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农业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对村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来说，人力资本决定着其在村级权力结构中能否获取和保持高端职位。处于村级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沟通国家与农民的桥梁。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中，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是可以贯彻国家意志最后的屏障。在国家-农民关系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村干部能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平衡国家和村庄的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人力资本；基层政治精英；压力型体制；国家-农民关系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4-0017-09

作者简介：林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近年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针对村干部或乡村精英的研究。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村干部整个群体的研究，而对基层政治精英内部的区隔关注不够，换句话说，鲜有单独对村党支部书记的研究。如果要研究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农村执行得如何、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何、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等系列问题，离不开对处于村级权力结构最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的研究。对这个群体缺乏深入的研究，是难以把握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的农村社会现实的。这是因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化时期，还是后集体化时代，尽管其职能强弱有所不同，村党支部书记都是国家政权深入农村不可或缺的依靠，他们在农村制度变迁与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基于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农业镇（以下称F镇）的田野调查，本文尝试回答，在急剧变化的国家-农民关系中，村党支部书记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是什么样的制度性因素形塑了这个群体？

本文的调研基地是F镇，一个长达20多年的研究基地。F镇位于东北津市，是津市大镇之一。方圆139平方公里，有12个行政村，50000左右人口。农业是F镇主要产业，此外还有养殖业、酿酒业和木材加工业等。F镇在中国东北内陆农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既是包含有一定城市度的农村集镇，又是包含村落度较高的粮食种植区及两者的过渡带，这种立体结构可以展示东北内陆农村地区的基本社会结构要素。

在获取数据方面，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本研究试图采用农民的视角，研究发现是基于笔者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笔者与一系列人士进行了开放式的深度访谈。这些人士包括镇一级官员、当地人大代表、村支书、村长、普通农民、退休官员和当地私营企业主等。为了确保本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还从不同角度来收集数据。举例而言，当采访一位干部时，不仅他/她本人，他/她的领导、同事、亲戚甚至他的竞争对手也是笔者的采访对象。这样从不同侧面搜集同一组数据，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

本研究采用的是案例研究法。本文通过在东北农村F镇进行实地调研，试图研究现阶段东北农村干部是怎么样的群体，为什么是这些群体。虽然描绘的只是东北某一个乡镇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画像，反映的却是国家宏观政策变迁、中国共产党用人理念及政策变化等这些宏观因素如何形塑了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从这个乡镇获得的经验对理解转型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也有着较重要的意义。

一、F镇村党支部书记类型分析

镇一级政府属于中国政府建制中最末梢的政府。村庄不是一级正式政府，而是在镇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实体。传统的村庄权威中心是村党支部书记，由村里的党员选举出来，然后经由镇党委任命。1987年，村庄选举制度把村委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潜在竞争性的权威引入到农村治理结构中。在同一个村庄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两个基层权威并存，且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村委会主任是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党支部书记可能被镇政府直接免职，但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则只能通过村民大会才能被免职。

除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外，村一级主要干部还包括村会计、村妇女主任。村妇女主任非核心领导层，一般不参与村事务的决策。与镇一级干部不同的是，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是农民身份。对所有村干部而言，到上一级政府（镇政府）任职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是相关的，如果成为镇干部，就意味着摆脱了农民身份。但为了激励一部分表现非常突出的村干部，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门也推出一些制度，为优秀村干部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说津市实施的“挂职干部制度”“挂职干部制度”：对津市F镇来说，如果想从村干部提拔为镇干部，必须在四个方面满足条件。这四个方面分别指的是：个人经济条件、村集体经济条件、新农村建设（修路、绿化）及工作年限。在F镇，乐村和满村村集体资产比较雄厚，新农村建设项目完成得好，村支书本人也符合其他方面的要求，因此乐村村支书YYY和满村村支书LFQ先后成为F镇挂职副镇长。。

与周雪光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学者在南方及东部沿海或在北京附近农村考察不一样（这些村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与村党支部书记平起平坐，有时影响力甚至超过村党支部书记），在F镇，虽然很多村村民选举过程很激烈，成功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也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但是村党支部書记依然是权力“一把手”，对村事务有着最后的决定权。接受笔者深入访问的乐村村支书YYY就曾直言：“如果村主任权力更大，我就去竞选村主任了。”王雅林将东北农村这一现象总结为“九九归一”的村级权力体系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对黑龙江省昌五镇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本文以F镇各村村党支部书记为考察对象，试图描绘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群体的特征，并从制度分析视角探究什么因素形塑了这些特征。

F镇共有12个行政村，表1是对12个行政村村党支部书记的概括性描述。

从表1可得出，在F镇村一级政治精英中，传统权威型和年轻知识型占了绝大多数（83.3%）。相对而言，因为拥有“社会资本”而当选的社会型村党支部书记所占比例极低（16.7%）。相对于普通村民，前两种类型的政治精英接受了良好教育（见表2）、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领导力，或者说他们具有较好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传统上是用教育和工作经验来测定的Zhiqiang Liu，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6， 1998； Yusheng Peng， “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而在本文中，人力资本被定义为在校时间年限及工作经验。而学术界则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定义。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指投资并运用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以获得期待的回报Nan Li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1999.。社会资本可以进一步操作化定义为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或群体）通过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能够进入或利用的资源数量和/或质量Nan Lin， “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6）， 2000.。社会资本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整体层面的（Aggregate Level），一个是个人层面的（Individual Level）。前者强调社会网络的规范能力，后者强调桥梁关系和结构洞彭玉生：《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社会》2009年第1期。。而本文主要是从个人层面来讨论社会资本的。个人层面上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别类型就是家族/血缘关系。彭玉生认为，中国乡村生活中，家族/血缘关系网络颇具特色、特征显著。家族网络关系在当代中国乡村中体现着强关系、文化认同、领导力及亲疏关系。在中国的文化建构中，血缘关系被定义为强关系，这种强关系还可以根据亲疏远近，比如说这种关系是不是家庭成员、近亲还是远亲关系，来进一步划分Yusheng Peng，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5）， 2004.。在本研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家庭或家族/血缘关系。后文中社会型村干部LYW的社会资本均是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传统权威型（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

正如表1中所述，传统权威型村干部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村民中享有高威望。在能力范围内，他们尽量帮助村民们排忧解难。村民们也愿意听从他们的领导。这为农村社会稳定打下良好基础。在当今中国，“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它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如果社会稳定出现问题，无论在其他方面成绩再出色，既不能参加各项评比，更影响他们的晋升。

其次，这些干部是上级党委政府在基层的守候者，或者说他们能比较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在乡镇领导的眼中，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s）”，而是社区“稳定维护者（Peacekeepers）”。当然，他们执行上级任务的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谓的“阴奉阳违”。这是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多重角色相关的。一方面，他们需要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们还得维护村民的利益。同时，他们自己也需要养家糊口。杨善华认为，村干部肩负着三种主要角色：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人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这些角色有时可以很好地调和，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而这一类型的干部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去调节这些冲突。

最后，这类型的干部大部分具有强势的人格特征。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村干部们有时会面对一些不太讲理的村民。在这样的场合里，光是讲道理是不起作用的。这时候，有些村干部就会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有时甚至是拳脚怒骂的方式。当然，这些方法虽然有效，但也是侵犯人权的，不应该得到提倡。

在F镇的12名村党支部书记中，平村的ZD是这类干部中最典型的一位。以下就以ZD的案例来诠释这类型干部的特征。

ZD出生于195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过7年学。之后他在平村第一生产队务农。20世纪70年代末，F镇已经处于一种半开放状态，许多敢于冒险的村民开始做起了小生意。ZD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挨家挨户卖鱼、豆腐和蔬菜。他每天的收入是普通农民的10几倍。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屠夫。1992年，在他的倡议下，他与F镇政府聯合成立了F镇屠宰公司。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通过“打打杀杀”的方法迫使其他的屠夫统一到F镇屠宰公司做生意。在当时，这是该省农村第一家合资屠宰公司，引起了该省农业委员会的注意。1992年，该省畜牧会议就在F镇召开。之后，ZD的生意越做越大。1999年，他投资6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自己独资的屠宰公司。2003年，他又投资8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储藏肉食品的冷库，他将羊肉远销到沈阳、北京、郑州等地方。他也成了F镇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ZD所在的平村由原平村和东门村合并而成，共有10个小队，828户农民，总人口是3557人，耕地面积为12699亩。平村村务一度进入空转状态。一大批农民天天到镇政府去上访。村干部根本无法办公，因为办公室让农民占领着。村长WCS在处理村集体财产纠纷时，被村民痛打一顿。

面对这困难的局面，F镇党委和政府不得不开始物色一位具有坚强领导力、能够处理这些棘手事件并能保持平村稳定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就想到了ZD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最初ZD对此一口拒绝。F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只好不停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但他一直不松口。后来，平村的其他老党员和ZD的许多朋友都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后突破口还是平村的老党支部书记LRD亲自请ZD吃饭，并劝他必须在平村关键的时候接受这个岗位，担负起处理复杂村务的责任，ZD只好答应试一试。

在平村全体党员投票一致通过并经F镇党委认定之后，ZD正式成为平村党支部书记。ZD开始着手处理棘手的村务。比如说，由于与村委会存在农用地纠纷，一位农民把自家的被子放在村长的办公桌上，妨碍村干部办公。ZD上任之后，叫村干部把该村民的被子扔到外面。知道情况后，这个村民就给ZD打电话，ZD让他来F镇屠宰公司见个面。在听完村民对事情的陈情之后，ZD严肃地告诉这位村民，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已经将一块地划分给他作为失地补偿，他没有理由再次向村委会要地。ZD告诉这位村民：“如果你同意我的调解并给我面子，把你的被子拿回家去，咱们还是哥们；如果你不同意，要不要去上访你自己决定，无论如何，村委不可能再给你地。如果你还敢和村里闹事，不要怪村委不客气。”通过劝说和施压，ZD迅速平息了这一纠纷。他如法炮制，在短时间内全部处理了复杂的村务。如今，平村几乎再也没有村民去上访，平村很快恢复了稳定。

在总结处理复杂村务的体会时，ZD说到：

“首先，我没有私心。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并不是想获什么利。我自己是做生意的，有房有车，没有必要从村里拿一分钱。现在大部分村都很穷，有的甚至处于破产的边缘。说实话，平村一年的开支还不够我自己买烟和请客的开销。为了做生意，我几乎天天上饭店，但我从来没有叫村会计给我报销一分钱。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职务而获得任何利益。我把平村废弃的小学广场租下来做玉米生意。我按市场价付给村委5000元钱租金。”

“其次，我处理村务公开、公正。我的家属、亲戚、朋友没有人因为我获得额外的利益。比如说，在我上任之前，由于我母亲残疾，每年还从国家获得低保补贴。我上任之后，把她的低保停了而把名额让给其他贫困的村民。为了不让我的母亲来村里闹事，我自己拿出和低保金一样的现金，每月让村干部给我母亲送过去。”

“第三，处理复杂的村务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手段。农村离文明社会距离还很远。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村民。对那些讲理的村民，你尽量与他们讲道理，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告诉他们；而对一些一心想闹事的村民，如果你劝说他们无效，他们还要闹事，我也不惯他们。我是屠夫出身，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打打杀杀。如果他们想找麻烦，我一个也不怕。”

（二）年轻知识型（Young and Knowledge-based）

与传统权威型村干部相比较，年轻知识型的村干部有如下特征。他们相对来说比較年轻，大部分处在30多岁或40多岁。他们有创新性思维，尤其是在打点村集体资产并让其增值方面。此外，与传统权威型以较粗鲁手段处理村级事务相比较，年轻知识型的村干部更显示出聪明的领导技能。他们善于发觉村民的潜能，创造机会与条件让村民在劳作之余有一定的娱乐活动，注重提高村民的素质。在这类型的干部当中，满村党支部书记LFQ是最为典型的一位。

LFQ出生于1966年。高中毕业后曾当过一年瓦工，当时他一天仅能赚2元钱。1985年，受做生意的姑姑的启发，LFQ开始做生意。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开办了杂货批发店，从山东购进大量日用商品转手批发给F镇的商店。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跑遍全国各地，亲身体会到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经历影响了LFQ日后成为满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风格。

满村由原满村和合兴村于2001年合并而成，共有12个小队，881户农民，3703口人，耕地面积11224亩。满村拥有大量的集体土地，包括2197亩耕地，1600亩林地，以及F镇中心十字街边上的房产。这些集体资产大部分是由满村老党支部书记SBZ留下的。SBZ曾在20世纪60年代被选为全国劳模而获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97年，由于生意下滑，开批发店利润越来越薄，在原满村党支部书记、现F镇财政所所长LCH的介绍下，LFQ关闭了自己的杂货批发店，出任满村民兵连长。他被分派到满村最麻烦的第四小队去征收农业税。第四小队有不少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无赖”的村民，他们年年抗拒交农业税，其中以外号为“宋三”的村民最为典型。LFQ知道如果强迫让宋三交农业税，很难收上来。他从侧面了解到宋三这个人特别好“面子”。在那一年收农业税的时候，LFQ就用自己的钱先把宋三应该交的农业税给交上了。村里广播播放还没有交农业税村民的名字时没有宋三，宋三知道后深受感动，不仅以后每年按时交上了农业税，直到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而且还与LFQ成为了好朋友。

2002年，DGX辞去了满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如果按资历，时任村长的LHF比LFQ丰富得多，不仅任村干部的时间早，而且担任村长时间也很长，若论资排辈，无论如何，LFQ也不可能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然而，LHF竭力推荐LFQ出任此职位。在LHF的大力推荐下，获得了满村大多数党员的票而成为了满村党支部书记。LHF继续担任满村的村长。LHF主动让贤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认识到要成为F镇最富有的满村当家人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而LFQ正好符合这方面的要求。以下的一些例子就是LFQ具有优质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

1.市场化经营村集体资产

在LFQ的主导下，满村投资35万元人民币兴建一个农贸市场。最初，许多村民，包括他自己团队的成员对此持有异议。他们对如此大额的投资到时能否收回成本表示怀疑。LFQ则从长远收益来说服大家。农贸市场建成时，很可能成为F镇的经济中心。那么，满村的房子价格就会上涨。同样条件下，目前满村平均房价比附近三个村高出2万元左右。由于F镇是一个中心集镇，周边乡镇的农民纷纷过来做各种各样的小生意。处于F镇中心的满村房价上涨了，村民们的房子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卖，就能获得实在的收益。

对于满村地处F镇中心十字街旁边的集体房，LFQ也有详细的规划。他计划把这些房子推倒重建，建好之后，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给到F镇做各种生意的生意人，都能使满村的集体财产进一步升值。此外，LFQ还利用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想方设法从上级各部门争取项目，大力改善满村的基础设施，比如，开通了F镇主干道到农贸市场的沥青路。目前，满村无论是道路、自来水，还是村庄绿化等方面，都把F镇其他村远远甩在后面。

2.知人善任

与满村其他村干部相比，LFQ是一个新来者。当他正式成为满村党支部书记时，在人事上他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稳定队伍，充分利用好现有干部。比如说，虽然两村合并后，有两个会计，他将合兴村合并过来的王会计继续留在他的团队里，既能成为他在原合兴村的重要联络人，又能帮他监管满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LFQ的领导思想是“常换思想少换人”。他尽量让团队成员改变落后的工作思想，并且根据各自的长处给大家分派他们能胜任的任务。近几年来在LFQ的领导下，满村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建设、安装自来水、绿化亮化工程，等等。大部分时间里，LFQ在外面处理与工程相关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而他的团队成员则在村里尽职尽责地监管好每一项工程的开展。

3.通过组织各项文体活动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

LFQ通过组织各种文体活动，为村民展现自己的水平搭建平台，进而提高村民的素质。满村组织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型文艺汇演活动。与其他活动用高薪邀请歌星、影星来捧场不同，LFQ别出心裁，他邀请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上台表演，展现自己的才华。为鼓励大家的广泛参与，满村还规定，通过审核最终能上台表演的，一个节目奖励50元钱。由于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文艺汇演活动取得了成功。LFQ认为这是一种提高满村村民综合素质的好方式。通过积极参与演出，展现自己才华，村民们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演出的成功，也增强了满村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满村人人因为自己生活在满村而自豪。

（三）社会型（Social Type）

与传统权威型及年轻知识型的村干部相比，社会型的村干部在F镇村党支部书记群体中占少数（16.7%）。这类干部爬上村级权力金字塔最顶端主要不是他们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或愿意为村民排忧解难，而最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或者说他们具有优质的社会资本。他们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目的更多地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而非村民的共同福祉。在F镇，武村的代理村党支部书记LYW及福利村党支部书记XK是这类型干部的代表。本文以LYW的例子为个案解析这种类型的干部。

武村由原武村和东联村2002年合并而成，12个小队，671户农民，總人口是2990人，耕地面积10392亩。

LYW出生于1967年。初中毕业后，他开始务农，同时在F镇中心十字街开了一家粉房。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村干部最核心的一项工作是收取农业税，有时甚至是采用武力。由于LYW身体强壮，擅长打架，他被介绍到村委中来。他先后任过村治安员、护林员、林业站站员、城建办队员，后任村委员会副主任。

原武村与东联村合并后于2005年举行村委会选举。由原武村的LYW与原东联村的ZCS竞争村长岗位。竞争相当激烈，最后通过一定程度的贿选及家族势力的帮助，LYW成功当选武村村长。2008的选举呈现出同样的结果。2008年村党支部选举在村委会选举之后举行。经过几轮有争议的选举，最后没有人选票过半。F镇党委会不得不任命LYW代理武村党支部书记职务。

LYW的姐夫是八一农垦大学副校长，并且与津市市委副书记SJS关系密切。他曾试图利用其姐夫的关系影响F镇党委书记而希望正式当上武村党支部书记，但没有成功。

虽然LYW成了武村代理党支部书记，但他并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在他任职期间，武村村务一团糟，上访的村民络绎不绝。正如前文提到的，获得经济利益是社会型村干部的最主要动机。据一位知情者介绍，LYW曾让村会计给他儿子办婚宴酒席买单。他也擅自把村委会办公房前的广场提供给他的朋友做生意。村委非但没有收到任何租金，反倒要为他朋友负担每月好几百元钱的电费支出。一位曾在武村兼职的F镇经管站干部告诉笔者：“很显然，LYW得到他朋友的不少好处，而这是建立在村集体财产损失的基础上。”由于LYW并不能胜任武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他的代理村党支部书记一职也被剥夺，但保留村委会主任一职。

二、制度变迁对村党支部书记群体的形塑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东北内陆农村F镇，相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大部分村干部获取并保持在村级权力结构中最顶端位置起着更决定性的作用。在此，笔者将从制度分析视角，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所在。

（一）压力型体制

荣敬本认为，中国的县级政府用“压力型体制”来控制和监督下层官员的行为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为了实现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目标，上级政府将任务层层分解。下层官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对下层官员的考核建立在对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只要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那么无论其他工作完成得多出色，对该干部的全年考核都为零，也意味着没有希望得到奖励和晋升。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镇政府是最低级别的政府。村政府是在镇党委领导下的一级自治政府。然而，由于镇党委依然有权力决定村党支部书记的去留，因此，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下的村政府存在权力制衡关系。在“压力型体制”下，村政府是最后一级执行各项国家方针政策的部门。在F镇，由于村党支部书记依然是村级权力金字塔中最顶端的人物，他有责任贯彻并实施上级政府要求的各项任务，村党支部书记的人力资本决定了任务完成的质量与进度。

（二）社会稳定的考量

维护“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上级部门明确强调的，也是下级部门全力贯彻的。这在“一票否决”制度上充分体现出来，即一级政府无论在其他领域的成绩是多么突出，只要在“社会稳定”上出现问题，其他领域中的成绩一概弃之不计。

近年来，农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作为与广大村民直接接触、处于村一级权力金字塔中最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才能有效处理复杂的村级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如本文介绍的平村ZD。如果只拥有社会资本，而没有应付复杂社会情势能力的村党支部书记，在位的时间不会很长。比如说，F镇武村的村委会主任、原代理村党支部书记LYW拥有社会资本（其姐夫与中共津市市委副书记孙某关系好），但由于LYW不能很好处理武村事务，其代理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已经由F镇组织委员WY接替。

（三）变迁中的国家-农民关系

国家-农民关系开始出现变化，以往国家-农民关系的边界开始模糊，而新的国家-农民关系边界尚未形成。在这个转型期中，作为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村党支部书记，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才能平衡好村庄中各种势力，帮助理顺新形势下的国家-农民关系。

以往，不仅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镇村两级政府还以不同名目向农民征收、摊派各种税收费用。农民的负担在不断地加重，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2005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国家还开始向农民提供各种补贴，包括粮食直接补贴、种子补贴、农机补贴，等等。农村全面实行免费9年义务教育。据统计，99%的农村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8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与此同时，农民与镇村两级政府的制约关系也出现变化。取消农业税之后，镇、村两级干部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任意巧立名目向农民收钱。制约农民的资源、手段逐渐减少。农民的维权意识在上升。信访、上访事件逐年增加。这也许是中国农村走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然而，农民对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并不清晰，有一部分信访、上访事件是无理取闹。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无论是与政府有关无关的事，农民动不动就会找政府要求解决。笔者亲眼看到有一位农妇因为家庭纠纷来到镇政府之后，直接就去捶打镇党委书记办公室的门。知道党委书记不在之后，才悻悻地离开。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化时代，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农村干部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很少有农民敢这样冒犯他们。而如今，情况大大不同。一位干部在采访中提到：“国家-农民关系在变化。与以前相比，这种关系变得更加松散。过去很容易召开村民会议。而如今，组织村民会议变得很困难。很少有村民愿意听村干部的话。农民们只强调他们的利益，但不管他们应尽的义务。担任村干部变得越来越难。当你在处理村务中影响了某个人的利益，不管他有理没理，他就会伙同其他村民，到镇里或市里去上访。”

以往的国家-农民关系开始模糊，而新的国家-农民关系的边界还尚未形成。在这样的转型期，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显得举足轻重。村党支部书记必须平衡好村庄中各派势力的关系，处理好村务（包括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纠纷），尽量减少或避免农民的无理信访、上访。在这种形势下，必须要求村党支部书记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F镇12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背景经历与性格特征。根据他们的领导风格与工作倾向，笔者将12位村党支部书记划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权威型、年轻知识型和社会型。正如文中案例所描写的那样，在处理村级事务中，不同类型的干部有他们不同的风格、倾向和动机。本文发现，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农村，为获取并保持在村一级权力金字塔中顶端的位置，相对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显得相当重要。

本文从制度分析视角来解释这一发现背后的原因。本文认为，作为处于村级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沟通国家与农民的桥梁。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中，村党支部书记是可以贯彻国家意志最低级、也是最后的屏障。当前中国的政治气氛是“穩定压倒一切”，保持所在村庄社会稳定是各村党支部书记首当其冲的任务。随着民众维权意识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上访或信访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据统计，只有不到3%的信访最终能得到解决。一些通过上访但问题未得到解决的农民，有时会采用极端甚至暴力的方式来维权，这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威胁。在国家-农民关系变迁的过程中，只有拥有人力资本的村干部才能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平衡国家和村庄的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叶落能否知秋到来周雪光：《一叶知秋：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社会》2009年第3期。，F镇的经验发现不能代表和推广到中国南方农村，甚至也不能代表东北沿海地区农村。同时，也不能武断地认为中国的农村沿着同一条路径变迁。然而，从这个小镇获得的经验，对理解转型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有着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潇湘子）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fieldwork conducted at villages in a township in Northeast China， the author found human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village political elites （mainly the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to gain and maintain the top position in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as the No.1 cadre in the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serves as the bridge to connect the state and villagers. In the “Up-Down Pressure System”， the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is the lowest and final stage of authority that the state can turn to. The current Chinese political atmosphere emphasizes and stresses upon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in society， and this translates into more pressure on village cadres to keep their villages stable in the frontline.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of evolving state-peasant relations， only those village cadres who have sufficient human capital are able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state policies，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s， and keep the rural community stable.

Keywords： Human Capital； Grassroots Political Elites； Up-down Pressure System； State-peasant 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