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1 问题提出及研究综述

作为非自愿移民的一种典型形式,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问题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涉及面最广、实施难度最大,是十分复杂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破坏、修复、调整和重建的系统工程[1]。新中国建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国约1000万非自愿移民因水库建设被迫迁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相继建成了葛洲坝、丹江口、龙羊峡、乌江渡70多座大中型水库水电站,搬迁安置水库移民超过360万人[2]。目前,我国兴建了各类水库近10万座,涉及移民接近4000万人,成为世界非自愿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大规模非自愿移民流动导致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新问题和连锁反应。因此,这种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尤其是福祉问题亟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福祉研究最早围绕可与货币量度单位建立起关系的经济福祉展开,主要关注社会生产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准确反映福祉的改善状况。福祉经济学之父庇古认为,国民收入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与社会经济福祉成正相关关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将增加经济福利,实现国民收入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亦可增加经济福利[3,4]。当代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且主要关注国民收入向福祉的转化效率和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福祉的制约与拖累[5-7]。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福祉的内涵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济福祉基础上,研究者主要以能力方法的福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增加了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区生活、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等一般功能性活动指标对福祉进行多维测度,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农户福祉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有模糊综合评价法[8]、Tobit模型[9]、双差分模型[10]等,研究内容涉及土地流转与农户福祉的关系效应研究[11-14]、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福祉的生态补偿效果评估[15]、农户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测度[16,17]等方面,而移民福祉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新时代背景确立了未来水利水电库区解决移民中长期问题的逻辑指向与价值立场。“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由于修建三峡枢纽工程而产生的三峡库区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水利水电库区,而三峡库区百万移民工程是当今世界水库移民史上移民数量最多、工作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在库区发展向前推进中,库区移民福祉问题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问题,尤其在经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外力冲击后,移民心理福祉感知成为进一步影响和谐库区建设的深层次因素。现阶段库区方面的研究以自然生态环境保护[18-20]和生态补偿[21,22]为主,较少涉及库区移民福祉层面的研究,且已有移民福祉研究仅聚焦于客观层面[23],缺少在多维度福祉框架下对移民主观福祉进行更全面的探讨。事实上,庇古指出,福祉因素是意识的某种状态,亦或是意识状态的关系[3]。即自福祉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心理状态等非货币量化的福祉因素就是关乎民生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主要聚焦于移民主观心理福利感知,新时代库区移民福利感知度如何、移民主观心理福祉感知受何种因素影响、如何增进库区移民心理福祉，这些问题成为极具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流域)复合系统管理创新团队于2017年7月在万州三峡库区开展的入户问卷调查。该调研采取两阶段抽样法:预调研阶段确定调研对象所在区域及区域内移民家庭数量,并确定该阶段抽样比例;正式调研阶段在预调研基础上选取样本量更为集中的乡镇进行调研,进一步确定样本量及该阶段抽样比例,最后得到本次调研问卷总量。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77份(其中预调研问卷60份),正式调研问卷317份(有效问卷304份),问卷回收率100%,问卷有效率95.90%,有效问卷样本特征见表1。调查对象中,受访移民最小年龄26岁,最大年龄82岁,平均年龄57岁,其中40—59岁移民占比过半,60岁以上移民占比45.72%,受访对象以中老年为主;男性占比51.97%,女性占比48.03%,受访对象男女比例较为均衡,且以非农户口为主;受访对象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及小学文化移民占比最大,大专及以上文化移民仅占2.63%,且多为非农户口。

表1 有效问卷样本特征

2.2 测量模型

福祉内涵兼具复杂性、多维性、层次性等多重属性,对影响福祉的因素群组进行一般性探讨是异常繁复的任务,评价模型需兼顾多维指标项。普通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只能处理可测量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结构方程模型(SEM)既可处理可测量变量之间的相互因果联系,又能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多个“潜变量”,并讨论潜变量之间或潜变量及可测变量(观测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该模型为高度抽象并难以测量的变量提供了计量可能[24]。鉴于此,本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为研究方法,以探讨移民心理福祉的复杂影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构成,测量模型用以描述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结构模型用以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变异及误差项影响。

测量模型:X=Axζ+δ,y=Ayη+ε

(1)

结构模型:η=βη+Γζ+ζ

(2)

式中,ζ为外生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中只做原因的变量);η为内生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中除去外生潜变量之外的变量);X、Y分别为外生显变量(因子分析中生成外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内生显变量(因子分析中生成内生潜变量的观测变量);δ、ε分别为X、Y的误差项;Ax为外生显变量对外生潜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Ay为内生显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β为内生潜变量间的结构系数矩阵;Γ为外生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间的结构系数矩阵;ζ为结构模型残差。

2.3 变量选取

库区移民作为非自愿性移民,搬迁后面临社会重塑等问题,新环境中移民易遭受新的经济社会等风险,进一步导致心理风险。政府在非自愿移民搬迁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意志和政府政策对移民福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移民心理福祉指标的选择需考虑经济、社会、健康、政策等各层面因素。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自上而下选择能反映移民生活功能领域的多项指标,多层次、多维度表征移民心理福祉的影响因素。主要是:①心理福祉。心理福祉将个人积极与消极的情感、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作为基本目标与内容[25],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自身发展和境况的整体评价与感受。借鉴已有研究[26],选用生活适应度、幸福感知度和地位满意度表达主观心理福祉。②经济水平。经济水平是福祉的重要测量维度,广义的经济福祉被认定为与货币度量群组的满意感和不满意感[3],故本文选取家庭收入水平满意度作为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之一。也有研究指出,绝对收入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却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7],故本研究也选取与亲戚邻居家庭收入对比等指标对移民经济水平进行考量。③健康水平。我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五福”认为,“长寿康宁”是人们幸福生活的源泉[28],然而与理想生活追求不相匹配的是，由健康引起的各类问题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证明,健康受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29]。社会进步条件下的健康不单指没有疾病,因此对研究对象健康水平的测度不仅应考虑其身体健康状况,还需考虑心理健康状况。④居住环境。库区移民安置的终极追求是保障与改善水库移民和其他相关群体的福祉水平[30]。居住环境是实现移民安置并维系移民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移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次调研涉及住房面积、住房结构等客观条件和住房条件满意度、社会治安满意度、道路交通满意度等主观感知方面。⑤社会保障。随着三峡后续工作的开展,库区移民安置政策从重视国家工程建设向重视移民生产生活和后期扶持转变[23],库区移民多项补偿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其中,社会保障是维持移民基本生活水平的重要外生因素,是主观福祉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主要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等方面进行衡量。⑥政策条件。福祉经济学注重于评价经济制度和政策在福祉方面的效果[31]。在相关政策框架下,对移民制订配套的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措施是妥善解决涉及移民权益和稳定的累积性问题,是实现移民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劳动就业有着落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主要考虑政府对经济、环境、社会保障等维度的政策扶持力度,以探究其对移民心理福祉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在上述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图1):假设一——经济水平、居住环境、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政策条件皆对移民的心理福祉产生影响,且经济水平维度影响更加显著;假设二——政策条件既直接作用于移民的心理福祉,也通过影响经济水平、居住环境、健康水平、社会保障等内衍潜变量间接作用于移民的心理福祉;假设三——健康水平既直接作用于心理福祉,也通过影响经济水平间接作用于心理福祉。

图1 移民主观福祉假说模型表2 移民心理福祉观测变量及因子值

潜变量观测变量及定义符号因子值心理福祉(η1)生活适应度(5等级适应度评价)Y10.576幸福感知度(5等级感知度评价)Y20.604地位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30.620经济水平(η2)收入与亲戚相比(5等级感知度评价)Y40.703收入与预期相比(5等级感知度评价)Y50.602收入与邻居相比(5等级感知度评价)Y60.743收入水平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70.648健康水平(η3)做事是否轻松(是=1;否=0)Y80.651身体健康状况(5等级程度评价)Y90.701居住环境(η4)住房条件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100.596社会治安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110.632道路交通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120.696社会保障(η5)财政支持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130.572医保制度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140.872医疗条件满意度(5等级满意度评价)Y150.867政策条件(ζ)公共服务重视度(5等级程度评价)X10.736社会稳定重视度(5等级程度评价)X20.769社会保障重视度(5等级程度评价)X30.610就业培训重视度(5等级程度评价)X40.632

注:变量观测值数与本文有效样本数一致,均为304。

对指标体系中各项观测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观测因子,并结合指标数据的准确度和有效性最终确定能较好反映整体状况的19项观测指标(表2)。其中,包括生活适应度、收入水平满意度、住房条件满意度、财政支持满意度等15项内生观测变量(分别用Y1—Y15表示)和公共服务重视度、就业培训重视度等4项外生观测变量(分别用X1—X4表示),反映福祉的潜变量包括心理福祉、经济水平等5项内生潜变量(分别用η1—η5表示)和政策条件1项外生潜变量(用ζ表示)。

3 结果及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见,在心理福祉维度中,移民搬迁后的生活适应度贡献值最大,家庭幸福感知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也较高,表明主观感知角度的移民福祉值较大;在经济水平维度中,超过60%的移民表示家庭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持平,约1/3的移民对家庭收入较满意,年收入大于50000元的移民家庭有106户,占被访移民家庭总数的34.87%,而将家庭收入与亲戚、邻居收入进行横向对比时,1/2以上的移民则认为家庭收入处于一般水平;在健康水平维度中,极少数移民感到做事费力或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健康总体状况一般的移民占比最大;在居住环境维度中,移民对社会治安状况最为满意,对道路交通和住房条件满意度也较高,其中被访移民家庭住房多为砖混结构,家庭住房面积大于100m2的移民家庭有128户,占被访移民家庭总数的42.11%,住房条件较好;在社会保障维度中,因对当前医疗保障制度最为满意,而对当地政府财政支持(救助、补贴等)最不满意,保障制度有待改善;在政策条件维度中,移民认为当地政府对社会治安稳定状况最为重视,移民对当地治安状况持满意态度,表明政府在治安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移民也表示政府对就业培训重视程度不高,约40%移民认为政府对就业培训的重视程度一般。

3.2 模型结果分析

信度与效度检验:信度检验实质是对问卷测度问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本研究运用Cronbach′s α系数对样本原始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32,说明原始数据能反映主体特征真实度,样本具备较高可信度。效度是测度问题能准确有效反映所需测量变量的程度。本研究在相关研究综述及实地调研基础上,综合考虑移民心理福祉的多项影响因素,选取指标能够反映预期要求,逻辑效度较好。由模型拟合结果(表4)可知,在本研究相关适配度指标中,尽管模型显著性概率P<0.05,拒绝虚无假设,但CMIN/df=1.688<3.000，表明模型适配度较好;良性适配指标GFI、调整后适配指标AGFI和增值适配度指标CFI与IFI皆高于0.90的临界要求,表明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达到良性拟合;渐进残差均平方和平方根RMSEA<0.05,达到良性适配要求;而残差均平方和平方根RMR高于0.05最佳状态,主要原因是受观测变量测量尺度影响,数据大小不一致。整体而言,模型结构效度较好。

表3 移民心理福祉观测变量描述统计

注:Q为虚拟定性变量；D为虚拟二分变量。

表4 模型整体拟合情况检验

模型回归结果:经检验,模型中各指标峰度系数小于8,偏度系数小于3,符合正态分布。采用AMOS 24.0内设极大似然法对移民心理福祉相关变量进行参数值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在结构模型中,经济水平、健康水平、居住环境均对心理福祉产生影响,但显著性程度不同,其中经济水平对心理福祉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40,大于其他影响因素,表明经济水平对心理福祉的影响最为显著。与此相对应的是,健康水平和居住环境对心理福祉的影响较小,而社会保障和政策条件对心理福祉影响不显著,假设一部分成立;外衍潜变量政策条件虽然对心理福祉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对健康水平、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经济水平等内衍潜变量作用显著,政策条件通过作用于内衍潜变量对移民心理福祉产生间接影响,假设二成立;内衍潜变量健康水平对经济水平的作用显著,表明移民身体健康状态及心理健康状态是经济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健康状况通过影响经济水平间接作用于心理福祉,假设三成立。在测量模型中,“生活适应度←心理福祉、收入与亲戚相比←经济水平”等6项回归系数为系统固定值,无需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通过对其他14项观测变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其对潜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结果表明,除医疗条件满意度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稍弱外,其他观测变量皆对潜变量的影响显著,表明各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具有明显的表征作用。

表5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的显著性水平。临界值比率大于1.96,则该参数估计值达到P<0.05的显著性水平；临界值大于2.58,则达到P<0.01的显著性水平[26]。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从主观感知视角出发,构建了移民多维心理福祉指标体系,并运用SEM模型对移民心理福祉的复杂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①移民心理福祉受多维因素的共同影响,经济水平对心理福祉的影响最为显著。其中,相对收入水平是移民心理福祉的重要影响因素，健康水平和居住环境对心理福祉的影响较弱,而社会保障及政策条件对移民心理福祉的直接效应不显著。②政策条件虽然对移民心理福祉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其通过对居住环境、健康水平和社会保障的显著影响对心理福祉产生间接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条件对经济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需在就业培训工作开展上加大实施力度。③健康水平不仅对移民心理福祉具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对经济水平的显著影响对心理福祉产生间接影响。

4.2 讨论

要促进库区移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经济水平、健康水平、居住环境等多个维度,并重视政策实施与移民心理福祉的联系,通过政府政策的重点保障和全方位扶持增进移民心理福祉。因此，提出以下具体措施:①积极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路径,培育构建库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逐步实现“生态空间—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商品—生态产业”的演化,全面深入推进库区全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为库区可持续发展奠定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②加大就业培训力度,为移民提供信息获取渠道、就业指南等方面的便利服务,以培养移民就业技能、创业技能为重点,以提高移民职业技能及适应职业变化能力为目的,发挥政府组织作用,实现移民就业培训需求与培训资源的有效衔接。③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二是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完善新型农村基本医疗,建立以预防保健为重点的移民健康路径及福祉体系,鼓励发展补充医疗保险、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发现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度与移民家庭收入满意度的相关性可提高模型拟合度,说明移民家庭收入满意度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具有路径依赖性。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发展是通过人们自由和能力的扩展,使他们过上其珍视和有理由珍视的生活[32],其中“能力”扩展是增强福祉的内源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在能扩大人的自由、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才符合发展的本质。因此,政府应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保障移民基本生活素质和生存权利同时更加应着力于完善移民的能力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家庭结构具有维持家庭世系生产的指向更突出、代际影响传递效应传播范围更广等特点,通过“时间过程”载体,迁移事件逐渐显现出对移民及其后代的影响,沿着亲属网络、社会网络的传递通道推进迁移事件对移民与相关群体的多代追踪和跨代延续性福祉研究是未来的关注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