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蒙　王瑞钢

摘 要：张瑞图与董其昌、米万钟、邢侗并称“明末四家”，有“南张北董”之誉，对明末书法风格的变化具有深远影响。其典型代表作为草书，用笔方折，一意横撑，突破“二王”窠臼，继承创新，影响着晚明书法审美的变化。然因其依附阉党，身负污名，书法艺术被低估，是中国书法史上因人废书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张瑞图;草书;艺术评价

张瑞图草书《何景明清溪草堂诗》轴，丝质，纵222厘米，横49厘米，新乡市博物馆藏二级品。此轴以草书录明代何景明《清溪草堂》诗一首：“夜夜闻清濑，朝朝见碧浔。百年应有寄，终日自长吟。宿桨依沙树，开窗散渚禽。生涯众人事，不独爱幽深。”落款“果亭山人 瑞圖”，下钤两方朱文方印，上为“张瑞图印”，下为“大学士章”，无上款，无纪年。该草书用笔直折，结字刚硬，狂放奇崛，字距紧密但行距萧疏，又用笔画的拉伸打破字距紧密的压抑感，潇洒劲利，气势连绵，望之如急湍危石，纵横凌厉。何景明是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为文坛领袖，主张复古，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从目前留存的作品来看，张瑞图对“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的诗作多有偏爱，也常写杜诗，以及前人之诗，言心中之志。

1 张瑞图生平及书法风格

张瑞图（1570—1641），字无画，福建晋江县（今福建泉州）人，号长公、二水、芥子居士、果亭山人等，晚年居“白毫庵”，自署“白毫庵道者”或“白毫庵居士”。书风独特，与董其昌、米万钟、邢侗并称“明末四家”，有“南张北董”之誉，对明末书法风格的变化具有深远影响。张瑞图出身寒门，天资聪颖，38岁时得中进士，得殿试一甲第三名，官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礼部尚书入阁，达到仕途巅峰。其所处的晚明时期，国运凋敝，政治腐败，宦官魏忠贤专权。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建造生祠，熹宗御赐“普德”题额，魏忠贤邀张瑞图为碑文书丹。后阉党被清，思宗认为张瑞图“其善书，为魏党所好，而替魏党生祠之碑文书丹，其罪明矣”，张瑞图被划为“阉党”，为后人诟病。

张瑞图善书，尤以草书见长，流传草书作品较多也最具代表性，清人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称，“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结合张瑞图生平及留存的书法作品，其书法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天启元年（1621）以前，其书法处于摸索探求时期，代表作品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杜甫渼陂行诗卷》和台湾张伯谨所藏《杜甫秋兴诗卷》，此时期落款多用“二水”两字。第二阶段是从天启元年（1621）到崇祯元年（1628），纵牵横撑，书风渐成。此段时期正是张瑞图仕途春风得意之时，政治名望带动书法声名鹊起，求书者络绎不绝，非午夜不得休，这种应酬之作使张瑞图的书法技巧得到锤炼。第三阶段是崇祯二年（1629）以后，其书法自成一家。此时张瑞图已辞官归故里，却因“阉党”逆案牵连，被判入狱三年，后纳资赎罪为民。张瑞图隐居东湖，礼佛参禅，寄情书法，风格一改往日的凌冽，由淋漓纵横之势转向淡泊闲散，平直简略，多歌咏山水，描写隐居生活。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张瑞图草书《何景明清溪草堂诗》轴应为其书法的第二阶段作品。天启六年（1626）七月张瑞图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因而用“大学士章”。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崩，朱由检嗣皇帝位，九月张瑞图请辞未准，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经过数次请辞，终获准致仕。以常情揣测，请辞后要表明致仕的决心，应不会再使用与官职相关的“大学士章”，因而推测此轴应作于天启六年七月至天启七年九月之间。此时张瑞图身居高位，书风独特，求书者甚多，张瑞图“所书写的内容多为古人寄情山水、田园一类诗文……在落款习惯上，立轴一般只署姓名，极少纪年……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作品，除了对家乡的少数朋友与晚辈外，有上款的很少见，这大约是张瑞图在当时纷争混乱的官场中用以避嫌自保有意而为”[1]，此外“应可推想大量欠缺详细题跋（没有纪年）的作品，是张瑞图的应酬之作”[2]。由此推想，此轴应为张瑞图入阁之后、请辞之前的应酬之作，线条纵横交错，侧锋入笔狂放奇崛，字里行间锋芒毕露。

2 张瑞图对晚明巨轴行草的影响

顾名思义，巨轴行草指的是巨幅轴类行草书作品。明代李贽“童心说”、公安学派“性灵说”等学说促进了个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巨轴行草为书者挥毫泼墨、抒发性情提供了更自由的形式，加之明代建筑与家具的发展，为巨轴行草的悬挂欣赏提供了空间可能性。明代万历之后，巨轴行草集中大规模出现，“标志着书法史上‘三大转变共时空、具整合性质的确立，‘三大转变即案头品→壁上观、小字→大字、坐书→立书的转变”[3]。

学界通常将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当作一个整体看待，以此来阐述巨轴行草发展完善的始末。徐渭是靠一种近于狂乱、迅疾的激情式用笔完成巨轴气势的连贯[4]，不以“法”而以“神”胜。至王铎已彻底解决巨轴作品中的笔力问题，并著《书丹》一文阐释自己奇特矛盾的美学，其中有关于草书的著述。而张瑞图正是其中的转折点。王铎比张瑞图小22岁，王铎踏入官场之时，张瑞图正值书风大盛且仕途巅峰之际，很难想象王铎没有受到张瑞图狂怪书风的影响。

在张瑞图之前的明代中期，文征明等书家已有巨轴作品存世，然而“尺牍翰札中微妙而精致的用笔方法，在扩大中有所减弱”，因此笔力显得拖沓迟缓。张瑞图对巨轴行草的贡献在于其笔法的转换解决了巨轴作品中用笔空乏的问题。张瑞图行草用笔刚硬直折，字体结构一意横撑，变“掌指”为“指肘腕臂”用笔法，“通过肘臂的牵动在转折时化圆为方，以此克服大字快写行笔中笔锋转换难题”[5]，实现向中锋调整的目的。而其因快写所带来筋骨外露的问题，其后的王铎等人通过用墨的浓淡变化、用笔的迅疾迟涩等予以完善，可以说，张瑞图是晚明巨轴行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

3 张瑞图书法评价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晚明张瑞图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瑞图对晚明书法的贡献，一方面在于对传统书法的继承和创造，且创造多于继承，在“二王”基础上变转为折形成异于传统的书风;另一方面在于用笔的方式解决了巨轴行草笔力空乏的问题，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形式。从书法层面，张瑞图无愧于“其字天下奇”的称号。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品与人品不可分割，所谓“德艺双馨”，甚至人品在前，被列入“阉党”一事成为张瑞图的政治污点，在后世品评中波及到其书法的定位，毁誉参半，实难公允。

张瑞图有大量的应酬之作，从某种意义来讲，为魏忠贤书丹未尝不是一种应酬与妥协，由此能看出张瑞图性格的软弱及官场之中明哲保身的态度。但并不能说明其人品低劣，且也应看到张瑞图在阉党黑暗政治中的极力斡旋[6]。因此，对张瑞图依附阉党一案给其书法带来的影响，我们还需重新定位。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告诫二子的《诫当阳公大心书》中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也正是张瑞图人生际遇的写照以及对后人的警示。■

参考文献

[1]刘恒.张瑞图其人其书[J].收藏家，2002（12）：47.

[2]张惠仪.1622年的张瑞图与《汉京篇》汉京篇[J].中国书画，2014（11）：21.

[3]张爱国.高堂大轴与明人行草[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3）：78.

[4]徐东树.晚明巨轴行草成熟的转折点——张瑞图书法艺术的历史意义[J].东方收藏，2011（6）：20.

[5]徐东树.晚明巨轴行草成熟的转折点——张瑞图书法艺术的历史意义[J].东方收藏，2011（6）：25.

[6]蔡清德.其字天下奇 其人姑置之——张瑞图书法及人生际遇再认识兼论人品与书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