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内，近500个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疗，他们平均背负1.5条人命，最多的杀了7人。这些精神病人出现幻觉、幻听后，变得烦躁、不安，然后杀了身边的人，他们的伤害对象主要是近亲属。

有些精神病“犯人”，经医疗机构诊断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标准，但或因家属不愿接收，或因法院不批准，无法重返社会。

法学家黄捷：现有法律条文的模糊造成了公安与法院的博弈，公安认为只要病情稳定并有监护人的病人就可以出所，法院在决定时则更为慎重，担心被追责。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发自湖南长沙、岳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全思凝

生平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47岁的邬辰有些紧张，身体偶尔会不由自主地抖动。

2019年4月20日，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下称“强疗所”）内，邬辰的精神看起来不错，昂着头，微微佝着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说话很连贯，但一谈起他的大女儿，笑容就迅速消失。

与女儿之间的隔阂产生于十年前。2009年的一天，因精神病发作，邬辰在老家湖南临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案发后，他先是被公安机关送到湖南安江精神病监护所（下称“监护所”），后被移送到位于湖南平江县的湖南省强疗所接受治疗，从此“失去自由”。十年来，大女儿只看过他一次。

湖南省强疗所内，还有近500个和邬辰一样的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疗，他们平均背负1.5条人命，最多的杀了7人。

和一般精神病医院不一样，强制医疗所隶属公安机关，只收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不过在2011年以前，收治场所隶属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移送收治对象，2013修改后的刑诉法生效后，由法院决定收治对象。

被收治的精神病“犯人”，有些经医疗机构诊断已达到解除强制医疗标准，但家属不愿接收，只能继续待在里面，邬辰就是一例，有的则因为原法院不批准出所，亦无法重返社会。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委托鉴定后认为可以出所的有100多人，但2018年出去的仅有13人。“积压”的精神病“犯人”正越来越多。

“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很担心这里可能会成为养老院。”湖南强疗所所长雷景群有些无奈，他们正努力与上级沟通，希望能从制度上解决“出不去”的难题。

“终究会有个疙瘩”

邬辰杀死妻子那年，他的大女儿14岁，父女再次相见时，女儿已经22岁。

那是2017年底，陪女儿到强疗所的，还有邬辰的哥哥邬浩。在邬浩的描述中，两人见面时，邬辰眉头紧锁，痛苦写在脸上，庞大的身躯缩在椅子里，他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对不起，我杀了你妈妈。”女儿转身抹去眼角的泪水，没有作任何回应。

像邬辰这样哀求亲属原谅的场景在湖南省强疗所经常出现。见多了，强疗所管教大队队长魏朝辉发现背后的不幸往往也相似：这些精神病人出现幻觉、幻听后，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将身边的人杀了。“他们的伤害对象主要是近亲属。”魏朝辉分析，全所有近四分之一的患者，在他们进去后，家属从没有探望过，这（伤害近亲属）也是主要原因。

“谅解哪有那么简单，终究会有个疙瘩。”2019年4月21晚，邬浩说邬辰的大女儿在长沙工作，他也很难联系上。

家里的不幸发生3年之后，2012年，邬浩才得知弟弟邬辰的消息。案发后，邬辰被收治到湖南怀化的监护所，1982年开始，那里一直是湖南省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地方，由司法部门管理。

2011年，前述群体的收治工作划归公安机关，监护所里包括邬辰在内的305名病人由湖南省安康医院接收，他们曾因杀人或者伤人致死被送往监护所治疗，但未经法院决定。

两年后，收治程序发生了变化，须由法院决定。

根据修订后的刑诉法，强制医疗程序在2013年正式启动。强制医疗针对的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一旦实施暴力行为，并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经法院决定，会让他们与社会隔离并接受治疗。同年，湖南省安康医院更名为湖南省强制医疗所。

医院更名之后，邬辰感受到了康复环境的改善。他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康复区内度过，那是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吃饭、睡觉、治疗、活动都在里面完成。出于安全考虑，从病房通往外面的几十米过道上设置了两道铁门，每道门都需要指纹和密码同时匹配才能打开。

随时随地，病人都处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他们从来不能单独行动。平时，他们可以看电视，但只能看中央电视台一套和音乐频道的节目。

对病人们来说，2013年是个分水岭。2013年之后被收治的精神病人，由于入所经过了法院，解除强制治疗也须经过法院决定。

从怀化转移入所的305人，收治没有经过法院，他们要重返社会也不需经过法院决定。而是先由医疗所的合作单位平江县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断评估，管教科再结合病人日常评估情况提出拟出所名单，名单确定后，主管民警会通知出所病人亲属和原办案公安机关。

邬辰在2018年下半年被诊断可以出所。当时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回家，觉得只有离开强疗所，在生活中弥补自己的过错，大女儿才会放下芥蒂。但他发现，因为女儿不肯接纳，自己连出所接近她的机会都没有。

2017年那次见面以后，最近一次听到大女儿的声音，是在2018年的某天。那天傍晚，邬辰拨通了电话，女儿说她在长沙。

“你怎么还不叫我爸？”邬辰有些沮丧。大女儿愣了一下，在电话里轻轻地叫了声“爸”，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此后，父女俩再未联系过。

谁能保证出去后不再杀人？

进所时间比邬辰更早的李昊，2008年因精神病发作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比邬辰幸运的是，李昊得到了哥哥和姐姐的谅解，但要想重返社会也不容易，因为他无法保证自己出去以后不再犯病杀人。

他几次跟哥哥提了要出去的想法，但哥哥李天还是感到担心。2019年4月21晚，李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疑虑从未打消，尽管湖南省强疗所对他说过弟弟病情已稳定，可以出所，“但谁来保证他不再闯祸甚至杀人呢？”

谁也不敢保证，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医院。“什么人没有风险？即便普通人出狱后都还可能再犯罪。”湖南省强疗所一位精神科医生感到不解，“难道要关他们一辈子？”

“这些达到出所条件的病人，只要能够坚持按时吃药，危害社会的风险会很小。”在湖南省强疗所副所长姜胜利的印象中，只有极个别的精神病人出所后会再肇事肇祸。

但仅是监督他们吃药就让许多监护人为难。李天说他自己有家庭，现在深圳打工，两个姐姐同样都在外省为生活奔波，“你说我们这样忙，又不在身边，怎么监督他吃药？”

“何况还有后续的复查，那意味着花钱。”李天进一步解释，贫困始终困扰着他们一家，也阻碍着李昊的回归。湖南湘雅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向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精神病人要维持病情稳定和基本生活费用，每年的成本在两万到三万元左右，“倘若患上其它疾病，费用还将直线上涨”。

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监护人即便有能力看管，也不愿意接病人回家。“接回去既要花钱，还要担心他们再犯。”管教大队民警钟劲东认为这是亲属感到最无奈的地方，“而在这里亲属不用花一分钱”。

即便有亲属愿意看管，病人回家的路上还有另一道不好迈过的坎。

根据《国家公共基本卫生服务规范》要求，精神病人所在的村或居委会、派出所以及当地卫生部门必须对其实行跟踪、严密监控。

湖南省强疗所所长雷景群在各地调研时，经常有地方干部央求他不要将病人送回去，因为上级要考核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情况，民警不得不到村里一处一处地找，然后拍照发给考核部门，“本来警力就不够，他们还要干其它活，自然不乐意”。

2018年11月，“强制医疗后出所难”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参加了此次会议，他曾听到某政府官员说过这样的话：“照顾精神病人既是政治压力，也是经济压力，出了事是要负责的，所以宁可让他们在湖南省强疗所待着。”

“可判可不判， 普遍选择不判”

作为2013年强制医院制度实施后入所的病人，陈强被收治是经过法院决定的，但在湖南省强疗所作出“适宜出院”的评估一年后，法院仍没有解除对他的强制医疗。

2015年，28岁的陈强因精神病发作持刀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长沙岳麓区法院决定对其进行强制治疗。当年11月17日，陈强被送到了强疗所。

父亲陈国几乎每个月都会去看陈强。2018年初，他感觉儿子的状况已有所好转，于是向法院提出了解除强制医疗申请。

强疗所根据法院的要求，委托医院诊断，并出具了诊断评估表，显示陈强为“抑郁症，有部分自知能力……无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和风险”。

带着诊断评估表，办案法官专程从长沙去了120多公里外的强疗所，会见了陈强及其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表示可以出所，但出所后需有人看管。

会见之后，法院再次委托湖南湘雅第二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陈强进行鉴定，结论仍是有抑郁症，但在有人监管和服药的情况下，危险性评估为2级以下。“这属于低风险，社会中多数精神病人是这种情况。”一位精神科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而法院认为陈强仍有一定暴力倾向，需有人看管和坚持服药治疗，而其父陈国的看管能力欠佳，出院后人身危险性无法排除，应当继续对陈强进行强制治疗。

对这起案件，湖南省强疗所所长雷景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省内各法院法官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标准各异，最终导致相似的案情得出不同的结论。2019年4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岳麓区法院，办案法官拒绝接受采访。

“如果是我来判，我可能会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2019年4月22日，看过陈强的案情后，平江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王晚东说。在他看来，当时湖南省强疗所已经给出了“适宜出院”的评估，没有必要再去找其他鉴定机构。

据王晚东介绍，平江县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和长沙岳麓区法院一致，需要会见强制医疗对象、家属、检察官和湖南省强疗所的代表，征询意见。

他的看法是，在现实环境下，这种可判可不判的案例，法官普遍会选择不判。“因为得考虑社会稳定。”湖南另外一名审理过解除强制医疗案件的县级法院法官就明确表达了顾虑：“如果从我手中解除的对象再次犯案，法院怎么担得起这份责任？”

法学家黄捷认为，现有法律条文的模糊造成了公安与法院的博弈：公安认为只要病情稳定并有监护人的病人就可以出所，法院在决定时则更为慎重，担心被追责。

陈强的父亲陈国目前正在准备第二次申请。“法律并未规定两次申请要间隔多久，但我们所每半年作一次全面检查，等检查结果出来再看吧。”强疗所内负责陈强病区的警官邓菊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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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8年以上者占46%

“还是要让能够重返社会的病人出所。”湖南省强疗所政治部主任梁凯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其他精神病人能进去的前提。

2018年，湖南省各级法院共作出了八十多份强制医疗决定，实际进入湖南省强疗所的只有三十多人。没能进去的，一部分由于公安还没移送，小部分因患有传染病、严重疾病而不予收治。强疗所所长雷景群说了句实话：“我们剩下的空余床位不到30张，就是他们进来我们也收不下。”

湖南省强疗所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消化“积压”的精神病人。该所收治的病人中，住所8年以上的占46%，进去时间最长的杨任安，从1982年被送进怀化的监护所算起，已经待了37年，他的病情稳定后本可出院，但找不到家属，出所之事只能无限期搁置。

年龄最大的病人吴福现年81岁，他在2014年杀了妻子，后被送进湖南省强疗所。如今，吴福的病情早已稳定，但亲属担心他出去之后再发病，也不愿接其回家。“他都被抢救过一两次了，哪还有能力危害他人。”梁凯苦笑道。

“不仅湖南一省的病人被积压，这也是多数省份面临的难处。”梁凯去外省调研后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

西安市公安局强制医疗科副科长王育鹏对此种处境深有感触，他们近年收治的强制医疗对象近140人，法院同期解除的强制医疗收治对象仅有10人，“明显供不应求。”王育鹏说，“若进、出困难长期存在，强制医疗的压力会变大。”

2018年之后，湖南省强疗所的压力明显增加。按照湖南省公安厅的要求，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对强制医疗对象要做到应收尽收，而此前只收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放火造成重大损失这三类。

有五百余张床位的湖南省强疗所，即便以后扩充到最大容量也不过1000个床位，若只进不出，收治工作还是难以为继，甚至可能因为警力不够带来危险。目前，医疗所在编民警21位，与精神病人的数量配比约为0.04∶1。

一种思路是，让市州的强制医疗点加大收治力度。但2018年下半年，湖南省强疗所走访全省13个市州（长沙除外）时发现，多数医疗点经费少、床位少，医疗资源不足，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的状态，他们用“名存实亡”来形容。

“对这个群体的处置还有争议”

湖南省强疗所从2017年就已经在寻找解决“出所难”的办法。当年，湖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许显辉提出要把湖南省强制医疗所打造成为全国标兵所。

所长雷景群早就意识到，扩建或增加医疗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建立一个强疗所需投资上亿元，建成后省财政每年还要拨付1500多万元。

不断论证后，强疗所领导层形成了共识：关键要解决病人出去后的保障问题，但这“非公安一家之责，也非公安一家所能为”。

在许显辉的支持下，湖南省强疗所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强制医疗工作的意见》，这份本应以省公安厅名义发出然后由省政府办公厅转发至各部门的意见，已以省政府办的名义下发至财政、人社、医保、民政、卫建等部门征求建议，正式文件尚未形成。

起草意见时，强疗所将“积压”的病人分成三类：没有监护人或监护人缺乏监管能力的；家庭贫困的；强制医疗解除难的。再根据不同类别所面临的问题详细列举了各部门的职责。

对没有监护人或监护人缺乏监管能力的，强疗所打算与四五个市的公立医院合作，将医院作为湖南省强疗所的继续康复片区安置病人。

按照设想，这些人所需治疗费用由医疗所通过医保解决，差额部分由病人所在市州政府分担。梁凯的分析是，倘若省医保局同意提高医保标准，那么市州政府所承担的金额就会变少，同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但“碰壁”在所难免，被征求建议的部门反对声音不小。湖南医保局一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意见建议医保费用从现在的每天80元提高到120元，增加的幅度过大，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医保局另一名科级干部进一步解释，如果只是湖南省强疗所内近500名病人每天增加40元，一年下来也不过700多万，省医保局的压力并不大。“但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这500人，而是全省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

至于家庭贫困的病人，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希望湖南省政府能够推动各地民政、卫生部门分别为这些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并完善社区卫生服务。

最难办的是因法院不解除而无法出所的那部分人。湖南省强疗所呼吁尽快出台《强制医疗所条例》。国务院曾在2016年公布了公安部起草的《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两年半已过，条例依然“难产”。“原因在于对这个群体的处置还有争议。”黄捷说。

如何解决积压的精神病“犯人”？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各地做法不尽相同，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一方面问题本来并不突出，欠发达地区暂时只好通过增加床位或者把他们安置在一般的精神病医院进行管理。西安市公安局的王育鹏介绍，他们科室正逐步清退2013年以前收治的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以腾出床位。“主要是做家属的工作。”

湖南湘雅二院精神科主任王小平认为，长久之计还是应搭建起以家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的社区康复体系。他举例说，解除强制医疗的人出所后可以被送往社区接受护理和康复。“国外多采用这种‘社区康复模式，像美国就有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和社区治疗康复团队提供服务。”

法官王晚东也赞同这种做法，他建议中国需要有类似社区戒毒或社区矫正的精神病人康复社区，在社区内可以整合家庭、公安以及卫生、民政等力量和资源，“这样我们解除强制医疗时才会心里有底”。

（文中病人及其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