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

基因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具有“两低一高”的特点：医学必要性低、技术可控性低、群体危害性高。绝大多数病人家庭无需基因编辑，只需通过基因测序后进行受精卵的选择就可以做到，且副作用更小。基因编辑技术非常容易，所以很多人能够做，学生物的本科生就可能到县医院做。而选择改变什么性状、改变什么基因以及改变多少基因，很难取得共识，由此会导致一片混乱。一旦允许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就很难阻止大规模改变人类基因的问题，而且少数人决定的基因编辑后果将会扩散到整个人群，这样就会带来人类的灾难。突发事件已经表明，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仅仅依赖科研人员的自律是不够的，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否则基因编辑技术滥用的后果是科技工作者个人、国家乃至人类都难以承受的。

现在国内外讨论大多集中于基因编辑产出的婴儿个人安全问题，包括黑箱操作、质量低劣、缺乏基本的动物研究背景就极快地用人做试验等，这些讨论其实漏洞百出。个人安全固然重要，但还有更大的问题：改变体细胞的基因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而改变生殖细胞基因是群体和人类的问题，前者可以由个人和家庭决定，后者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规范。

自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以来的150多年，经过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基因分析和基因操纵为主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早已走出实验室被广泛应用。

对于基因的操纵，科学家早期只能在细菌身上进行，如把人的胰岛素基因克隆到无致病性的细菌中，让后者为人类生产蛋白质药物。随后基因操作技术逐渐发展，可在其他物种中进行，如1987年美国科学家卡佩奇等人发明了基因敲除小鼠的方法，对生物学的研究带来很大推动。其中，CRISPR/Cas9技术很快就被生物领域的众多实验室有效地用于多种生物，简单而高效，一般生物学研究生都能很快上手，而且成为培训本科生的实验方法之一。

以前的方法只能在很少的生物中应用，所以不用担心，只有比较专业的人才能用，但CRISPR/Cas9的有效性和便利性给这种状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长期以来，科学界知道新的科学技术不能用于人类生殖细胞，特别是不能产出婴儿。因为历史和发展的原因，基因编辑依法管理是弱项。CRISPR/Cas9基因编辑方法的简易，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经过一个医院同意后，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了基因编辑。他们显然不清楚國际科学界的顾虑，而把研究文章当成突破性成果寄给顶级杂志。该杂志因伦理问题而拒稿，但在中国出版和主编的英文杂志《蛋白质和细胞》却决定发表。这一情况当即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停薪留职、在外开公司的贺建奎对媒体宣布，他不仅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了基因编辑，而且产出了一对婴儿。消息传出，有些国内主流媒体作为科技突破来发表消息，国内外科学界对此却纷纷质疑。

基因编辑技术门槛低，如果不及时制止，就有泛滥的可能。推动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很可能目标不限于疾病，还可能关注人类如何增强肌肉、提高运动能力等等，这样才有非常广泛的市场。所以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问题，背后是商业推广大规模基因编辑的问题，这一问题带来的风险，远高于少数人因为个人目标而进行基因编辑带来的个人安全性风险。（摘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编辑 王若宇 21846888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