里逃窜了。说张文那小子是玩情的,你说与她,她说与你,众口由此成碑。张文完了。唾沫星子把张文淹死了。

就这样,张文如秋后的蚂蚱蹦跶了一学期,爱情的烈火就不声不响地蔫了。第二学期张文开始游手好闲,觉得所谓的大学教授讲课也乏味没劲。但每一节课他都是听的,只是更多的时候心不在焉罢了。这期间,张文免不了偷偷地想漂亮的女生,但更多的是深受校园朦胧诗的熏陶,他开始展开浪漫的情怀耕种他分行的文字。

诗成之后,张文首先默默地读着,然后闭上眼睛再默默地想着,有时还会绽放出灿烂的笑来。再然后,就爱得不分白天和黑夜了。

那时,张文常常惊愕地发现,诗这玩意竟跟恋一个心爱的姑娘那般如出一辙,真是绝了。张文就把写诗当成是恋姑娘,诗在他的脑子里装得满满的。

接下来那段日子,张文大多时候孤身一人独来独往。见到同学或者老师不开口说话则罢,若说总是或多或少的能丢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诗话。更为严重的是,张文在很多场合显得有点神经兮兮。

一次夜晚他上厕所,蹲下后不知是灵感还是创作欲所致,竟用笔在干瘦如柴的胳膊上,画满了一片密密匝匝的字,就连肚皮上也载了些。走进屋子,露出肚皮找人“翻译”,或对着镜子细怔。

同学们异口同声:张文患了神经质。老师听了不是很相信,但又没有理由断然不信。

事实上,张文好着呢。要不信的话,随便翻翻校园的校刊校报,找着张文的名字再读读他的诗,你就会和同学、老师一样对张文刮目相看。

张文也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一首接一首诗刺得钟爱诗歌的姑娘们心里火辣辣的。张文红了。张文是在患了一段神经质之后,彻底红了。

大二说到就到了。一到大二,张文诗写的少了,可话却一日多一日。谁知,张文写诗写红了就旧病复发了。屁股后面像上钩的鱼儿似的,牢牢地钓着几个班的班花,张文成了她们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

可今夜,你们都哪去了?看来,张文走出了男人在寂寞时极容易走出的一步,他特别想听听女人的声音,或者说,他特别想和一个女人说说话聊聊天。不是用他的诗,而是用他的心。

一阵阵寒风轻轻地扫过街面。

午夜也缓缓降临了。

有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在深夜像潮水一样从街道那边涌卷过来。两个笑得脸上的皱纹更密更碎了的中老年女人,切心切肺似的问张文住店不。张文自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我叫你们住,你们住不?他的口气斩钉截铁,不容反驳,气得两个女人扭了鼻子歪了脸。

打发了两个女人,张文照常走他的路。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从一个不夜的发廊里扭出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女来。她的笑非常精致,如同她的衣着,她的举止。张文也知道她是冲着钱的份儿才这么干的,她的眼里哪有他张大头,那笑是练就的百分之百的纯商业型。不由分说她也说了一些泛酸的话。张文却心疼似地说,夜深了,回去吧,着凉的。姑娘一听急了,说,如果你钱少的话,摸摸也行的,二十元。张文恼了,我脱了裤子,十元,你干不干。姑娘嘴牵了牵,像逗小鸟的样子,抬头挺胸地走了,走得是那么的趾高气扬旁若无人。

张文说,他简直服了。

三年自费大学毕业,张文和他的同学们一样,脸上有着涉世未深的纯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茫然。但年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痖弦为年轻散文家林耀德的文集写的序言。痖弦诚恳地对他的后辈说:“年轻的,你冲刺吧,你跃动吧,你尽量向上生长吧!一个广大的世界正在等你,蓝天、阳光、朝露、甘霖在等你,天灾、地变、暴雨、狂风也在等你,爱的呵护在等你,无情的砍伐也在等你。你的旅途正长,你的故事刚刚开始。”

痖弦的这些文字写于1986年。十年以后,林耀德又写下了无数的华章。正在这时,34岁的作家因心脏病猝死。痖弦的序言不幸成为谶语。

每当想起英年早逝的林耀德,我就觉得决定生命价值的,是生命的密度而非长度。

对于涉世之初的张文来讲,首先顾及的当然是生命的长度。毕业分配费了很大周折,这才知道大学生也不值钱了。每次招聘会上人头攒动,效益好的单位人满为患,下岗的人流又将他们冲得摇摇晃晃。张文一鼓作气将红薯藤的关系一网打尽也没有挤进一个差强人意的单位。

接下来,张文不会忘记1999年的秋天、冬天和2000年的春天。1999年的秋天和冬天,想到家里因为自己的大学依然入不敷出的情景和父母依靠几亩薄田辛苦养家的光景,张文将手头仅有的余额捏得一日紧过一日。开始一日三餐除去早餐,中午和下午各吃份一元钱的面。而后两周他又觉得奢侈,早餐干脆免去。就这么,张文饿着肚子写些分行的文字,他的日子过得粗粗糙糙。

张文也开始感到,饿着肚子写诗是不现实的。祸不单行的是,进了一家皮包公司,既然是皮包公司,当然也就不会改变自己那一身鸦片鬼的皮囊。无奈,张文又开始了自己在大学时的家教营生,没想到歪打正着,日子还算过得去。

2000年的春天,张文在这么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没有觅到容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犹如大雁迁徙,随着节令赶回了家。

后来祖父获悉了这一消息,像赶牛似的把张文又撵到了这座城里。

前面讲过的,张文在出版社找刘经理应该编辑之前,他正在一家行业小报编辑部工作。小就小罢,能在小报编辑部工作已经不容易了。三次简短的从业经历,决定了张文不能再像过去那么的单纯和好高骛远。对于一个将要在一座城市生活不下去的人来说,有个落脚的地方比什么都重要,脚若都落不下去,谈何起步?

张文以一种相当肯定的口气说出了这句话。

说真的,张文从一走进大学校园开始,就对媒体工作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记者职业,张文觉得它跟风光、体面是同义词,一日三餐只要有采访任务就有饭可蹭。

半年后,张文突然觉得行业报纸办得没一点意思。十来人办得报纸说是登新闻,其实登的东西跟表扬稿差不多。慢慢地,他对这份工作厌倦了。可是报纸等于是他的饭碗,他不捧着饭碗又不行。

就这么,张文闲暇之余写些文字,陆续向外面的报刊投去,投的多了,张文跟读者谋面了。不,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张文的名字与大家见面了。

一天,令张文猝不及防的是,工作上还是出了点小岔。就在张文正在专心编辑版面的时候,他的领导要找他谈心。谈话的核心是说张文不谋正业。不谋正业这个词在张文眼里不用推敲便是个贬义词,用贬义词概括一个人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在一个单位工作,若不谋正业这个词从领导的嘴里说出来,便就是说你不服从领导。这么一说张文又多了一条罪状。

一切都来不及了。那一刻,张文像吃了中药一样,嘴里苦苦的。不知道是领导的那一句话触疼了张文的那根神经,张文竟然说出了与自己身份极为不符的话来。其实张文说的都是心里想说的话。谈话就是谈心的,没有想到张文的心里话一说出,领导的脸色忽明忽暗,放出一句:“张文你想不想干了?”

领导丢出这句话后,把张文冷冷地晾在那里。

工作上处于被动状态的张文打电话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对他说,这问题说严重挺严重,说不严重,关键就看你怎么做了。

后来我多次打电话约张文出来吃饭的时候,张文说忙着呢。我问他忙什么,他说工作。我又问张文是不是跟领导的关系和归于好了,他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再后来打电话,张文说他出差了。

老爸当县长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老爸能当县长,凭啥?年龄?学历?政治理论修养?专业领导才能?叫我说,好像都不是。年龄,五十二,与领导干部年轻化不符。学历,大专,一般。政治理论修养,好像也不沾边,原因是教子无方啊,对我做错的事抓住不放,能从年初叨叨到年末,对我还常常出言不逊。专业领导才能,似乎还像那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干了幾十年的秘书工作,一家上上下下都得绕着他转,大姐谈了一个男朋友,可就是没有通过他那一关,大姐只得忍痛割爱。我老妈比我还能忍,跟了老爸几十年,心里有苦自己肚里装着,啥话也不说,倒也相安无事。我嘛,从小就不喜欢吃他那一套。

你说,像我这样的老爸能当官吗?老妈听了这话,问我懂啥,说老爸工作踏实,认真,靠得住。老爸当了官,好像是我当了官。亲戚,朋友,同事,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祝福语一个接一个地说。老爸呢,倒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我疯疯癫癫地不好好上班尽忙些啥事情。我心里恨恨地骂:这老东西,明知故问,还不是你惹的祸?

老爸当官我就是想不通。张文一听这话,说我有病啊。你老爸当不了官你牢骚比谁都多,当了你却在背后想捅他一刀似的。你小子眼睛睁大,擦亮,看准,那可是你老爸。接着,张文给我讲述了一个典故,说《西游记》里生出孙猴子的那块仙石:“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于你老爸来说,“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正楷写的“人”字。

凭这句话,我虽然没有听懂,但我感到很深刻,那天晚上我请张文吃了饭,一瓶酒,我们干了。

走出酒店的路上,酒吧里正放着伤感的音乐。或许酒吧就是让人去伤感的。那声音很细,细得像是用完了的牙膏被人一次又一次的,硬挤着。我感到什么落到脸上一麻一麻的,像肌肤与针尖相遇。或许是雨。但我不能肯定。

在出版社报名将要结束的最后一个下午,张文去了一趟出版社。这次去,不是去找刘经理,而是找了报名处。张文说他心不死,错过了机会挺可惜,他看报名条件放宽了没有。结果,还是第一条,又将他扫地出门了。

报了名的,张文没有一个认识的,张文觉得那些像林业、法律、数学等专业的学生,若干出版社这份工作,就等于拆了台子另唱戏,不知道他们都凑的是什么热闹呀?张文不知道问谁是好。城市的生活似乎只有结果,不见过程。有时连结果也是想象出来的。

张文对自己眼前的现状非常清楚:其一,自己所在的单位,自从和领导有了点摩擦后他就觉得很压抑,不干吧,又不行;干吧,他也不知道如何干是好;其二,本想借助这次出版社招聘的机会改变自己的现状,没想到连门也不沾。缘于这两点,张文觉得还是一心干好目前的工作为好,最起码基本生活有个保障。

但事实上,张文始终没有弄明白的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张文领导的领导找他谈了话。这次谈话很尖刻,一是说张文不服从领导,二是说张文不谋正业。张文感觉自己好像在哪儿听过这句话,但一时没有想得出来。最终领导说,要不走人,要么停刊。当时张文什么话也没有说,事后他一直后悔自己当时为啥不说。

张文想,要么走人,要么停刊,还不是一个意思。停刊意味着什么,所谓的编辑们没有事可干了,张文也就不得不走。

就在张文走的前一天下午,领导给张文打电话说是有话要谈。张文只是应了一声,电话就挂了。最后张文也没有去,他觉得去了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亲爱的读者,明天,张文将回一次家,然后,就去另一座城市。然后呢?然后再说吧。

禄永峰,1978年生,甘肅庆阳市人。有作品发表于《散文选刊》《飞天》《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等报刊。现供职于陇东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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