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雷

1892年11月，契诃夫的著名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发表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此前的1890年7月至10月间，29岁的年轻作家契诃夫，凭着顽强毅力、超人信心，探访了俄罗斯人间活地狱——萨哈林岛，他在岛上，对众多苦役犯深入调查，发放上万张调查表，采访数百名苦役犯，这为他日后写出这篇带有“民主主义观点”，抨击俄国社会容忍冷漠和邪恶的现实形态的小说，奠定了厚重的思想基础。这篇小说是纯粹意义上的不可多得的“大说”，其思想性已经完全超越了其艺术性，它最明显的特点是“短而深、奇而沉”，即以如此短小的篇幅，承载了深厚的社会主题：“是清醒地活着，还是庸俗地活着” 的这类大问题。

在精神病院昏暗的魔窟中，精神病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渴望精神和思想的交流，由于没有适合自己的交流对象，就同疯子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原法院民事执行官，下简称格）很谈得来，这个举动被外人视为非正常，长此以往之后，人们就认定拉京医生也疯了，他在懵懂中被众人强行关进病室，被当作“病人”遭受虐待，把个好端端的医生强扭成“病瓜”，这是非颠倒的逆转过程，颇具喜剧效果，读者初读时原被这“奇遇”式的讽喻效果弄得忍俊不禁、笑从心底流溢而出。

往后再接下来读，这份意外的“喜剧感”，却在突然间消失了，从视觉到心理感觉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像泡在蒸腾热澡堂里大汗淋漓的人，又猛地被抛进了冷水池，高强度刺激，让人身心惊悸，浑然无措！这个故事和人物命运的“陡转”，让读者和小说的人物皆陷入了“双意向尴尬”的氛围中，读者再无法松弛地笑了，在情绪转换尚未适应的同时，脑神经的“弦”又忽然为拉京的命运畸变而绷紧了，原本处于“统治”地位的医生，瞬间在人字塔顶端跌下来，遂被院方当作精神病患者，拉京由原来自由飞翔的苍鹰，一夜间变成笼中的“病鸟”，这种反差来得太大太迅猛，故事内外一阵哗然、一片瞠目！不管是作家和他的人物，还是读者和这个故事，都浑然坠入黯然的气氛中，书外书里鸦雀无声，此刻，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谁也没有笑的欲望了，好像自己的灵魂，皆被浸泡在彻骨的冷水中了。

作家为医生的悲苦而生同情，读者为医生遭遇蹂躏而感骇然，医生的苦难与悲哀，群人的愚昧与无知，即是拉京命运突变的大背景，这就构成了那个昏聩的沙俄时代，既是爿害良知的无情黑洞，又像吞噬人生不见血的巨大魔网，这张阴森的网，就罩在这令人窒息的精神病院头上，形成一种高压绞杀力，这让我们想到了群狼围捕孤鹿的危险，前面是悬崖，后面是泥沼，面对不可抗拒的黑暗，民众的良知或逃匿、或消散，已别无选择……这是来自心底的悲鸣，这是无以表达的大悲痛，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悲剧——这个创造，让我们看到了契诃夫小说的金质含量，感受了伟大作家深厚思想的巨能与力度。

作家契诃夫的深刻，在《第六病室》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点表现在他重点刻画的三个人物上：医生拉京、疯法官格罗莫夫、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威良内奇（下简称米），他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人生走势。

首先是恐惧型人生：代表是疯法官格罗莫夫，格是拉京被认定为“疯”的直接诱因，格是拉京思想相近的“知音”同路人，其行为的前置对拉京后来走向“病态”，有不可避免的导向作用，格爱思考导致了其精神饱受困扰，他愿把外界不利的所有事都与自己联系起来，他相信“美好的时代会来”，但他眼前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与其内心的理想世界矛盾极大，面对过多的思虑他无法找到答案。于是，格罗莫夫长期处于忧虑、烦躁、恐惧中，压力过大，导致其精神崩溃——成了铁笼子里的真正病人，他是那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

第二是帮凶型人生：米哈伊尔是拉京生活中的朋友，但在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上，他却不能真正与医生有“共识”，他的一些“善举”，如他甘愿充当拉京释放思想的“倾听者”，当周围的人认为拉京露出“病态”征兆时，他主动邀请拉京去外地旅行“调养”，在此期间还借去了拉京500卢布当赌资，造成了去职后的拉京生活陷入了贫困。他代表众多人的“好意”，来劝医生入院治疗，这是通往死亡和毁灭的路，他由关爱朋友变成了刺杀朋友的“刀子”。表面看，米的话语、行为颇具人情味，实际上他是医生毁灭的重要外部因素，直到后来他逐步转化为当下社会制度的帮凶。

格罗莫夫长期处于忧虑、烦躁、恐惧中，压力过大，导致其精神崩溃——成了铁笼子里的真正病人，他是那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

第三是被围剿型人生：正常的医生拉京常去与病人格罗莫夫交流思想，格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他“似一部供人查考的活字典”，而拉京则是“薪金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且是“最喜爱的是历史和哲学著作”的人，两个爱读书、又都是多有“内存”的人，走到一起自然会有许多话题，这种超出常人的交流，被视为非正常，被视为“疯”的证明，当医生被劝在家病养时候，他对自身处境是清醒的：“我根本没生什么病，无非是落在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拉京说的“魔圈”，就是周围的人（尼基达、霍包托夫、总务长、医士）或社会制度，当这些人和社会拉上手，就形成了合围的态势，拉京变成山中的动物，如一只孤独的公鹿，他周围的众人皆变成了冷酷的猎手，被“围猎”的圈在不断缩小，这圈内的猎物就是拉京，此刻他的悲剧命运已不可逆转了。当一个正常人被强大的社会视为“病人”的时候，他就得为这个社会所驯服，或依附而活，或成为工具，或成为毁灭者。

此前，拉京与米哈依尔就生活与社会的问题，说过的一段话，能透视医生的思想脉络，我把它称为作家契诃夫或拉京的“智慧牢笼论”：

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好像关在一个牢笼里，逃不出去似的。确实，他从不存在成为有生命的东西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种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要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对他说不清，或者说些荒唐的话。他敲门，门却不开。后来，死神来找他了，这也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因此，犹如在监狱里的人们被共同的不幸联系着，由于聚在一起而感到轻松些一样，在生活里只有喜爱分析和归纳的人们凑在一起，交流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借此消磨时间的时候，人才能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牢笼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从这睿智的话中，可以看出拉京是清醒着的，然而，他却不能打开这扇牢笼的门，只得被这无情的牢笼所吞噬——这即是拉京医生遭围剿的苦难命运，他的朋友米哈依尔劝他入院疗病，他心知肚明地说：“……我正在走向灭亡，而且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在这里，作家契诃夫让读者们看到躲在苦难背后的东西。

从作家塑造的几个人物看，米哈伊尔是个衬托人物，但其作用却不可低估，他的“杀伤力”，仅次于靠拳头实行“统治”的看护人尼基达、疗病医士霍包托夫，作家推出这个“配角”人物，其真正目的在于告诉读者：米哈伊尔是拉京走向精神死亡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因素，告诫读者，携带毒素的“朋友”成为帮凶，对人类社会进步危害更大。

契诃夫愤怒地抨击沙皇时代的俄国现实生活，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对《第六病室》所反映的“新倾向”皆给予积极热情的评价。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艾尔捷尔，批评家斯卡比切甫斯基，名画家列宾等都激赏其精彩、深刻，这些评价尤显突出的是列宾，他在1893年4月写给契诃夫的信中极力赞赏这部小说：“简直是令人费解，从这个内容朴素、简单、甚至完全是枯燥的故事中怎么竟会出现人类的如此不容反驳的、深刻而又重大的思想。”(《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童道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147页)。我国著名学者、俄国文学翻译家朱逸森先生认为，《第六病室》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它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他认定“契诃夫将‘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契诃夫小说全集•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契诃夫在鞭挞看守人尼基达这类恶势力人物丑行的同时，更注重在不幸的格罗莫夫、米哈伊尔、拉京的身上，挖掘其精神沉沦的痛苦依据，他们的“疯”，即反映了现实社会给他们施于的巨大压力。今天，在我们看来，使拉京医生精神崩溃的，实质上是来自社会内外两种压力，那个社会粉碎了人们内心的人性善良，摧毁人们的精神世界，把人类的良知异化，甚至把是非观念黑白颠倒，故而才会擅自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视为异类和疯子，那个社会竟然支持被愚化了的“公众”，而让这些公众变成一件件工具、一根根钉子、一颗颗牙齿，然后再由他们来咬碎“魔圈”内的拉京医生——这个“魔圈”，实则是绞杀良知的魔窟。容不得思想，容不得交流的社会，最希望百姓是愚人、群氓 ，这样统治起来就得心应手。面对沙俄统治的社会，那些力争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人，就只有消亡或牺牲，或者只剩下疯掉最后一条路了。

人类寄生于现实社会，要靠强大的精神救赎，要靠丰厚的物质做支撑，只有这两者平衡发展，人类社会的高楼大厦才能坚固，子孙后代才能赖以生存，并可传承延续久之远之，反之，就是腐败透顶的坟墓了，不愿与之同腐烂、同消失，就得有那么一批仁人志士，致力于探求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捣毁僵化不前的社会形态，摧毁陈腐糜烂的旧制度，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新纪元，这才是崭新人生的真正开启。

同处旧俄时代、后来成为沙俄掘墓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列宁，当年读完这篇小说后写道：“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有这类“病室”的社会 ，将何以为其子民谋得幸福？将何以为其民族赢得发展？将何以为人类的文明发挥作用呢？这样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必然会被这位后来的革命家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所打碎。

我想，能写出这篇杰作的契诃夫先生，一定知道文学有其预见性的同时，还有唤醒人们和引领时代的作用。我敢说，契诃夫小说作品的人文思绪，是伴随其艺术创作的思维而同步深化、同步飞翔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它有其超越时代的深层思考，大师的艺术创作必然饱纳宏大的人生社会主题，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