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弋舟似乎是70后作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他善于写城市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他笔下的人们似乎都来自于相似的城市、相似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活方式、相似的喜怒哀乐。但剥离了这些表面现象后，显微镜下的人们真的如此吗？弋舟所要探寻的正是在这各种各样的相似性下每个个体存在的獨立性与意义所在。在这些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从何而来，又该去向何方？就像王小波曾说的那样：“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这些孤独者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琐碎的生活，就像小说的文本最终也回到了弋舟所提出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生而为人，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平庸。

关键词：弋舟 城市 逃离 现实与梦想

《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是弋舟新近创作的短篇小说之一，最初发表于《收获》杂志2018年第1期上，是其《丁酉故事集》中的一篇。它以一个中年男人的内心独白为主要叙述方式，讲述了由于一只血统名贵的美短猫失踪而引起的一系列“蝴蝶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世俗化转型，大众文化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占据了主导位置。在今天的社会，人们逐渐用更加通俗的大众娱乐、消费符号等包装而成的文化取代了之前的精英文化，由此而催生出了不一样的城市主流文学写作方式。与众多新生代作家直接呈现城市文化的颓败景观不同，弋舟正是善于写这一类城市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主要通过精神记忆与现实境遇的对比表达其立场。

在这篇小说中，弋舟所描绘的整个城市似乎都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一切看似都来自于我们身边最稀松平常的景物，但又无法让人看得透彻。身处于这世界中的“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艺、油腻，还是孤独、颓废？人到中年，一事无成，由于对世俗意义上拥有大量财富等相关类型的成功提不起兴趣，常年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就是“我”这样一个世俗意义下的失败者形象却意外从过早离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北京天通苑一套大房子。“一百七十多平，所有手续办下来，不到四十万。如今，天通苑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区内有几十趟公交，三个地铁站。”同时，还有固定的女朋友“小邵”，也有一定数量的存款，不用担心生计，是典型的“新型房奴”式人物，这同时也不失为是我们现代大多数人同样的精神状态。时代的浮华与失速，让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观望中焦虑、麻木又无所适从。

即便是这样一个“我”，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我”还会拜读萨尔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也会在闲暇之时夹着它出现在蛋糕店里。而且，像“我”这样的“单兵”也并不孤独，在天通苑某一扇小区住户的门内，也还有着类似呼应“我”的阅读巴别尔的另一个“单兵”。看似“我们”每天都在浑浑噩噩地“蹭日子”，却也在内心深处有着自己的一方园地。面对着自己所接受的这一切，“我”在享受着这一切的同时也充满了“忧虑感”。“我知道，我领受了老天过分的优待。不是我配得上这样的优待，那不过是老天以万物为刍狗之余，对人偶尔为之的怜悯恰好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们”也曾努力地融入这社会，或为了完成梦想，抑或只是为了活着。可是，绝大多数人的融入，最后都以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而告终了。“在那座大城里，你总是要对命运心怀恐惧的感激和感激的恐惧，总是像一个贼，仿佛这感激与恐惧交织的日子都是从某个庞然大物的家伙那里偷来的，你总像是欠了谁的；在那座大城里，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干着开饭馆的活儿，猫粮和干拌面一起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人在微信群里满足着自己的虚荣心，刷手机刷出了腱鞘炎，许多人不敢生孩子所以只能去养猫，失业者在回笼觉里继续承受着匍匐在地的梦魇。”可是，人的一生终究是行动的一生，“我”不可能因为暂时失业而一直穴居在家，在一个“一百七十多平”的“赏赐之地”内终老，或行尸走肉般活着。作为一个还有些许思想的人，“离开”是迟早且必须的事情。

而这个“离开”的契机，则是由“我”的女友小邵来完成的。某天，小邵突然抱了一只猫咪回家。经过观察以及多方探寻，“我”得知，这只猫咪并非小邵口中所说的“捡来的”，而是从天通苑中的其他邻居家“偷来的”。而且，小邵所偷之物乃美国短毛猫，品种名贵，价值不菲，一经查获，当以盗窃罪量刑。最终，在法律以及天通苑其他“邻居”的舆论压迫下，“我”带着猫咪与小邵，开始了俩人一猫的“逃离”之路。

小邵“偷猫”这一举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通过她精心策划完成的。猫咪脸上五官的比例与人类婴儿的脸相似，也与“我”相似。小邵想要借此来击破 “我”顽固的“丁克”思维，从而愿意“给她弄一个货真价实的婴儿”。然而面对女友这个再正当不过的要求，“我”却着实无法满足。原因很简单：对于一个对成功没有渴望，并主动老老实实退回到“刍狗”行列，不再奢求老天更多优待的“失败者”而言，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无法承受的灾难性重负。小邵说，这只猫咪的黄眼珠像“我”，到后来就变成了“我”被坐实的“儿子”了，它是老天赐予我们的礼物。这只猫咪很有可能会和“我”与小邵成为“完整的一家人”。但是，自从小邵偷回这只猫咪开始，“我”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正当性”危机之中，导致“我”生成一种反常心理，同先前甘愿当一个新型房奴一样，同样也是“我们”精神颓败的一种表征。同时，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这座被“灰色烟雾”笼罩的城市中讨生活的“我”和小邵们，被剥夺了成为父亲和母亲的权利，他们渴望有一个儿子或女儿的愿景最后却只能通过养一只“狗儿子”和“猫女儿”这样的替代品来实现。在经过某种看似有用实则无趣的内心挣扎后，“我”们离开了天通苑，开始了看似美好的新生活。

“我们”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在离开的一路上，且停且行，漫无目的。“我”看似找到了另一种美好的人生，“我将在海边开家汽车修理铺，我卡上的钱也够给小邵开家烘焙店。我会把天通苑的房子租给苏伟，光这份钱估计就够我们在海边过上简单朴素的生活，这也许才是我十二岁时老天赐予我这套房子的本意。”“我”认为这是一场“令人心情振奋”的旅途。最终，“我们”还回了那只猫咪，并准备开始了另一种可能。

但是，“我们”真的能开始新的人生吗？文本中多次提到了“五月花号”，那些水手和乘客们，正是乘着它一路劈风斩浪最终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创了崭新的人生和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又正如文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一样：我们要离开天通苑了，但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巴别尔”隐喻着少数派的与众不同的独立思想和渴望自由的精神；而“天通苑”则意味着最原始的世俗生活，意味着那座被灰色烟雾笼罩的城市下的原本的“我们”。无论“我”多么渴望像那只登上“五月花”号的流浪猫一样，漂洋过海去寻找新大陆，但最后都难以逃脱日后被杂交培育成哗众取宠的观赏性宠物猫的厄运。正是在这种美好的理想蓝图与现实的强烈冲击下，我们才越发感到无力，就像孙悟空无论翻了多少个跟头，使出了多少法术，最终也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掌心。弋舟说：“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或许，这才是他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参考文献：

[1]赵振杰.一只猫引发的蝴蝶效应[N].文艺报，2018（03）.

[2]权绘锦.城市生存景观与文化颓败书写中的先锋执守——弋舟小说论[J].百家评论，2014（03）.

[3]弋舟.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J].收获，2018（01）.

[4]弋舟.我不是能够写出畅销书的作家[N].兰州晨报，2008-01-22.

（作者简介：张秋诗，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