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东，马晓羽，金冬梅，陈 凤，毛郑霞，张 璇，张君芳，蒙荣钦△

(1.三六三医院肿瘤科，成都 610041;2.西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3.三六三医院科教部，成都 610041)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最重要的疾病之一，目前是第二大死亡原因[1]。虽然，我国恶性肿瘤治疗后5年生存率从30.9%增加到40.5%[2]，但是仅2015年恶性肿瘤死亡病例数为2 814 000例[3]。面临数量庞大死亡患者，这些患者的治疗决策，尤其是死亡前决策需要关注。

临床决策模式包括家长式决策、知情决策和共同决策，医患共同决策是基本原则[4-5]。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影响，家长式决策曾经处于主导地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知情决策和共同决策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晚期癌症患者，尤其临终患者，知情决策和共同决策很难实现。是否给予临终抢救时，医生和家属均面临两难的选择。医生是选择尊重患者无痛苦、有尊严地死去的意愿? 还是坚持“救死扶伤”的初衷，持续延长患者无质量的生命?当一位生命垂危又饱受痛苦的患者签署生前预嘱，对医生表示放弃治疗的想法时，倘若医生尊重患者的意愿，就等同于变相的谋杀。若家属追究，引起法律纠纷，医生便会“惹祸上身”。在当前情况下，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临终患者的“善终”愿望更难实现[6]。所以本研究拟回顾性分析三六三医院肿瘤科死亡患者及家属对临终抢救的态度及影响临终抢救决策的相关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纳入、排除标准 回顾性分析了三六三医院肿瘤科2010年10月27日至2017年12月12 日死亡的493例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