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怡

摘 要：基于文献研究，发现体制改革对我国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性；对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并从管理学学科视角对概念进行了创新性定义；从两个维度对体制改革和档案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进行分析，分别是体制改革对优化配置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优化配置对体制改革的需求与限制；最后分别针对法律问题、社会与公众服务问题、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整理出学者对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对策与建议，并基于体制改革对其未来进行展望。

关键词：体制改革；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档案管理

1 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1.1 概念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档案资源优化配置的定义，笔者发现大部分是在戴志强的概念基础上建立的，他的概念突出了体制指导和系统性的重要意义[1]，一经提出，就获得广泛地认同，很多学者都相继提到“统一管理，分级领导”的体制或者完善统一的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概念。比如黄存勋从整合对象的角度界定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概念[2]，强调整合的目的是服务大众；肖静萍强调整合或配置过程中的技术平台和技术手段[3]；余厚洪强调分散档案信息资源的融合和重组[4]；李明娟强调信息资源的共享性、整合过程中的管理性[5]；蒋冠强调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体系的优化[6]；宫晓东基于业务层面描述了档案资源整合的价值增值和价值创新过程[7]，等等。总体来说宏观角度主要有档案社会系统工程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论、档案管理过程论；微观角度主要有档案服务公众论、档案信息资源融合论、档案资源整合技术论等。

视角的多样化扩大了概念的外延，但是已有视角缺乏明显的学科特点，导致概念内涵不充分，即对概念的本质界定不够。笔者认为，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活动，管理职能贯穿于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全过程。比如计划职能体现在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对象和目的上；组织职能一方面在外部实体资源组织上体现为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现代化硬件设备支持、财政支持和专业的档案管理人才队伍支持，另一方面体现在档案资源本身的组织上，在对分散封闭的档案信息融合、重组以满足社会综合化多样化的档案信息需求；领导职能体现在政府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分级领导”的体制制定和完善统一的标准体系构建上；控制职能体现在检查档案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最终是否与计划中的服务大众目的相符合，以及时采取措施修正与计划目标之间的偏差上。

所以，笔者对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定义是，以国有档案以及各种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非国有档案为对象，以服务公众和保障社会信息资源福利为最终目标，对分散的档案信息融合重组，同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设备支持、财政支持和人力支持，通过制定完善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及时修正偏差来达到目标的一种档案资源管理活动。

1.2 档案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管理领域资源优化配置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资源优化配置”一词最早诞生于经济管理领域，后来通过陈丽鹦和覃晓立等学者的引入，在档案学界渐渐开始兴起关于“档案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8-9]。而经管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价值规律机制通过自动调节对资源实现配置，从而自动实现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最大化[10]。

可以发现二者的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如下，首先，配置对象不同，档案信息资源是指国有档案资源以及各种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私人档案资源，而经济管理领域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企业组织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物料、设备、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其次，信息组织方式不同，档案信息资源优化主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规划与协调措施来实现，而经管领域的信息资源优化建立在价值规律主导和自由市场理论基础上，是自组织的、处于完全竞争模式下的自由配置。最后，目的不同。档案资源优化配置是为了实现社会档案资源共享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经管领域的优化配置是为了用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化的效率和收益。当然，从需求侧角度来看，两种资源配置的出发点都是对有限的资源合理地进行分配，以满足人们在各自领域内的特殊信息资源利用需求。

2 体制改革与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之间的关系

2.1 体制改革对优化档案资源配置的影响

逯国良认为，推动全社会的档案信息体系建设能加快档案资源整合建设，能促进全社会档案资源利用率质的提高，改变各档案馆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档案网络体系的状况[11]。刘永认为，在“互联网+”和云计算时代背景下构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云体系，能够克服分散的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在用户承载力方面的制约，增强当信息资源共享和交互，从而达到档案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12]。周莉莉将循环经济理论纳入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建议采用市场化手段调动社会各种资源，解决公共档案馆库存压力大和管理成本高的问题，使档案资源更加集中，档案资源组织方式更健康[13]。胡燕认为，保证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档案资源的社会全覆盖，有利于形成档案资源共建共享、共同治理的良性循环机制[14]。

综上，在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研究中，有档案信息资源融合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论、档案资源社会系统工程论和服务公众论等，这些理论在学者研究体制改革对优化档案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中，纷纷得到体现，说明档案体制改革从多方位多角度都能促进档案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

2.2 档案资源优化配置对体制改革的需求与限制

2.2.1 档案资源优化配置对体制改革的需求

档案资源要实现优化配置，离不开体制的引导，因此优化配置过程对体制改革表现出一系列的要求和约束。刘大江等认为，关键是理顺档案行政与事业管理体制，科学合理设置档案局与档案馆，加强国家檔案资源建设的宏观规划与协调，通过完善立法、行政执法，构建优化配置国家档案资源的长效机制[15]。孙展红认为，首先需要依靠法律规范，完善档案资源建设立法，其次需要加强行政监管，保证档案资源配置的成效，最后要不断调整体系建设策略，促进档案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16]。逯国良认为，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档案信息体系建设规划，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与融合，为社会提供综合性一体化信息服务，最大化地发挥出档案信息资源整体效能[11]。张群认为，需要加强对于档案信息资源体系的完善，并利用各类信息化技术促进档案数据库的建立[17]。吴薇认为，应搭建全国或区域性档案大数据云平台，建设“国家开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利用系统”[18]。

总之档案资源优化配置对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有法律层次的，也有社会层次的；有管理层次的，也有技术层次的。档案体制改革只有在这些方面都达到了要求，才能称得上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和源头上保证档案资源的配置优化。

2.2.2 档案资源优化配置对体制改革的限制

我国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的形成导致了同级档案机构间的权力博弈，档案价值利益的驱使也使得各档案机构或多或少地对权力进行滥用[19]。档案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档案体制改革需要一定的约束力，它要求进行档案体制改革时应遵循“先信息后实体”的原则，要在保障公民对数字档案信息利用权利的基础上，再保障各个档案所有者和档案机构对于档案孤本的所有权，以确保档案信息资源与其他政府信息资源一样属公民所有，为公民所用；另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法行政，要自觉地接受法律的监督，要划清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约束行政行为和权力的扩张与滥用。

2.3 资源配置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2.3.1 法律问题

立法和执法是档案资源配置优化和档案体制改革的根本手段。总体来看学者基本从完善立法和严格行政执法两个角度来界定档案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立法是首要前提，而有法可依后就应该加强行政监管，保证档案资源配置优化的效果。刘大江等认为，为了解决国家档案资源优化的保障机制问题，在完善立法方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强化依法治档的工作理念，切实维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法定地位，在行政执法方面，应对档案资源的配置需要行政管理部门规划与协调，加强监管措施[15]。孙展红认为，为解决档案形成义务、档案所有权问题、档案馆收集范围和相关单位的移交责任等问题，应明确相应责任人形成档案的法律义务及没有履行义务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档案产权[16]。曹航和杨智勇认为，为解决现行的以实体整合为主的档案资源整合模式缺乏相关档案法律法规的支持且相关法律修改较为困难的问题，应鼓励专业档案不同管理模式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适时争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提倡市、县（区）在有利于国家档案资源管理和利用的大前提下，发展不同的档案管理模式[22]，等等。

2.3.2 社会与公众服务问题

国家档案资源优化配置最重要的前提和方向是服务公众，应始终坚持公众本位、社会本位、人民本位的原则。档案资源整合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针对档案资源建设的社会问题与公众服务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档案资源是否应该进行社会公开和档案资源如何让社会公众共享。比如，黄存勋认为公共档案馆向公众开放、为公众服务是档案体制改革的重点，要把依法应当公开的形成时间满30年的历史档案以及可以随时公开馆藏档案、已公开的现行文件，都纳入开放的范围[2]。谭必勇就如何设置国家档案资源整合与共享控制机制的核心机构问题，应基于书目控制理论的角度建立全国档案（文件）目录中心，为档案馆之间进行目录信息的交流、开发和服务提供良好的平台，为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共享提供有力的保障[24]。安小米认为，进行档案资源整合时需要采用多学科视角认识档案多元价值及其社会影响[21]，等等。

2.3.3 管理问题

档案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在本質上属于管理活动，管理的职能贯穿于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和体制改革的全过程。

馆藏结构优化是资源优化的首要管理目标。针对馆藏结构优化的问题，黄存勋建议，要从整个国家和全社会档案资源建配置的战略高度，对国家档案馆馆网设置、布局与馆藏分工的科学规划与合理调

整[2]。针对前端控制与同步调控策略问题，黄存勋认为，应从文档一体化等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始，包括档案进馆单位的确定、进馆档案的遴选、移交与接收，馆藏档案到期处置等[2]。陈姝认为，应要注重把与人民群众各方面利益密切相关的材料纳入归档范围，监督各单位严格落实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23]。针对档案工作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刘大江等人认为对市（州）档案应该实行局馆分设，县（市）区档案工作机构可实行局馆合一，为行政机关[15]；李财富认为要充分发挥综合档案馆在国家档案资源整合中的聚集辐射作用，从体制上调整部门、专业、专门档案馆与同级综合档案馆之间的关系[20]；曹航认为，应在条块管理体制持续多年的情况下，充分考虑专业档案形成部门的工作需要和合理利益，创新档案资源整合体系机制，探索形式多样的档案资源整合模式，并尊重各地档案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区别对待的原则推进档案资源的整合，开展档案管理模式改革[22]。

2.3.4 技术问题

关于档案资源优化配置技术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档案数据库的搭建、国家级档案资源共享云平台的建立、用户参与档案数据整理等。如逯国良认为，要加强对新产生的电子文件档案的收集、积累、管理；加强有关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要加快和完善档案资源数据库建设[11]。安小米等人强调需要采用多维度视角考虑整合与服务方式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特点，构建联接人、过程和技术并与其他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相融合的网络空间架构[21]。付航提出，要建立专门针对电子文件管理的市、省甚至国家级架构的私有云平台，使得区域内部离散的、异构的数字化资源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25]。肖静萍提出，让用户参与到不受限制的档案数据整理过程中，多形式、多层次、多方面参与共建共享数字网络档案资源，是未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用的主要方式[26]。

3 基于体制改革的档案资源优化配置工作的展望

目前，基于上文中提及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仍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档案资源建设基本理念与体制制度的转变，还有技术层次的革新与发展。顾敏华等学者提倡基于“大档案”理念建设城区专业档案中心，创建档案资源整合新模式，着力构建“大格局”，提供“大服务”，实施“大开发”[27]；安小米等人基于大数据观视角，认为我国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在思维上应建立利益相关方共同体意识[28]。总之，档案工作者应紧跟时代步伐，从体制改革角度出发，对我国档案资源的配置优化工作进行全方位的、全过程的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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