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帆

摘要：元朝时蒙古问鼎中原，传统汉文化受到冲击，蒙古统治者推行的政策使汉族知识分子受不到重用，致使很多文人开始寻求心灵的解脱。其中张雨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书法风格的变化也体现出了元代文人的心理历程。在文中就赵孟頫、杨维桢对张雨书法的影响展开探讨。

关键词：张雨;书法;元代;赵孟頫;杨维桢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2-0008-02

元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代，统治者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汉族人民和汉族士大夫的地位十分低下，位于最低等级，这一政策给汉族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文人们的心理充满了焦灼和无奈，于是部分文人开始寻求心灵的解脱。张雨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而他的书法风格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文人心理的变化。

一、张雨其人

张雨（1283-1350年），又名天雨，法名嗣真，字伯雨，别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好友刘基为其作《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中记载：“句曲外史雨者，钱唐人也，姓张氏，字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状元擢第于宋，传四世至逢源，仕宋为奉议郎，通判漳州，逢源生肖孙，肖孙生雨。啊见张雨出于名门，为宋崇国公张九成之后裔。黄溍《师友集序》：“（大父）延儒，先以为师，教之甚笃。而伯雨特聪颖爽朗，颖出不群。”张雨时年九岁，已经受学，并能辞章。《元书·隐逸传》记载：“年二十遍游天台、括苍诸山，弃家为道士，登茅山授《大洞经箓》。”可知其二十岁左右弃家为道，遍游诸山。三十岁后登茅山，受《大洞经》，并跟随王寿衍道士入杭州开元宫。在赵孟頫还乡为先人立碑之时结识赵孟頫，并侍赵学书。后来又因为拜服虞集，《南村辍耕录》记载：“……（虞集）问（张雨）能作几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试书之，以质是否。连书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浃背，辄下拜曰：‘真吾师也。自是托交甚契，故与先生书必称弟子焉。”从而拜到虞集门下。因此张雨随赵孟頫、虞集二人学习过书法当毋庸置疑。到了六十岁，《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云：“（外史）仍提点开元宫，时年已六十矣。乃先葬其冠剑于南山而辞宫事，但饮酒赋诗，或焚香终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张雨决然弃道还儒，纵横于酒色之间，在此期间其书风亦发生巨大变化，前后判若两人。

二、赵孟頫对张雨书风的影响

张雨身为名门后裔，从小经受了良好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文人们都是靠科举入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在张雨所处的那个社会里，这一抱负是不容易实现的，作为汉人，即使是赵孟頫也是没有参与过政事的。尽管在元仁宗延祜二年（1315年），统治者采纳了“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而重开科举，但是凭借科举来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汉人即使入仕，也只是作为蒙古族统治者的附庸。又加上南宋遗民进入元朝之后，都会存在一种“遗民心理”，很少会选择入仕，因此文人们避而归隐成为了元代一种文化现象。张雨会选择修道，大概也有上述方面的原因。

元代帝王为了巩固统治而大兴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都在元代得到了广泛传播，尤其是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受到朝廷统治者的格外重视，道教弟子的地位也因此是比较高的。对于等级十分低下的汉族文人来说，加入道教成为了提升他们地位的一种手段。也正是因为张雨在修道和文艺上取得的成就，后来才得以结识赵孟頫、虞集、杨维桢等人。

在元代异族的统治下，以赵孟頫为首的汉族士大夫们把继承和发展汉文化作为他们的目标，如侯开嘉先生所说：“在元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下，当时出现的复古思潮只是表象，实质是汉族知识分子潜意识里保存汉文化的行为。”赵孟頫出仕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一直到1298年之前，赵孟頫的书学思想并没有对当时的书风产生太大影响。到了大德二年（1298年）春，成宗把赵孟頫召入大都书金字藏经，当时赵孟頫举荐了二十多位善书者随其进京抄书，而且这些人最终都被授予了官职。这一儒士凭借文艺致仕的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赵孟頫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成为了南北方以及朝野公认的书坛领袖。赵孟頫凭借其书坛领袖的地位，竭力提倡“当则古”的“复古”思想，并身体力行，全面保存和继承汉文化，整个元代也因此被“复古”风气所笼罩。

张雨作为“赵派书家群”的代表人物，其受到过赵孟頫的指导和影响几成定论。据考证，赵孟頫、張雨二人相识于元仁宗皇庆年间，赵“每以陶弘景期之”，称：“昔陶弘景得道华阳，是为华阳外史，今子得道句曲，其必继陶后。”张雨寄赠赵孟頫的诗有28首，如《寄吴兴赵承旨》、《过吴兴谒赵承旨》等，并有跋管夫人书画传世，如《跋管夫人画竹》等。管夫人去世之后，张雨有挽诗赞颂。赵孟頫亦有《送张伯雨归江南》等诗，可见张雨与赵孟頫交往之密切。

张雨在《赵承旨十六跋定武兰亭》跋语中云：“仆曩时侍赵文敏学书，暇日尝论禊帖定武本佳者绝难得。僧独孤本见存，更有赵子固及越人倪伸刚、武唐吴静心，此三本流落人间。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谒莹之于竹庄，出此本见示，乃其祖静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题跋甚详，诚可宝也。”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一记：“张伯雨书性极高，人肓其请益赵魏公，公授以李泰和云麾碑，书顿进，日益雄迈。”可知张雨确是受教于赵孟頫，赵孟頫曾受李泰和云麾碑于张雨。从张雨早年的《登高诗札》《褚摹兰亭序跋语》等作品中亦可以看出其受赵氏书风响之深。值得注意的是，《褚摹兰亭序跋语》是写于1304年，而张雨与赵孟頫相识应是1313年左右，但是该作品书风很明显是承袭赵孟頫，线条圆润，用笔熟练，由此可知张雨在结识赵孟頫之前就已经开始学赵，可见赵孟頫在元代影响之大，成为文人们竞相临摹学习的范本。

三、杨维桢对张雨书风的影响

赵孟頫虽然复古，但他和一般的复古思潮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知道历代复古思潮的提出，主要目的都是借着复古的名义来进行革新，如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和清代康有为“托古改制”等等。而赵孟頫的“复古”是一种全方位的“复古”，即“以古为古”，其目的是为了挽救元初书法颓风，以免优秀的传统汉文化在异族的野蛮统治下惨遭灭亡，他并没有想要去革新，因此不提倡个性，甚至排斥个性。

而杨维桢的复古则不一样，元末时期蒙族统治者对汉文化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且笼罩整个元代的复古思潮对蒙族统治者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同化作用，使他们对汉文化有较大程度的接受。因此杨维桢的内心并没有对汉文化即将灭亡的担心，他所崇尚的复古，与古代其他时期所崇尚的复古思潮实质相同——即“以古为新”，所以他在书法上不是一味的继承，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个性化的创新。元亡之后，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召诸儒纂修礼乐书”，杨维桢婉拒道：“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表示其不会入仕新朝的决心。从杨维桢的这些表现可以看出，其并不认为自己是身处异族统治下，而认为元朝就是自己所要忠心尊崇的正统。

《中国书法史新论》云：“在这（元代）平和、秀美、典雅风气之外，元泰定年问出现了一位嵌崎磊落的书法家，此人便是杨维桢……取法上避开了二王，直取欧颜、章草、今草及篆隶，表现出古朴、倔强、雄健、不落俗套的风格。……他对破体书法进行了探索。《真镜庵募缘疏卷》，把楷、行、章草、今草相互夹杂，字形大小不拘，浓墨枯墨忽见，用笔粗细相间，产生强烈的虚实对比和跳跃的节奏感。可知杨维桢书法风格极具创新性，與元代平和、典雅的书风格格不入，因此在正史中很难找到杨维桢“善书”这件事。《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於青莲（李白）、昌谷（李贺），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在元末明初著名的文学家宋濂为杨维桢所作《杨君墓志铭》中云：“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日‘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好友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亦云：“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李孝光）、杨廉夫（杨维桢）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杜甫）、二李（李白、李贺）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道，杨维桢凭借诗文而引领东南，名重当时，被人们称为“铁崖体”，弟子无数。因此，虽然杨维桢书法在当时的大众审美中不受重视，但是凭借其东南诗坛领袖的地位，其书法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张雨后期书风的转变亦与其有关。

据丁雪艳硕士论文《张雨年谱》考证，张雨与杨维桢相识是在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张雨时年六十岁，雨亦是在这年“葬其冠剑”还其儒身，隐居杭州，之后，雨与杨维桢交厚，多从之游。在张雨晚年的这段时间，经常往来于三吴，和杨维桢、黄公望、倪瓒、黄溍、俞和等文人交游唱和，《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中收录的诗作很多都是这种唱和题材。在这些交友的文人中，其受杨维桢的影响极大，一改之前儒道之风，贪图“一刻春无价”，沉溺于酒色，这使张雨晚年的诗风、书风都开始朝恣肆放纵的方向发展。

《登南峰绝顶诗轴》为张雨晚年书风的代表，与杨维桢书风极为相似，这种大幅作品在元代极为少见，是书法史上较早出现的立轴作品。其用笔放逸开张，结字奇正相生。在书写过程中开始是比较舒缓，用笔凝练沉实，而后伴随着作者心境和诗文内容的变化，书法线条的虚实、迟涩、粗细伴随着情感的跳动表现的更加丰富，作品中对情感与节奏的追求甚至淡化了技巧的追求。从中可以看出张雨晚年的书法追求和心境与杨维桢明显一致。

概言之，有元一代均被赵孟頫所提倡的复古书风所笼罩，表现出“以古为古”的时代特点。张雨早年侍书于赵孟頫，受到赵的亲传，晚年隐逸放纵，张扬个性，在学书道路上不为师囿，成为元代为数不多的形成个人面目的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