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士咸鱼

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提及他的名字既让你觉得如雷贯耳，又对他一无所知。比如徐悲鸿、林清玄，还有民国时期著名“备胎”金岳霖。

关于金岳霖的问题零零散散分作三大类：怎么看待金岳霖的痴心绝对？林徽因为什么拒绝金岳霖？金岳霖真的为了林徽因终身未娶吗？仿佛金岳霖这个人，只是那个时期暧昧往事中的一个灰暗符号，形象模糊。

而事實上，真实的金岳霖，出自清朝后期洋务派的官僚家庭，风度儒雅且举止西化。他自身也多年废寝忘食地耕耘于哲学与逻辑学，著作《论道》与《知识论》，被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评为：“道超青牛（老子），论高白马（公孙龙）。”

不过，冯友兰又说了，金岳霖似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有着魏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生活不拘小节，浑身散发着哲学味道，内在流淌着魏晋风流。金岳霖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所熟识居然是因为“天字第一号备胎”这个称呼。

终身未娶

金岳霖的确终身未娶，倒并非只为林徽因。

安居一隅只为默默守护心中所爱的故事纵然美好，然而，现实不是童话。金岳霖的嫡传弟子诸葛殷说过：“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位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其好友吴宓也在日记中写道：“如感情浓厚，即仿金岳霖与泰勒（也有称秦丽莲）式而同居，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

有心人算了算，1914年至1925年期间，金岳霖未满20岁便在欧洲留学，也正是这十多年间与那位西方女友相恋。同居、试婚类观念在那时听来惊世骇俗，细想之下却也正常。秦丽莲虽是不婚主义者，却对中国式家庭生活极感兴趣。

加上金岳霖本就尊崇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制，大意是婚前先同居一阵，以了解彼此的性格及生活方式。所以金岳霖会这样做也不奇怪。1925年金岳霖回国时，这位秦丽莲女士就随他一起回来了。

他们没有住在清华的宿舍里，而是住在热闹的北京城中，还特意请了两位厨师，分别做湖南菜与西餐。徐志摩曾在书中描述金岳霖和秦丽莲刚到北京城的形象：

“老金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还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莲小姐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脸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

这个形象虽显邋遢，倒与金岳霖不拘小节的作风相符。有心人考证两人同居至少近十年，只是随着世事变迁，回国后没几年，两人最终分开了，晚年的金岳霖也未曾提过个中缘由。

而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时，已是1931年，此时已经再没有那位丽莲女士的消息。当时，林徽因正在北平养病，徐志摩为了避嫌才带上金岳霖一同前往，从而两人相识。往后的几十年里，金岳霖始终独身。

直到20世纪60年代，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中透露：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也与“新闻界四代女旦”中的浦熙修走到一处。据传，金岳霖与浦熙修感情升温很快，常常邀请她一起用餐，和她有过结婚的打算，可随着浦熙修患癌症，直至卧床不起，金岳霖才作罢。

细数金岳霖的这两段恋情可以确定，他并非传闻中那般一生痴恋林徽因而不结婚。他活过漫长的89年，经历过浩荡时代，爱情不会是他人生的主旋律。

与林徽因

抽丝剥茧下，金岳霖对林徽因是什么感情呢？

想必只要听过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三人的名字，必定知晓一段听上去言之凿凿的故事，称林徽因蹙眉紧锁，告诉丈夫梁思成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大度地表示，“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传闻也称，金岳霖获悉后感动不已，对林徽因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三人间的这段过往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这也是林徽因被不断污名化的依据。看客们很少质疑这段过往的真实性，因为这个故事出自梁思成的续弦林洙晚年为梁、林二人出的一本回忆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此书面世时，争论纷纭，林洙在书中标明此事发生时间是1932年，那时金岳霖在哈佛大学听谢非教授讲解逻辑学，并不在国内，三位当事人也已作古，这段所谓的“梁思成口述”便显得疑点重重。

金岳霖和梁思成、林徽因是否有这段过往暂且不论，从可考的书籍资料来看，金岳霖或许确实爱过林徽因。

在1932年到1937年里，正如众人所知，他们比邻而居，梁、林夫妇住前院，金岳霖住后院，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金岳霖称梁思成夫妇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除了早饭在自己家吃，他的午饭和晚饭都与梁家一起吃。

若是来了兴致，金岳霖会打趣常爬上屋顶的梁思成、林徽因，称他们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倒是欣然接受，可林徽因不应，反驳道：“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只在一旁笑着鼓掌，表示赞成。

1940年，梁林夫妇迁到昆明北郊农村，住在简陋的农舍里，金岳霖也在此建房与他们比邻而居。在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摄制组拍到这家农舍时，农舍的主人指着一个狭小的耳房，称“这就是当时金岳霖住的房间”。而那时，其他教授都有独立的房间。

金岳霖晚年在书中写道：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

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先是长久沉默，又突然自顾自道“林徽因走了”，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像个孩子般号啕大哭。过了好大一阵子，他才逐渐停止哭泣，擦干眼泪，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后来，林徽因去世多年，某日金岳霖突然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出发前都很纳闷，老金为什么突然请客？直到座无虚席，金岳霖才缓缓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到了晚年，金岳霖逐渐迷糊，有时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可还零碎地写些回忆录，其中特意提及1933年冰心写的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章曾被视作是在影射林徽因，金岳霖于是以自己办的星期六碰头会为例，直指批判者并没有掌握其中具体情况。

佳人林徽因已逝多年，金岳霖还躺在病榻上，他虽然已经忘了大半的红尘往事，字里行间却不忘为她正名。这样痴情的金岳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学者

除去那些浮于表面的暧昧往事，真实的金岳霖首先是位学术造诣很高的学者。

他并非研究那些具体实用的方向，反而对哲学与逻辑学这类晦涩难懂的学科兴趣极大。曾有学生问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毕竟在那个年代的中國，这是极为冷门的学科，且难度不在高等数学之下，金岳霖的回答却很简单：我觉得它很好玩。

早年间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金岳霖与老友，还有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边走边争论，却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只气冲冲地说对方缺乏逻辑。可逻辑是什么？这比当时争论的问题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他由此开始研究逻辑学。

徐志摩曾这样评价金岳霖对学术的态度：“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细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学术研究上，金岳霖近乎有些“痴”了。

1938年9月，金岳霖在西南联大任职，昆明第一次遭到空袭。警报发出后，大部分人都立即离开学校去城外躲避，只有金岳霖仍然专心写作，完全忽略了警报声，直到“轰隆”一下的震天响才将他从学海中拉回来，几枚炸弹在前后几栋教学楼炸开。幸而，金岳霖所在的那栋楼躲过一难。他被惊醒之后才想到从楼里跑出来。此时，躲避空难的人们已经回来了。金岳霖木然地站在教学楼门口，不知在想些什么，手中仍握着笔。

那时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有时空袭警报响了，他会第一时间拿起自己的手稿，然后才想到逃生。

战争时刻，他边研读边写作，始终没有休息，那本著名哲学作品《知识论》，他从昆明写到四川，好不容易完成六七十万字，却在烽火连天中遗失。

记住几十万字谈何容易，他只能一字一字重新写。这本书后来也被哲学家们认为是“开宗立派”的哲学著作。

率性而为

诚然，金岳霖是不折不扣的哲学家，可生活中，他从不谈枯燥的哲学。与之相反，他只聊富有趣味的事情。比如建筑与字画、作对联、斗蛐蛐……他还爱看山水古树、花鸟鱼虫，乃至世间万物。

金岳霖身上始终带着孩子般的童真。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总爱搜集一些模样较大的水果，如梨子、石榴，再去和学生们比一比谁的水果更大，若是逗得学生恼了，他就把自己手中的水果当作礼物相送。

他平生还有两大爱好：养鸡和斗蛐蛐。据说他常带着养的那只公鸡出去溜达，吃饭时，公鸡伸脖啄食，他也不阻拦。斗蛐蛐还被他极正经地评为：“要把蛐蛐养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也难怪冯友兰说自己想象中的嵇康和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做事由兴致始，嵇康就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任人之自然本性而发展。

不过，这样的金岳霖在大家眼里却多少有些怪异。

他常年穿一身笔挺的西装，头戴一顶呢帽，帽檐压得极低，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当新学年开始，面对着新学生，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他还拿自己举例：“我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如果来一辆汽车，我能看到七八辆，都不知道该躲哪一辆，可能哪一辆都不是。”逗得满屋子的学生哄堂大笑。

在学生眼中，金岳霖的课最特别。他从不课前点名检查哪些学生没来上课，若是问到原因，他不答反问：“想来的自然会来，难不成还要绑着他们来上课吗？我不做如此无用的事情。”

他选人回答问题也特立独行，不刻意点名，反而以“今日轮到穿红色衣服的女生回答”来代替。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那时学校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晚年

到了晚年，很长一段时间内，金岳霖是失落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此前在西南联大各种斗争都很激烈的场所，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落后分子。他回京后不久恰逢解放，老朋友张奚若兼任爱国民主人士与政治学家，自然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忙于国徽设计。

他本是极具爱国情怀的人，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立即剪去长辫;袁世凯接受日本丧权辱国的一系列条约时，他还在国外留学，听闻消息竟然痛哭良久。哪怕到了晚年，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待他听说侄女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他二话不说立刻赶侄女出门。

可此时只有他闲着，他愈发觉得自己是这大时代中的局外人。

又过了几年，1955年，金岳霖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同事认为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可他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却没有人找他，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得调侃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那个时代的学者有极朴素的信仰，金岳霖更是被视作在人情世故上仿佛一张白纸。

有一次，哲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他，临走时请他提需求，金岳霖直接说：我要钱。领导听后不免有些尴尬，只见金岳霖掰着手指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

金岳霖如此执着于钱，并非为了自己。他晚年的工资虽高，却多用于资助学生，家中两位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他也已经提前备下，以保证两位老人晚年仍能衣食无忧。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被驱逐出境时，也是金岳霖自掏腰包助他留学。

除此之外，有个真假莫辨的故事也可看出金岳霖在为人和做事上“真”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出版社决定再版林徽因的诗集，梁、林夫妇已然作古，编辑便去拜访金岳霖，请他辨认一张泛黄的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卧病在床的他凝视着照片，一言不发。来人请他为诗集再版写些话，他沉默良久，方才拒绝：“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本人说，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1984年，金岳霖的病情加重，预感自己的生命将要结束，他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与一份遗嘱：“我死了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去世前，金岳霖多年深居简出，不愿出门。毛主席和他吃过几次饭，席间告诉他：“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那时，金岳霖已经80多岁，行动不便，于是约了个蹬三轮车的车夫，每天带着他在北京的繁华地段王府井转圈。

喧闹的王府井人来人往，可以想见，社会的巨大变迁让他东张西望，他或许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直观的强烈冲击，周围新旧交织的一切都在无言地提醒着：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滚滚红尘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汪曾祺曾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回忆：“谁也想不到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肚子学问的大哲学家金岳霖。”在解构与消费主义的狂欢中，金岳霖博学且富有趣味的一面逐渐变得模糊。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哲学家金岳霖和建筑学家林徽因、梁思成等人都是一个个真实活过的生命。喧嚣之外，几百年后，历史又会记住怎样的他们呢？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们曾经来过，精彩得活过。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