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

摘要：只有对翻译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指导正确的翻译实践。本文以打击乐文献翻译为切入点，拟通过翻译目的、内容选取、翻译过程及译者素养四个方面来阐释对音乐文献翻译的认识，从而得出“人类因为交流而需要翻译活动来使语言不通的主体达到互明其意的目的;翻译选取的内容所具备的价值;翻译过程包括‘提取‘重建‘再表达;译者必须广泛涉猎各领域知识，并且至少精通某一领域”。

关键词：翻译   内容   过程   译者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4-0178-03

翻译活动自古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各国通过这座“桥梁”互通有无，从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若是没有这座“桥梁”，各国就如与世隔绝的孤岛一般，封闭落后。随着时代发展，地理隔阂弱化，信息技术进步，世界成了“地球村”，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尽知天下事。跨国交流成为当今世界的常态，其交流频率之高、涉及领域之广、翻译难度之大，对译者素养的要求与日俱增，因此，译者依据其从事的领域不同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划分，如文学、政治、法律与艺术等。数十年器乐学习经历使得笔者对音乐领域相对熟悉，故本文以打击乐相关文献翻译为切入点，结合音乐艺术领域特点以及相关翻译理论与实践，从四个方面阐释对音乐文献翻译的认识，包括：翻译目的、内容选取、翻译过程、译者素养。

一、翻译目的

翻译的目的是交流，且其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人类自发地对交流的需求。“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①，若“工具”不同，那么就先要统一“工具”，即通过翻译完成语言间的转换，以达互明其意之目的。诚然，学习新语言也能达到“互明其意”，但绝非易事，更何况人的寿命与精力有限，语言数量众多，故企图通过掌握所有语言来替代翻译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季羡林先生曾写到“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因此，从现实情况看，整个人类群体的相互交流必然需要翻译活动支撑。

翻译活动促进文化发展，其在吸取先进经验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举一个植物界的现象——杂种优势，即通过杂交手段来吸收别种的优秀性状，形成新的优势种②。如将此类比到人类世界中，不同的文化通过翻译活动进行“杂交”，进而使各文化都能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性状”，并以此来改造、发展自身。季羡林先生把中国文化比成河流，“之所以上下五千年没有枯竭，就是因为有外来的“水”注入”。上述两种比喻均强调了翻译活动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中国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就是明证”。

此外，现代世界的地理隔阂因科技发展而减弱，文化交流频繁。翻译活动的进一步活跃是世界潮流之所向，历史发展之必然。以我国打击乐相关文献为例，无论是中国传统打击乐相关文献，还是西洋打击乐相关文献的译入，因其数量上不足，导致其质量堪忧。以笔者愚见，在打击乐领域文献匮乏的情况下，可通过翻译直接引入他国已有成果，并将其化为己用，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发展将会事半功倍。另外，还可将中国传统打击乐相关文献译出，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弘扬，这有利于我国的文化自信。

二、内容选取

翻译内容是体现翻译目的的物质媒介，目的不同，则内容选取也会有区别。笔者认为译者选取内容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为物质性目的;二为精神性目的。

以物质性目的为出发点进行内容选取，这一方面应由市场来调节，此时，翻译是用来换取物质报酬的一种劳动。译者进行的翻译活动为读者提供的是一项“搬運服务”，即将源语言文本所传达的内容“搬运”至目的语之中，这大大节省了读者阅读原文的时间，译者以此获取报酬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鲁迅先生曾说：“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是一种财富”。所以，一部分商业化的翻译活动应顺应市场需求。以音乐领域为例，在译入西方打击乐各类教程的选择时，可以选取市场认可度高且需求相对较多的教材来进行翻译，其他的小众理论和边缘风格的译入则可以放在之后进行。

精神性目的，即并非图求物质回报的翻译活动。这种情况下所选取的内容则为符合其本人、或是其所处团体、社会，乃至国家所需的内容。如严复选择《天演论》的目的就是“通过进化论的译介，既告诉国人有‘不适者亡' 的危险，又号召人民奋发图存， 自强保种” 。那么，在打击乐领域，我国的各地的锣鼓乐极其丰富且充满深厚的文化底蕴，译出这些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弘扬我国的文化，有利于建立我国的文化自信。以笔者之见，越传统、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越应该外译，如戏曲锣鼓，地方锣鼓等。

三、翻译过程

翻译是将一种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方式及过程转换成另外一种认知世界和表达方式及过程。翻译的过程包含“提取”“重建”“表达”三部分。

“提取”，即提取源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包括表层信息和里层信息，甚至可能包括结构。由于源语言的表达可能将表面信息与里层信息统一，但目的语却不一定，故对源语言所传达的表层信息和里层信息必须同时把握，例如各语言中双关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若“提取”源语言时不充分，在目的语中就不能正确“重建”源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源语言的结构可能会一并“提取”。如许渊冲先生认为翻译诗歌应在“意美”“音美”的前提下保持“形美”。这里的“形美”指的就是结构，只有具备诗的结构，才能称之为诗。

“重建”，即重新加工从源语言中“提取”的信息，使其在目的语中传达同样的信息。语言之所以不通，是因为文化的差异。“重建”的核心任务是消除或弱化这种差异，让源语言信息转换成目的语时，依然有意义。例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架子鼓”的源语言为“drum set”“drum kit”，其原意指多个鼓组成的一整套设备，强调的是“一套设备”。中文译名若延续原意，将得出类似“套鼓”或“鼓组”的译名。但因中国的锣鼓十分丰富，相当普及，所以“套鼓”和“鼓组”在中文里的分辨性就不高，会产生歧义。所以，中国的乐手通过其形制中运用大量支架这一点，采用汉语表达习惯，为其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架子鼓”。这一过程中判断“套鼓”和“鼓组”是否能在中文中传达出相同意义的过程就是“重建”。

“表达”，即将“重建”后的信息用合乎目的语的规则表达出来。例如上述例子中“鼓”和“架子”组合成“架子鼓”而不是“鼓架子”，就是符合汉语的表达规则，即严复先生所提出的“信”“达”“雅”之中的“达”。

“提取、重建、表达”只是翻译活动的大体轮廓。在具体实践中，诸如“信、达、雅”“三美原则”以及“归化、异化”等策略及方法十分复杂，需要译者持续学习与探索。

四、译者素养

因翻译活动跨文化的特性，译者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知识，并至少熟知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如政治、经济或医学等。

通过区别翻译内容的选取，可将译者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翻译客观性内容的译者;二是翻译主观性内容的译者。客观性内容，指一些以表现客观事实为主，不带或略带感情色彩，符合所处时代通用的表达规范，这些内容让机器来译，辅以译者校准。主观性内容，指一些以表现主观思想为主，带有感情色彩，不符合该时代通用的表达规范，不具有一定标准格式的内容，这些内容由译者来译。

在笔者所处的时代，一些简单内容已经能让机器代译，相信将来的机器一定能够代替人类完成客观性内容的翻译，但机器翻译必须依靠大量译者参与构建。以下的几点是必须具备的：1.客观内容所涉及领域已有成型完备的数据库，包括术语库、词汇库和惯用表达等;2.语言是发展的，所以持续更新语料库需要大量的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3.科学技术的支持。在音乐文献方面，诸如基本乐理、和声学、配器法等音乐理论可采用机器翻译加人工校对的模式。因为这类文本通常具有较强逻辑性描述，用词简练，定义明确，少用或不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打击乐领域的一些乐器形制介绍、演奏的技术方法、音乐风格概览等也可采用这一方法。

翻译主观性内容的译者，更像是艺术家。因为这种内容的翻译过程中带有主观性因素和创造性发挥，且通常涉及某一领域大量的专业背景知识及感性因素，因此，必须“专人专项”的从事翻译活动。例如音乐领域就需要音乐翻译，文学领域就需要文学翻译，此二者虽均为翻译，但所需语言功底之外的能力却大相径庭。此外，音乐与文学这两个词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庞大，所以在音乐之中可能还会继续细分为专译器乐或声乐内容，文学之中分为专译诗歌的译者和专译小说的译者等。总之，译者必须对其翻译内容相关的领域十分熟悉。

简言之，译者的语言能力是第一位，以客观性内容的翻译训练技能，辅以某一具体领域的相关知识培训，之后再进行具体领域的翻译训练。以音乐文献翻译为例，除了扎实的双语能力，还必须熟悉基本的音乐常识，若是辅以专业音乐理论知识或是演奏技术则更是锦上添花。译者应该做到术业有专攻，这样的译者才能做到语言功底扎实，专业知识丰富，在从事具体翻译活动时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活动可使语言不通的主体互明其意，通过这样的交流互通有无，进而促进文化的发展。翻译内容的选取一部分由市场调节，一部分根据译者自身的兴趣、擅长领域以及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的过程包括“提取”“重建”“再表达”三个步骤。译者必须做到知识面广泛某且具有至少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最好是相关从业人员，这样才能够准确无误的传递信息，更加精确、高效的完成翻译，体现翻译的价值。

注释：

①列宁，1914年《論民主自决权》。

②植物群落各层次中占优势的植物，即在数量、体积和群落学作用上最为重要的物种。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典藏本[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2]王克非.近代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4（06）：460.

[3]许钧.翻译价值简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1）：35-39.

[4]潘文国.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33（01）：97-108.

[5]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许渊冲.三谈“意美、音美、形美”[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02）：70.

[7]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