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悦

摘 要：“多数人暴政”是指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对少数人产生的政治压迫。即使是在19世纪即使是在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英国，体现为民族主义的“多数人暴政”同样存在，成为造成犹太民族悲惨遭遇的原因之一。同时代的哲学家密尔，在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修正上补充了“自由”与“个性”主要思想，政治上体现在他对于“多数人暴政”问题的思考，他提出调和个人与社会关系以区分民主与个人的界限的预防方法。

关键词：犹太人 民主 多数人暴政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由于密尔父亲的关系，密尔从小就受到边沁的关爱和影响，早年成为功利主义的信徒，但在1827年，他陷入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开始反思功利主义冰冷的理性主义，在孔德、托克维尔、洪堡等人的思想中汲取养分继承和修正边沁的功利主义，对“自由”和“正义”的含义进行了补充。

一、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一）修正的功利主义基础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同时也叫“功利论”、“功用主义”，它将一种行为的结果作为评判行为的标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伊比鸠鲁的享乐主义，英国哲学家边沁完善了整个理论，并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定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边沁看来，人的本性在于趋向幸福回避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是指社会当中大多数人的幸福得到满足。只要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多的快乐，就可以构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时，需要舍弃少数人的幸福来成全最大多人的最大幸福。与此同时，边沁的幸福是物质层面的，每个人的幸福可以凭强度（Intensity）、持续时间（Duration）、确定性（Probability）这三个标准被计算出来。从基本原则和幸福可以计算的观点，都可以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丧失了个人关怀的冰冷的理性主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密尔进行了理论的修改和完善，他认为快乐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肉体或者是物质上的快乐，另一种是精神上的快乐，即“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1]”。

（二）“多数人问题”和公众舆论

密尔对于个人自由地强调和保护在政治方面的体现在于他对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的“多数人暴政”的思考中，他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阶级立法表现为，在民主制中，立法机关作为“大多数人的统治，统治的权力受到地方或阶级利益的支配，不按照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无私关怀所要求的原则行事[2]。”第二种社会专制体现在一个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阶级利益与感情（即社會中盛行的观点、道德与情感）对少数人造成的压迫。19世纪英国犹太人主要遭受的便是第二种“社会暴政”。

“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人时，它的施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实在执行他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他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然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3]这种危险一直存在着，如大多数地区多数人的宗教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等情绪和偏见，这构成了对理智的个人和少数人的社会压迫，所以当一个社会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时，“多数人暴政”使得整个社会走向非理智状况。无独有偶，类似的社会暴政同样出现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党成为当时国会第一大党并导致后面的一党专政的很大原因便是当时相当多的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愚蠢拥护。

二、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时期的“多数人暴政”

（一）言论影响背景

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在演说词中指出：“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地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1689年权利法案第9条规定：“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自由或议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询问。”这条规定虽然是针对议员享有言论自由的特权，但这种议员的特权必然会扩展到普通人的言论自由。因此，英国成为十七世纪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政府滥用权力机会很少，如同密尔所言，在英国，“不大有实际执行起来以反对政治讨论的危险”，因为人们“不必顾虑政府”[4]。

（二）社会民众鼓吹反犹主义

1655年，米那西·本·以色列向克伦威尔请愿犹太人获得英国居住的权利然而在国务会议递交请愿书后，由于公众和会议代表的反对，克伦威尔关于此事的讨论会议被迫解散。1656年，英国官方才以默许的方式重新接纳犹太人。之后英国民众提出了各自的反对观点，大部分借助各自的宗教和商业目的。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背景中，公众舆论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即使是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犹太人解放运动依旧不能顺利。散布于英国各角落的反犹小册子歪曲了犹太人的嘴脸。英国政府则以默许的方式，允许犹太人在英国定居，但犹太人的生活时常遭到限制。18世纪，英国执政的辉格党人因为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发行了保护犹太人利益的《犹太法案》，以期帮助他们获得英国国籍。然后，反犹的小册子、报刊文章又开始纷纷砸向辉格党和犹太人。

三、预防“多数人暴政”

密尔把“多数暴政”分为阶级立法与社会专制两种形态。为了防止阶级立法，他提出比例代表制、财产与文化素质限制、复数投票制，这些方法扩大了人民的政治参与同时又缓和了扩大参与的负面效应。社会专制是造成19世纪英国犹太人解放运动的阻碍的原因之一。犹太人在历史上的悲惨遭遇有纷繁复杂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社会民众“暴政”中的民族主义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和经验表明，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不见得明智，但在民主逻辑的作用下，打着“民意”“公意”的旗号，再经过多数原则的粉饰，多数人的意见几乎无往不胜，成为社会民众的一种独裁。要解决“多数人暴政”的问题，首先要分清楚民主的边界，调和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否则，民主很容易变成专制。为预防“多数人暴政”，密尔提出的总原则是：利用法律的物质惩罚形式，或是利用公共舆论的道德形式，在个人独立与社会之间做出适当的调整。在《论自由》中，密尔强调了两个原则以区分个人独立和社会或国家：“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己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该改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5]同时密尔提倡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提升民智;个人生活方式应当多样化以克服工业时代的同质性;反对国家通过教育垄断的方式对人民灌输意识形态。

注 释

[1]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11.）

[2]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3页.

[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徐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四页

[4]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徐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徐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参考文献

[1]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M].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3页

[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11.

[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徐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页

[4] 孙敬奇.英国反犹主义演进（1881-1939）[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4：1-67

[5] 施雪华， 胡勇.近代西方“防止多数暴政”思想[J].政治文明， 2004， （3）： 31-36

[6] 张爱玲.浅谈民主与多数人暴政[J].企业导报， 2012， （10）： 28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