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桂林 徐浩程

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5000余字的《决定》中“监督”一词共出现52次，是高频词之一。

“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强化政治监督”“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尽管《决定》的52个“监督”分布在7部分，但其中32个出现在第十四部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

应该如何理解监督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对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而言，又应该如何坚持和完善监督体系？就此，本刊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何增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李莉。

何增科

李莉

权力监督的问题与难点

《廉政瞭望》：此次《决定》中专门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是否意味着监督体系也有一个现代化的命题？

任建明：推进现代化对于保障国家宏观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四中全会提出的13个方面的制度或制度体系，其中最后一类是关于权力监督和廉政建设的。这类制度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既重要又困难，还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以至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都从未破解。如何在这类制度建设上实现突破？关键还是要坚定地推进现代化。而要推进相关制度的现代化，首先就要克服传统观念，实现观念和思想上的革命。