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于《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下简称《经籍考》)的分类体系与历代目录的因革关系，在姚名达所著《中国目录学史》所附《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中有所体现。该表依次开列《七略》(《汉书·艺文志》所本)、《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所本)、《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共十四部主要目录书籍之分类类目的对照表格，其功用如其所言：“循左而右，则部类始末，此废彼兴，莫不明悉。自上至下，则某录分类若干，总为几部，分合删并，触目会心”[1]80。该表横可知其部类变迁，纵可览其部类分布，从而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昌彼得[2]180、雷晓庆[3]52等即根据该表得出《经籍考》分类主要依据《直斋》损益而来的结论。桂罗敏则做了更细致的分析后指出马端临对陈振孙《直斋》的改动所在及其来源[4]47-48。邹明军归纳《经籍考》的分类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经籍考》在确定类目时注意保存前代史志目录旧观；其次,随时适变,调整类目，包括同一部类中小类的适当调整，以及不同部类间的类目调整[5]59-66。关于《经籍考》在具体图书归类上的调整及其特点，邹明军以222条书目的归类为例列表将其在《经籍考》《直斋》《郡斋》《新唐志》《隋志》《汉志》中的归类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归纳指出各家在图书归类时除了因类目调整带来的归类差异外，其归类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困惑：(1)研究、注解型图书的归类存在分歧；(2)图书性质相近而难于区分；(3)图书属性交叉，道、艺取舍相异；(4)小类设置不同及类名范畴变化[5]66-79。

通观《经籍考》全文，马氏对前代书目的归类分歧基本采取了存而不论的做法。即将具体书籍按照自己判断的分类类目归类之后，对其归类不同于所辑录书目的情形很多没有给出取舍调整之理由。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料有限，无法一一考订而“姑仍其旧”[6]539，再加上如果一一指出，势必将不胜其烦，有喧宾夺主之嫌。《经籍考》主要还是一个图书资料的分类汇编，而不是像胡应麟《国史经籍志》那样专注于纠谬与考证。总之，由于资料条件与著书体例所限，马端临对其所著录书目的分类异同无法一一考订，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工作。前人时贤对此虽有所论述，但迄今为止，学界还缺乏对《经籍考》全书中的分类异同及其书目的归类调整的系统分析。笔者在整理并对比分析《经籍考》的材料来源过程中，注意到《经籍考》材料来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特性也决定了其分类体系的杂糅和整合，从微观的整合到整个有序体系的形成。其过程尚有待发掘。因此笔者从《经籍考》整合各代公私目录(具体包括六部主要书目)的角度入手，穷尽每一条著录，分析其分类体系的内在构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笼统的部类分析。也即从穷尽分析《经籍考》所引前代目录书籍的条目入手，分析其整合过程，进而对其分类体系与归类调整做出自己的评判。具体则以《经籍考》经部全文为考察范围。

一、《经籍考》经部的分类与归类渊源

《经籍考》由于其辑录体的特殊体制决定其分类体系也具有综合众家而折衷以己意的特征。笔者通过数据库系统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具体做法是在笔者建立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全文分析数据库”中将《经籍考》3938条书目下的6074条引文与其来源文献一一链接，进而提取其中来自《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新唐书·艺文志》(简称《隋志》)、《崇文总目》(简称《崇文》)、《郡斋读书志》(简称《郡斋》)、《直斋书录解题》(简称《直斋》)这六部主要书目的4693条进行各部类的统计分析。因为这六部书目是《经籍考》大到分类、小到书目著录与归类的主要依据与来源，而且《经籍考》几乎每条书目下都辑录有这六部书目中的至少一条解题，并据以将书目进行归类，所以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且数量庞大又便于考察统计规律。下面以《经籍考》中各部类为单位，分析其引用这六部书目的情况及其所反映的学术信息，在具体的分析中则一方面注意将宏观分类与微观归类相结合，另一方面注意将对象放在整个目录学史与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分析。

表1六部书目的辑录条数在《经籍考》总叙及四部中的统计表

由表1可知这六部书目中以《直斋》与《郡斋》为绝对主体，这两大家再加上《崇文》就是《经籍考》分类与归类的主要来源，而所引《汉志》《隋志》《新唐志》的材料则基本是在各部类的小序和小计中作为反映学术源流与兴衰的文字出现。

下面以《经籍考》经部引用这六部书目的情况为中心予以分析。

表2 《经籍考》经部引用六部主要书目的统计表

由表2可知《经籍考》经部条目以引用《直斋》经部条目为最多，引用《郡斋》经部次之，《崇文》经部再次之，三者占《经籍考》经部引用此六家书目总条数的78.16%。除前代书目的经部外，《经籍考》经部还涉及这六部书目的史、子二部，具体如表3所示。

表3反映了《经籍考》的经部范围与前代书目的范围有比较多的交错现象，前代书目归入史部、子部的书目有不少被《经籍考》归入经部之中。这种调整往往有其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马氏一般没有直接给出说明。所以下文将以《经籍考》经部的各二级类目为次逐一进行分析。这里先列出《经籍考》经部各二级类目引用这六部主要书目的构成情况如下：

表3 《经籍考》经部引用六部主要书目的统计表(史、子二部)

表4 《经籍考》经部正文引用六部主要书目之情况一览表

(表4续表)

由表4可知，《经籍考》经部与作为其著录与归类之主要来源与依据的六部主要目录的相关类目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即从具体书目归类的差异上升到类目范围的诸多差异。因此《经籍考》及其经部与这六部目录类目之间的实际关系并不像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所附之《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反映的那样简单整齐。此表虽然大体不差，但其中反映的不同目录类目范围的对应关系显然基本是依据类目名称和小序所包含的涵义，以及类目本身的历史沿革等，不可能具体到每一本书的归类异同。笔者当然不是要强求此表得反映具体书目的归属的对应关系，而是想强调类目之间的范围关系归根结底还是由大量书目的归属关系体现出来。如果忽视微观的分析，只停留在类目名义的分析上，往往只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应将《经籍考》与作为其主要来源的六部书目之间的类目关系的分析与具体书籍归属调整的分析结合起来，即宏观分类与微观归类的分析相结合。这也是笔者认为本研究较前人有所推进的地方。以下即按《经籍考》经部的分类次序对其分类与归类调整进行具体分析。

二、《经籍考》经部分类与归类调整的具体分析

(一)易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易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易类1条、《隋志》经部易类3条与《新唐志》经部易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其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易类14条、《郡斋》经部易类44条与《直斋》经部易类78条，共计141条。(小序中亦引有《崇文》之一条)从表4可见，《经籍考》经部易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易类的范围，其中引用《直斋》达一半以上。

(二)书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书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书类1条、《隋志》经部书类3条与《新唐志》经部书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的解题又引《崇文》经部书类4条及《郡斋》经部书类18条与经部经解类1条，又引《直斋》经部书类28条，共计56条。可知《经籍考》书类也基本来源于前代书目之书类，只有1条是来自《郡斋》之经部经解类，即《经籍考》卷4经部书类“《古三坟书》一卷”条下引用“晁氏曰”，此解题系来自《郡斋》卷4经部经解类著录的“《三坟书》七卷”。此书晁氏以为是宋代张商英伪撰。《经籍考》此条下又引《直斋》云：

陈氏曰：元丰中，毛渐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辞诡诞不经，盖伪书也。《三坟》之名，惟见于《左氏》右尹子革之言，盖自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徵不信，不复采取，于时固已影响不存，去之二千载，而其书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谓之“坟”，“帝”谓之“典”，皆古史也，不当如毛所录，其伪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张商英伪撰，以比李筌《阴符经》。[6]117

虽是伪书，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与《尚书》同类的古史无疑，当归入书类。所以《直斋》卷4将其归入经部书类，而《经籍考》从之。但《四库总目》卷10则将其归入经部易类，四库馆臣在其下用按语指出：

案，《左传》称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书序所解虽出依托，至刘熙释名则确属古书，据所训释，“三坟”乃书类，非易类也。然伪本既托于三《易》，不可复附书类中，姑从《易》纬之例，附其目于诸家《易》说之末。[7]137

《四库总目》因其内容包含了《连山》、《归藏》、《乾坤》三《易》而将其附在易类之末，从而使其分类符合其实际内容，较之前代书目无疑更合理一些。

(三)诗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诗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诗类2条、《隋志》经部诗类3条与《新唐志》诗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诗类6条、《郡斋》经部诗类10条与《直斋》经部诗类20条，共计42条。可见《经籍考》经部诗类所收书籍也未超出此前书目诗类的范围。

(四)礼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礼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礼类2条、《隋志》经部礼类2条与《新唐志》经部礼类1条，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礼类7条、《郡斋》经部礼类24条与《直斋》经部礼类35条，共计71条。可见《经籍考》经部礼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礼类的范围。

(五)春秋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春秋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春秋类2条、《隋志》经部春秋类2条与《新唐志》经部春秋类1条，其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春秋类27条、《郡斋》春秋类41条与《直斋》春秋类63条，共计136条。可见《经籍考》经部春秋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春秋类的范围。

(六)论语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论语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论语类2条、《隋志》经部论语类2条与《新唐志》论语类1条，其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论语类1条、《郡斋》论语类17条与《直斋》经部语孟类22条、子部儒家类1条，共计46条。可见《经籍考》经部论语类所收书籍基本未超出此前书目论语类的范围。只有1条例外来自《直斋》卷9的子部儒家类，即《经籍考》卷11经部论语类所著录的最后一家《孔子家语》，此书《郡斋》卷4亦归入经部论语类。《经籍考》在此条下首先辑录了王肃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后序云：

王肃注。后序曰：《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6]289

据此说，则《孔子家语》与《论语》本是同源，内容也相近。《家语》归于论语类似无可厚非，最初出于孔壁而由孔安国撰次的《孔子家语》确实是这样，马氏在其下又辑录了汉代博士孔衍的奏疏云：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6]291

此书虽经孔安国整理，但因“巫蛊”事起而未立学官，到了汉末此书已亡佚。而魏王肃所得之《家语》实为其辑佚编纂而来。因此宋代以来多有人怀疑其为王肃伪造。陈氏对王肃的《家语》早已有所怀疑。《经籍考》所引《直斋》云：

陈氏曰：孔子二十四世孙猛所传。魏王肃为之注。肃辟郑学，猛尝受学于肃，肃从猛得此书，与肃所论多合，从而证之，遂行于世云。博士安国所得壁中书也，亦未必然。其间所载，多已见《左氏传》、《大戴礼》诸书。[6]291

陈振孙认为王肃《家语》中的材料多见于《左传》《大戴礼记》诸书之中，可能是其辑录群书而成，非孔安国所得壁中原书，故将其视为王肃自己的著作而归入儒家，不得厕入经部论语类。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虽然在今天看来，王肃本《孔子家语》可称为辑佚书，称为伪书是不适当的。但总之，孔安国所编的壁中书《孔子家语》可附入论语类，而王肃编纂的《孔子家语》可归入儒家。其后的《宋志》同《经籍考》归入经部论语类，而《四库总目》在认定为王肃伪撰后同于《直斋》将其归入子部儒家类中。

(七)孟子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孟子类的小计引《汉志》诸子略儒家类1条、《隋志》子部儒类3条与《新唐志》子部儒家类6条，以及赵岐《孟子·题辞》以叙述该类之学术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儒家2条、《郡斋》儒家10条与《直斋》经部语孟类6条、子部儒家类1条，共计29条。可见《经籍考》经部孟子类所收书籍基本未超出此前书目儒家类之范围。“孟子”在《直斋》以前皆列为诸子之一而归入子部儒家类。唐代自韩愈为了对抗佛道二教以重建儒学权威，提倡道统论，奉孔孟为儒学正统，认为上古以来儒家圣人之道传至孟子而断绝，并自任为道统继承人。随着孟子地位的提升，北宋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孟子》由“诸子”(儒家)之一家抬高到经书地位的所谓“《孟子》升格运动”，褒奖孟子赞成升格的“尊孟”与贬斥孟子的“疑孟”两派相互展开了争鸣。其中李觏与司马光属于“疑孟”一派，而王安石及二程则属于“尊孟”一派[8]92-138。伴随着以继承孔孟之道统为己任的道学(洛学)之兴起，特别是朱熹的集洛学大成之作《四书章句集注》的出现，《孟子》终于从诸子中脱颖而出，其经书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不过在《直斋》中“孟子”虽升入经部，但依然与“论语”并为一类，并未完全独立。到了《经籍考》才首次将其独立出来，后代因之不变。这是马端临在《直斋》基础上的一大推进。由表中数据亦可看出，虽然《经籍考》经部孟子类是参考《直斋》经部语孟类而设立，但具体书目却以来自《郡斋》经部儒家类者为多。

其中有1条来自《直斋》卷9子部儒家类，即《经籍考》卷11经部孟子类的“《尊孟辨》七卷”。其下辑录《直斋》解题云：

陈氏曰：建安余允文隐之撰。以司马公有《疑孟》，及李遘泰伯《常语》、郑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辩之，为五卷。后二卷则王充《论衡·刺孟》及东坡《论语说》中与《孟子》异者，亦辩焉。”[6]299

与李觏的《常语》一样，司马光的疑孟思想后来也遭到余允文与朱熹等人的批判。《尊孟辨》即是余允文反“疑孟”而主“尊孟”的一部考辨著作。《直斋》既设立有经部“语孟”类，理应归入才是，此条不知何以不入孟子类。《经籍考》在此予以了调整，甚是。《四库总目》卷35亦将其归入经部孟子类。

(八)孝经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孝经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孝经类2条、《隋志》经部孝经类2条与《新唐志》孝经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孝经类5条、《郡斋》孝经类4条与《直斋》孝经类5条，共计19条。可见《经籍考》经部孝经类所收书籍未超出此前书目孝经类的范围。

(九)经解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经解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孝经类1条、《隋志》经部论语类1条与《新唐志》经部经解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论语类8条与小学类4条、《郡斋》经部经解类4条以及《直斋》经部经解类16条与子部杂家类1条，共计36条。可见《经籍考》经部孝经类所收条目的来源比较复杂。

经解类与孝经类、论语类、小学类、杂家类都有密切关系。在《汉志》中“《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这部经解类著作附在六艺略孝经类之后，而《隋志》卷1经部论语类则附录有“《五经杂义》六卷孙畅之撰。”对此张舜徽先生指出：

郑玄《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可知汉儒旧说，皆以《孝经》为六艺之大本，五经之总会，故《汉志》录《五经杂议》入《孝经》家。又《论语》所包亦广，不专一业，实亦概括五经，故《隋志》录《五经异义》以下诸家附《论语》之末，其例正同。[9]243

由此可知在《汉志》与《隋志》中“经解”附于“孝经”或“论语”类之缘由，盖皆取其为“五经之总会”。其后《旧唐志》(《古今书录》)首次在经部设立了“经解”类，其卷上著录了“《五经杂义》七卷刘向撰。”《新唐志》因之，在卷1经部经解类著录“刘向《五经杂义》七卷”。但《崇文》不从《新唐志》《旧唐志》，又退回到《隋志》，将“经解”类著作附在“论语”和“小学”类后，可谓保守而泥古。到了《郡斋》和《直斋》才真正确立“经解”类的著录范围。《经籍考》因之。其中来自《直斋》卷10子部杂家类的“《匡缪正俗》八卷”，《崇文》将其归入“论语”类，《郡斋》将其归入“经解”类，《经籍考》从《郡斋》归类，较《直斋》的分类更合适一些。但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四库总目》卷40将其归入小学类训诂之属，才算最终为其找到了恰当的归属。

(十)乐类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乐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乐类2条、《隋志》经部乐类1条与《新唐志》经部乐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乐类47条、《郡斋》经部乐类14条及《直斋》子部音乐类27条，共计92条。(又小序中分别引有《郡斋》与《直斋》小序各1条)可见《经籍考》经部乐类所收书籍主要来自此前书目乐类的范围，以《崇文》为最多。而《经籍考》与《直斋》在乐类的归部上有所不同。《经籍考》卷13经部乐类的小序引《直斋》子部音乐类小序云：

陈氏曰：刘歆、班固虽以《礼》、《乐》著之《六艺略》，要皆非孔氏之旧也。然《三礼》至今行于世，犹是先汉旧传，而所谓《乐》六家者，影响不复存矣。窦公之《大司乐章》既已见于《周礼》，河间献王之《乐记》亦已录于《小戴》，则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晚得郑子敬氏《书目》，独不然，其为说曰：“《仪注》、《编年》，各自为类，不得附于《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今从之。而著于子录杂艺之前。[6]320

《直斋》认为原属先秦六艺(六经)中的古乐书已经亡佚，后世之乐书不得再厕身经部乐类，因此取消了经部乐类，将后世乐书归入子部杂艺术之前的“音乐”类。马端临对陈振孙的这种处理作出了调整。他在前面辑录“陈氏曰”条下的按语中指出：

按：古者《诗》、《书》、《礼》、《乐》，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艺》，以为经籍之首。流传至于后世，虽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经矣。故自唐有四库之目，而后世之所谓《书》者入史门，所谓《诗》者入集门，独《礼》、《乐》则俱以为经，于是以历代典章、仪注等书厕之《六典》、《仪礼》之后，历代乐府、教坊诸书厕之《乐记》、《司乐》之后，猥杂殊甚。陈氏之言善矣！然乐者，国家之大典，古人以与礼并称，而陈氏《书录》则置之诸子之后，而侪之于技艺之间，又太不伦矣。虽后世之乐不可以拟古，然既以乐名书，则非止于技艺之末而已。况先儒释经之书，其反理诡道，为前贤所摈斥者，亦沿经之名，得以入于经类，岂后世之乐书，尽不足与言《乐》乎！故今所叙录，虽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拟经，而以与仪注谶纬并列于经解之后，史、子之前云。[6]320

马端临肯定陈氏所说的“乐类著录已非古乐”之论断，因此必须相应作出调整，但他认为陈氏将其厕入“技艺”之间，不免又有些矫枉过正。在马氏这位注重礼乐之教化作用的正统儒者看来乐书乃“国家之大典”，与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艺”存在雅俗之分，不可混为一谈。因此他提出了折衷方案，即在保留经部乐类之名目的前提下，将乐类之排序(古籍书目中排序的变化往往反映出该部类地位之升降)从原本紧跟“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之后下降到“经解”之后，虽然地位上已不能与“五经”相提并论，但毕竟还是位于子部之前。马氏以此显示后世制定的乐书虽非“先王之古乐”，但毕竟高于子部“技艺”之意。这里可以看出马端临的儒家正统思想。到了《四库总目》则循此思路对乐书进行了分化。其卷30经部乐类小序云：

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7]500

《四库总目》将《经籍考》中萌芽的雅与俗、理论与技艺之区分正式确立了下来，集中体现了儒家正统礼乐观。而上述马端临的做法可谓是承前而启后的重要一环。

(十一)仪注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仪注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礼类4条、《隋志》史部仪注类2条与《新唐志》史部仪注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经部礼类8条，又引《郡斋》经部礼类3条、经解类1条、小学类3条与史部仪注类5条，以及《直斋》史部礼注类38条与目录类3条，共计68条。可见仪注也是较有分歧的一类。

考《汉志》无“仪注”类，其中“《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弹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四部“仪注”类书籍皆附入经部礼类中。《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崇文》《郡斋》皆设“仪注”类(《直斋》在史部设有“礼注”类，名异实同)，但皆归入史部之中，到了《经籍考》才调整上升到经部之中。“仪注”与经部礼类关系密切，《经籍考》的做法是经部礼类只著录古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及其注释类著作，而后代制定的礼书则归入经部仪注类，界限很明晰。《崇文》虽有“礼”与“仪注”两类，但其礼类除“三礼”外还著录有《江都集礼》(隋代)、《开元礼义鉴》(唐代)等后世礼书，同时《崇文》的史部仪注类也著录有《礼阁新仪》《唐礼纂要》(皆唐代)等后世礼书，这样便与经部礼类混淆了界限。因此《经籍考》对其进行了调整，将8部在《崇文》厕入经部“礼”类的后世礼书归入经部仪注类。《郡斋》经部礼类著录的“《开宝通礼》二百卷”、“《太常因革礼》”、“《元丰郊庙礼文》三十卷”这3部和《崇文》中的归类一样，都是后世礼书厕入礼类，因而都被马端临调整到仪注类。《经籍考》对“三礼”和后代礼书的区分做法为《四库总目》所继承并予以细化，即在经部设立礼类二级类目，其下分立“周礼”“仪礼”“礼记”这些“三礼”之类，又并列有“杂礼书”“三礼总义”“通礼”诸类。除此之外，《郡斋》卷4经部经解类著录有“蔡邕《独断》二卷”，《经籍考》卷14经部仪注类收录此书，著录为“《独断》二卷”，其下辑录《郡斋》解题云：

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6]349

又辑录《直斋》卷6史部礼注类下此书解题云：

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6]349

《郡斋》将《独断》归入经解类当是着眼于其考证经义的著述形式，而《直斋》与《经籍考》的归类则着眼于其所论述之实际内容。《四库总目》从《郡斋》的做法出发，将《独断》归入了子部杂家的杂考类。其卷119杂家类杂考之属的按语云：

案：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班固谓杂家者流出于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7]1600

又《郡斋》卷4经部小学类著录有“《考古图》十卷”“《博古图》二十卷”“《钟鼎款识》二十卷”，而《直斋》卷8史部目录类则著录“《考古图》十卷”“《博古图说》十一卷”“《宣和博古图》三十卷”，《经籍考》在辑录以上诸书的晁、陈两家解题后下按语云：

按：《考古图》诸书晁氏以入小学门，陈氏以入书目门，皆失其伦类。既所考者古之礼器，则礼文之事也，故厘入仪注门[6]375。

将以上诸书均调整归在经部仪注类下。《郡斋》将以上诸书归入小学类当是着眼于上述诸书考证文字的功用，《直斋》归入目录类当是着眼于其图谱的形式，而马端临则从其所体现的实质内容出发，认为其所著录之图谱皆古礼器，其记载皆与“礼文”相关，故将其归入仪注类。三家立足点不同，可谓见仁见智。《四库总目》从《直斋》的做法，在卷115将《宣和博古图》归入子部谱录类器用之属。

(十二)谥法

如表4所示，《经籍考》此类书目下解题引《崇文》经部礼类3条、《郡斋》经部礼类3条与《直斋》经部经解类3条，共计9条。马端临在《经籍考》中设立此类当是来源于《通志·艺文略》的“经类”→“经解”→“谥法”，只是将其三级类目“谥法”提升为与“经解”并列的二级类目。考《经籍考》卷14经部谥法类小计后之按语云：

按：谥者，国家送终之大典，今历代史志，俱以谥法入经解门，则伦类失当。今除《周公谥法》、《春秋谥法》二项入礼门，而历代之谥法，则俱附于仪注之后，庶以类相从云。[6]346

(十三)谶纬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谶纬类小序与小计引《隋志》谶纬类2条与《新唐志》谶纬类1条，小序中又引《直斋》卷32经部谶纬类所著录的“《乾坤凿度》二卷”下陈振孙之按语1条以叙述谶纬的兴衰，其书目下解题则分别辑录《郡斋》经部易类3条与《直斋》谶纬类3条，共计10条。考《郡斋》无谶纬类，因其所著录之纬书皆“易纬”，故将其附在易类之下，即《郡斋》卷1经部易著录之“《易乾凿度》二卷”、“《坤凿度》二卷”与“《周易纬稽览图》二卷、《周易纬是类谋》一卷、《周易纬辨终备》一卷、《周易纬乾元叙制记》一卷、《周易纬坤灵图》一卷、《易通卦验》二卷”共三条书目，《经籍考》由于设有单独的谶纬类，故将上述诸书调整到谶纬类中。

(十四)小学

如表4所示，《经籍考》经部小学类的小序与小计引《汉志》六艺略孝经类4条与小学类2条，又引《隋志》经部小学类2条与《新唐志》经部小学类1条以叙述学术之兴衰源流，而书目下解题又引《崇文》小学类7条、《郡斋》经部小学类35条与子部类书类4条，又引《直斋》经部小学类38条、史部目录类1条以及子部儒家类4条、杂家类1条、杂艺类13条与类书类8条，共计120条。可知《经籍考》与《郡斋》的关系比较简单，只引用《郡斋》经部小学类和子部类书类之条目。《经籍考》经部小学类著录之条目虽以来自《直斋》经部小学类为最多，但除此之外，《经籍考》的小学类还引用了《直斋》史部目录类与子部类书、儒家、杂家、杂艺诸类之条目，反映了《经籍考》小学类与《直斋》类目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也使得《经籍考》的小学类所收书籍内容十分庞杂，除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类书籍外，还包括工具、幼教、蒙学、书法诸类书籍。

工具书如《直斋》卷8史部目录类著录有“《隶释》一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经籍考》将其调整到经部小学类。《直斋》把它视作分类编排的检字工具书，《经籍考》则着眼于其记载之对象本是文字而不论其实际功用(与下文所述书法类著作归入小学类出于同一理由)。但因其所载并非先秦古文字，而是隶变之后的今文，所以究其实质，工具书性质还是大于其文字考证之作用。故《四库全书总目》卷86同《直斋》将其归入史部目录类。幼教书如《直斋》卷9子部儒家类著录有“《童蒙训》一卷”“《少仪外传》二卷”“《辨志录》一卷”“《小学书》四卷”这四部“幼教”读物，是教授童蒙及初学者为人处事的具体行为规范的书籍(属于“事”的层面)，属于儒家教育中的初等教育。在前代书目中一般都归入儒家类中，直到朱熹才特意将其从儒家中提出归入“小学”中，意在与讲述为人处事之道理的“大学”相表里(属于“理”的层面)，以之作为修身立命之根基，并从而规定了修身治学的前后次序(先事而后理，先小学而后大学，下学而上达)。正如《经籍考》在“《小学书》四卷”之下引《朱子语录》所云：

修身之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这个是做人底样子。学之小大虽不同，而其道则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游倪曰：自幼既失小学之序，愿授《大学》。先生曰：授《大学》甚好，也须把小学书看，只消旬日工夫。[6]436

同卷又辑录了《文献通考·自序》，其下编纂者之一王梓材指出：“梓材谨案：先生传及《自序》，黄氏补本列《胡熊诸儒学案》，以其与程登庸友善，而并为朱学也，附入是卷。”[10]2980可知马端临与乐平程登庸等学者相友善，都信奉朱子学。因此马端临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并以之作为其思想及立论之根基。反映在《经籍考》中便是大量吸收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意见和看法。此例可见其一斑。

又《直斋》卷10子部杂家类著录有“《弟子职》等五书一卷”。《经籍考》辑录其解题云：“陈氏曰：漳州教授张时举，以《管子·弟子职篇》、班氏《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合为一篇。”[6]437

《直斋》以其合五书为一卷、内容丛杂而归入杂家。《经籍考》则以其具体内容属童蒙修身之“幼教”书而调整归入小学类。两者侧重点不同，当以《经籍考》的做法为优。

蒙学书如《郡斋》卷14子部类书类著录有“《蒙求》三卷”、“《左氏蒙求》三卷”、“《左氏纲领》四卷”与“《两汉蒙求》五卷、《唐史属辞》五卷、《南北史蒙求》十卷”，《经籍考》将这几部蒙学著作调整归入小学类中。同样，《直斋》卷14子部类书类著录有“《蒙求》三卷”、“《补注蒙求》八卷”等8部蒙学故事集，与《郡斋》子部类书类著录的4部情况一样。马端临因其本质为儒学初级读本而调整归入小学类中。《四库全书总目》则从《郡斋》和《直斋》归入子部类书类中，当是着眼于其以一定的编纂体例汇聚故事而成书的特征。

书法书如《直斋》卷14子部杂艺类著录有刘次庄的“《武冈法帖释文》二十卷”、张彦远的“《法帖要录》十卷”、释适之的“《金壶记》一卷”、钱惟演的“《飞白叙录》一卷”、黄伯思的“《法帖刊误》二卷”、翟耆年的“《籀史》二卷”、姜夔的“《绛帖评》一卷”(《经籍考》著录为二十卷)、桑世昌的“《兰亭博议》十五卷”、桑世昌的“《兰亭考》十二卷”(《经籍考》著录为十三卷)、蔡端的“《法书撮要》十卷”与陈思的“《书苑菁华》二十卷”等11部著作。《经籍考》卷17将以上诸书皆调整归入经部小学类中。并在陈思的“《书苑菁华》二十卷”后以按语说明其理由云：

按：以字书入小学门，自《汉志》已然。历代史志从之，至陈直斋所著《书录解题》，则以为《书品》、《书断》之类，所论书法之工拙，正与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于杂艺，不以入经录。夫书虽至于钟、王，乃游艺之末者，非所以为学，削之诚是也。[6]433

马端临首先承认《直斋》所谓论“书法”的著作为“技艺”与作为学问根基的传统小学不可混为一谈。但他在按语中接着又指出：

然《六经》皆本于字，字则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属乎偏旁音韵者则入于小学，属乎真行草篆者则入于杂艺，一书而析为二门，于义亦无所当矣。故今并以入小学门，仍前史旧云。[6]433

可见马氏虽然从道理上赞成陈振孙的观点，但在书籍的具体归类处理上持不同的意见。他不赞成陈氏将“书法”类著作从小学分出的做法。因为在马氏的眼里“书法”也好，“字书韵书”也好，同样都以文字为对象，虽然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没有必要分立两门。所以他没有依从《直斋》，仍然将“书法”著作保留在小学类中。

综上所述，《经籍考》将“工具”“幼教”“蒙学”“书法”类著作，分别从《郡斋》与《直斋》的目录类、儒家类、类书类、杂艺类中调整归入其“小学”类中。这些调整大多并非马氏首创，一般都有其历史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卷40经部小学类小序中指出：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7]526

由此可知，将“书法”著作从艺术类中分出归入小学类始于《新唐志》，将“幼教”著作从儒家类中分出归入小学类则由朱熹所倡导，并首先由赵希弁在其《读书附志》中予以实践(但马端临并未见到《读书附志》)，将“蒙学”著作从类书类中分出归入小学类则始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经籍考》的小学类对此都予以了吸收，可谓汇集前代书目小学类于一炉。这一方面是由其辑录体的特殊体制所决定的，一方面也体现了马端临本人的学术思想立场。不仅如此，马端临还自行将检字类“工具书”从前代书目的目录类中分出归入其小学类中，从而使其“小学”类所包括的范围更加庞杂。

作为清代考据学结晶的《四库全书总目》主张小学类中只载文字、音韵、训诂类书籍，而将“论幼仪”“论笔法”“蒙求”“便记诵”之书各归其类，从而恢复了《汉志》的“小学"传统，使得“小学”类变得纯粹了。当然《经籍考》小学类的收书范围是建立在广泛汇集前代书目并吸收程朱理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而清代出于对宋明理学以义理解经的空疏弊病的批判和反思，提倡返回先秦儒学本义并对经典予以忠实的解释，作为朴学家解经之基础的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小学”的研究兴盛，自清代考据学的开山鼻祖顾炎武提倡“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并以其《音学五书》等著作予以示范后，“小学”的研究日益兴盛起来，先后涌现出了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一大批以“小学”功底见长的经学大家，而官方出于钳制思想以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对于与钻故纸堆与现实关系不大的“小学”也是大力提倡。正因为上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政治形势的影响，清代“小学”由经学附庸一跃而蔚为大类，所以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自然会主张恢复《汉志》的“小学”传统。两者的差别一方面是由《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辑录体与叙录体的不同体制而决定的，更是直接反映了学术随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异，《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都不过是各自予以了忠实的记录罢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马端临在《经籍考》经部中辑录前代书目的过程中对其分类类目与具体书籍的归类进行了整合，这些调整往往都有其深层的学术背景，反映了学术文化的时代变迁。马端临在《经籍考》中广纳百川的同时又敏锐地抓住了学术发展的脉搏，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分类与归类体系。进而通过分析历代书目与学术史，特别是与古籍四部书目的集大成者《四库总目》相对照，《经籍考》中的分类调整往往是“继往开来”的一环。其承前启后的经验与内涵均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和挖掘。这对于深入了解《经籍考》乃至整个目录学史与学术史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籍考》贯彻了《文献通考》兼备“文”(典籍文献)、“献”(贤人言论)、“考”(考证)三位一体的编纂原则，进而为了达成“记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11]自序9的编纂目标(实即清代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马端临一方面按照时代学术思想对书籍进行了忠实的记录，并论述了书籍的性质与特征、流传与真伪等方面，进而又基于其朱子学的立场检讨了书籍的内容及其背后的学术思想。白寿彝曾指出《经籍考》是以目录书的形式承担着学术文化史的任务[12]500。如其所言，《经籍考》超越了一般的文献资料汇编，其实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著作。因此对于《经籍考》经部分类渊源及其归类调整的分析不仅限于《经籍考》自身，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目录学史及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也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